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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伯得此密意当然不敢违背。在国防部召开的江防紧急会议上他处处采取顶撞态度。当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指出他的计划无异于自杀时，汤恩伯回击说：“这是总裁方案，我必须执行。”蔡反问说：“如果敌人过江，你能守得住上海吗？”汤恩伯怒发冲冠，顿把桌子一拍，吼道：“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什么守江不守江，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说着扬长而去。
李问何应钦、顾祝同：“这局面如何收拾。”
何、顾二人苦笑：“老总不答应，那又有什么办法，只有让他垮呵！”
当4月22日，李宗仁等亲飞杭州见蒋问：“南京马上要失守，你看怎么办？”
蒋仍然谦然可掬地说：“无论你怎样做，我都十分支持你。”其可亲的态度，使李宗仁不惜冒犯之罪名，斗胆指出重兵防守上海之策略，必将使南京，江阴、芜湖一线兵力不足，这无异于开门揖盗。建议委员长重新调整部署。蒋介石还是笑眯眯地说：“我支持你，我支持你！”
李宗仁此时虽获得一丝的安慰，但他知道即使蒋采纳他的建议，时间也来不及了，更何况蒋根本就没有真正支持他呢。因此当他从杭州飞回南京时，南京郊区早已响了枪炮之声，汤恩伯已将部分军队调回上海。李宗仁意识到一、二天后自己也不能再在南京立足了，不禁感慨地说：“如果蒋先生不在背后使用权术的话，局势也许不会糟得这么快。”
古今奸海蒋介石设计斗群雄
蒋介石设计斗群雄
我们都知道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为他运筹帷幄打天下。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及要员请了三次都请不动。是蒋介石决心影息政坛，归化为民，抑或是国民党方面的心还不比刘备的诚，所以还打动不了他。也许是，也许都不是，还是让他自己来说明吧。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在桂系的“逼宫”下，被迫宣布下野，并在上海发表了下野宣言。宣言称：“余自受命党国，出师北伐，已兹一年。环顾四周情况，党国呈分裂之兆。人民穷困，国民之大业，荏黄不见发展。然武汉等同志不查真因，诽谤集余一人，余之存在既非党国利益，故余毫不踌躇，即刻下野”。
蒋介石口头虽说“毫不踌躇”，但言辞间还是充满着沮丧、无奈和不甘心。此时的心情正如他在给宋美龄的信中所说：“今退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恢绝。……所谓功业宛如幻梦”。
蒋介石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乡奉化，住在溪口的雪窦寺。故乡的清山绿水，乡民们的纯朴热情，使他很快从失败的沮丧中摆脱了出来，那种不甘心，不屈服的劲头又涌起来了，连同那报复的强烈愿望。此刻，他身在奉化，而心已在南京。于是，他指示他的人不听从李宗仁、白崇禧的命令，令他们难堪。
在南京，拥护他的人，就迅速行动起来。胡汉民等“长衫佬”誓与蒋“共沉浮”，加剧政局的不稳。他的爪牙群起鼓噪，为他喊冤，要求速请蒋介石复职。李宗仁主持的南京政府几乎陷于瘫痪。连远在西北的冯玉祥也打来电报责备南京、武汉两政府逼蒋下台，他说：“北伐吃紧之时，乃党国要人不以国家民众为前提，精诚团结，一致对外，顾斤斤焉，而操同室之戈，徒使敌人张目，能不令人失望耶！”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五人联合回电冯玉祥，称：“一柱擎天，惟有此公焉！”。上海的买办势力一直支持蒋介石。他们是否肯为南京政府出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干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通过他们控制南京政府的经济命脉。孙科当了南京的财政部长，上海的买办不与他合他，政府财源受到了影响。白崇禧派张定У鄙虾Ｊ谐ぃ萸⑶淇刂频纳虾８魃桃低盘辶肭竺裱∈谐ぃ允鞠嗫埂＝槭牡障挡慷尤匀恍е矣谒�
