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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 作者:王松山等-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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稼祥同志,我请求党中央调我回国工作,你看行不行?驻共产国际代表,就请你来接任吧!”王稼祥只是笑而不语,他知道康生的为人。康生又接着说:“稼祥同志,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请示国内了,让我回去好好地跟着毛泽东好好学习学习。长期在国外,太脱离实际了。”

  1937年1月,康生与王明一道回到了延安。这时康生还不想立即把王明甩掉,因为他还想靠这四年莫斯科工作的成绩在延安捞好处呢。结果康生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康生就拉王明去党校作报告,大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康生赞其报告“很深刻”、“很重要”。此时,康生虽已不再是王明的副手了,但他仍对王明保持着一段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日后留有余地。同时还因为他们在苏联还有一段见不得人的整人历史需要共同保护。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王明彻底垮了下来。作为王明的追随者,康生极为害怕,他想现在是甩掉王明,反戈一击的时候了。于是,他在领导面前,在会场上大力揭发王明的缺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领导认为他揭发有功,委任他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对党内干部握有生死予夺之大权。康生利用这权力,在延安整风的“挽救”运动中,诬陷、杀害了不少好人。

  如此重要的职务的获得,说明他还是很得高级领导的信任的。截此为止,他已经两次历险而又两次幸免,两次被重用了。其中的关键是他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

  解放后,康生因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一职失败,便“养病”了六年。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在陈伯达之后。康生对此很是恼火,但又不好发作,只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把失去的夺回来,而且还要捞回更多的东西。为此,他又开始思讨怎样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戏了。

  他知道,现在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想获得高的职位,必须先取得他的信任。于是,他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吹捧毛泽东。

  首先是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一点他比林彪来得早。康生一反几年前空闲的常态,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了。

  1957年3月13日,在中央宣传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康生大力吹捧说:“自1952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新的发展。”“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以后又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吹捧。说:“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这些新理论,马、恩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一点,但讲得不彻底。”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后来康生还多次对人炫耀说自己是“顶峰论”的发明人呢。

  1958年,康生到全国许多地方大力鼓吹“左”的一套,称赞“大跃进”,说:“这个时代,形势喜人……要敢想、敢说、敢做。”“每日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出现,真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在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只要我们把封闭的脑袋打开,什么奇迹都不在话下。”“至于农业大学,至少要挂五个牌子:第一是学校的牌子;第二是挂工厂的牌子;第三是挂农场的牌子;第四是挂研究所的牌子;第五是挂农林局的牌子;最好挂上十几个牌子。”“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大胆地想,大胆地搞,就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它并不神秘。”还说什么:“甘薯长得象西瓜一样大,可以翻十几番;烟草长九公尺多高,象四层楼那么高。”炼高炉,一个八岁的小孩用小竹竿穿孔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可是,“神话”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浮肿病,饿死人,使得中央不得不到庐山去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对策,总结经验教训。这时康生心里感到有点惴惴不安,看来要批“左”了。他已听人说过彭德怀、杨献珍对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很是不满,说他:“简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康生由此对他们两人怀恨在心。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竟是彭德怀的一纸“挑战书”使他得救了。庐山会议不批“左”而转向批“右”了。但康生仍借此狠狠地批彭德怀,以泄私愤。他说:“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会议还批判了张闻天。康生想此人是个理论家,发言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很难象批彭德怀那样去批倒他,得有理论水平。于是他在8月3日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

  康生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赢回了他失去多年了的权力。这是后话,再说他从庐山回来后还惦记着杨献珍欠着的仇还没报,干是又挥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向杨献珍扔去,直至把他弄得“向党低头认罪”为止。

  1966年,康生窥测到毛泽东想发动一场运动,于是出谋划策,抛出了启动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

  当林彪受宠,成为新的接班人后,康生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的新主人,也竭尽献媚之能事。一天他看到一份学生写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材料,说有人要在北京搞兵变。康生一看,脑子一亮。“兵变”,林彪最近不是大讲兵变吗?可从这里为他的讲话找到个实例,以显示林副统帅的料事如神,这样林彪一定会感激自己的。于是康生跑到北师大、北大去演讲,宣称:“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时彭真早已被打倒,康生这么做是想借此让群众把矛头指向林彪的仇人,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经康生这么一说:“二月兵变很快在北京,全国流传开来。

  林彪立即接过康生抛过来的政变绣球,要求吴法宪、李作鹏赶快去找材料,中心就是陷害贺龙插手空军和海军,想把这两军作为搞反革命政变的基地。这两种编造的材料抛出后,贺龙就不明不白地被捕了。但麻烦的是没有过硬的罪证材料,林彪心里有点发虚。此时,又是康生出来解围。

  他凭着自己的想象绘声绘色地描述起了贺龙是怎样搞兵变的:你们知道吗?贺龙在北郊修了个碉堡,还