南京当局开始意识到蒋介石辞职带来的重大损失，这对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抗衡很不利。于是李烈钧等人遂改变态度，极力电请蒋介石复职。在蒋介石看来，这太早了。他于八月十六日致电南京婉拒了，他说：“中正自愧谫陋，无补时艰”，“清夜们心，益滋惶惑，伏恳请辞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并请重治中正之罪。”南京当局立即于十七日回电蒋介石，称赞他的电报“语重心长，哀而无怨”，劝他“不避劳怨，勉任艰巨，克速回宁”。蒋介石还是不动心。
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经过几年的分裂对抗之后，为了解决共同面临的敌人，还是走向了统一。随着军事对抗的结束，政治上的分歧和矛盾又产生了。最大的分歧就是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问题，为此汪派与桂系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双方都向资历深的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友好，以拉其为己所用。因此，昔日门可罗雀的西山会议派许崇智在上海的寓所变得车水马龙，哄闹如市。结果汪精卫对西山派的奉迎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西山派还是站到了桂系的一边了。
9月6日汪精卫由武汉到达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宁、汉分裂双方都有责任，不应相互指责。还表示二届四中全会后，将亲到奉化请蒋介石复职，他自己将引咎辞职。9月9日，他到达上海，参加宁、沪、汉三方举行的谈话会。胡汉民因其曾到武汉追随过共产党，所以很看不起汪精卫，尽管汪精卫后来反共也不下子蒋介石。这次也拒绝了汪精卫的求见。汪精卫为了讨好胡汉民为代表的沪方，提议先在上海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并请蒋介石也来参加。蒋介石听说后，只是笑笑，他知道现在只是各派争斗正烈的时候，现在出去了，也会被纠缠得精疲力尽的。他要等到他们斗得疲惫不堪时，再出来收拾。于是蒋介石暂时告别中国，到日本去追宋美龄去了。
再说宁、沪、汉三方经过协商，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为中央临时机构，行使中央职权。汪精卫及汪派大受排斥。于是汪精卫在李济深的邀请下，由张发奎派人接到了广东。李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巩固两广的半独立状态和利用汪精卫的声望。以加强自己政治地位的需要，可是，不久，张发奎和汪派却联起手来，图谋将李济深和桂系逐出广东。李济深感到汪派在粤，总是祸根，想由桂系黄绍竑出面，把汪派及张发奎的第四军赶走。
正在双方矛盾激化的时候，蒋介石为了打击报复检系，大搞联蒋反桂活动。他曾派宋子文到广东活动，与汪派密谋驱逐李济深及桂系出广东，把广东建成蒋、汪联合反对特委会的基地。宋子文还向汪派表示，只要汪派夺得广东大权，蒋介石从日本回国后即来广东，与汪合作，建立中央。当蒋从日本回来后，即电请汪赴沪，讨论党政统一问题。由于形势已变得对蒋有利，蒋来到广州去。改招汪到沪在宁、沪间煽动反对特委会，与广东的汪派相互配合。
汪精卫因得到蒋介石的支持，干是大胆地与张发奎密谋起具体的驱车倒桂计划。经过精心策划，确定张发奎在香港躲进幕后，汪精卫则以偕同李济深赴沪开会为名，把李济深引开，然后由军长黄淇翔出面举行兵变。十一月十六日，汪张按计划行事。
当11月18日，汪精卫携同李济深在上海登岸时，兵变已经发生，桂系在粤部队急忙向广西撤退，汪派掌握了广东的一切大权。李宗仁、白崇禧害怕粤兵进入广西，忙打电报给张发奎、黄琪翔，称：“桂军已全部返桂，请停止内战，等待中央解决”。李济深则通过拆斥顾孟余、陈公博与张发奎、黄琪翔串通一气，指桑骂槐地责骂汪精卫。这下南京的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反汪派一下子抓住这次事变攻击汪派，说汪精卫是共产党，这次事变就是他与共产党策动的武装起义。于是在上海、南京响起了反对汪精卫的一片呼声。
蒋介石看到这情景，心里直乐。这局面正是他所希望的。其实这一政变也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计谋，他利用汪、张狠狠地打击了桂系，同时又使汪精卫处于众人指斥的地位。这样，国民党的大局桂系、汪派就没有资格去掌管了。于是，各派都向蒋介石求援，希望他尽早复职控制全局。蒋介石为他的复职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广州事变后，汪精卫到处受到打击，蒋介石为了对付他复职的最大障碍特委会，决定再联合汪精卫。因此，他处处为汪偏袒。作为回报，汪精卫在反对南京特委会上很卖力。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十一月十七日的广州事变，其目的是反对不合法的南京特委会。黄琪翔采取军事行动，是因为黄绍竑接受南京特委会的命令来到广州所引起的。把罪魁祸首转嫁到了特委会和桂系。
特委员的委员暴跳如雷。在12月7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汪派受到了西山派，桂系、李济深和反汪派的猛烈轰击。蒋介石暗自高兴，然后中间人身份出面禂停，力劝息争，称“为促成四中全会召开，应当捐弃成见”。争吵才渐趋平息。有趣的是在争吵中，双方都争着讨好蒋介石。汪精卫抢先在十二月十日的会议上提议，请蒋介石复职。他说：“惟有请预备会议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看到了汪精卫抢了头功，也急忙向报界发表声明，称汪精卫拥蒋反复无常，而他自己则一贯拥蒋。这时，阎锡山、冯玉祥促蒋复职的电报也到了上海。于是在这次预备会上自然而然地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一九二八年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公推蒋介石负责筹备。这样，蒋介石复职的障碍—一特委会扫除了。
这下蒋介石可满意了吧，出乎意料，他并没有马上表示同意复职。在他看来，现在西山会议派，胡汉民和汪精卫都是与他争权的对手，如果不把他们搞掉，就匆忙出山，必会陷入下野前的矛盾重重的窘况。于是蒋介石开始着手除掉对手的活动。
西山会议派，自持元老身份，很看不起蒋介石。为了挫掉他们的傲气，蒋介石与陈果夫策划了南京“一一·二二”血案。11月22日，南京举行“庆祝讨唐胜利大会。”陈果夫在蒋的授意下，布置喽啰到会场捣乱，发表“打倒西山会议”的演说。会后游行，队伍行至复成桥，枪声大作，击毙四人，伤二十余人，开枪者逃之夭夭。陈果夫的走卒立即抓住这件事，在各地发动反对“一一·二二惨案”运动，指控此次惨案是江苏省党部常委、西山派分子葛健时一手策划的，要求惩办凶手葛健时。又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西山派，并推它上被告席。西山派忙于应付所受到的控告，气焰顿消。蒋介石利用这件事，剥夺了西山派的一切发言权。
1927年12月11日，我党在张太雷、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起义。这下子，李济深、李宗仁、吴稚晖等人又利用这件事，再次向汪精卫发起联合进攻。蒋介石看到了这是驱逐汪精卫的绝好机会。
上次，蒋介石用得着汪精卫，为他解了围，这一次已用不着他了。于是，蒋介石决定用两派的手段来对待他。汪精卫为反驳诬称他为共产党，拼命进行了反击，但终究抵挡不住，被迫躲进医院，称病谢客。蒋介石看到汪已陷入重围，就故意出来解围，并致电黄绍竑、陈铭枢、陈济棠等人担保说张发奎不是共产党，还指示张发奎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协力反共。汪精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也致电李福林，服从蒋令协力讨共。于是，在蒋、汪的导演下，各军阀奋力向广州反扑，掀起了反苏反共的恶浪。
但这并不减轻汪的压力，吴稚晖等人反诬汪反共是“苦肉计”。监察委员邓泽如等提出了“查办汪派集团案”。十二月十四日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的职务。十六日又令邓泽如、古应芬查办汪精卫等人。白崇禧甚至找杜月笙及法国领事帮忙，企图秘密杀害汪精卫。遭拒绝后，白又亲自布置。这时，蒋介石看到驱汪时机已到，便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为了安全起见暂时离开上海。汪精卫无奈只好出走欧洲。
对于胡汉民，蒋介石对付得也很巧妙。十二月三十一日，监委邓泽如、古应芬等，将查办汪派集团的提案报到南京政府。蒋介石这时有意拖延，袒护汪派。这激怒与汪派势不两立的胡汉民。他们认为蒋反复无常，偏袒与共匪有来往的人，无法与他合作，表示拒绝参加即将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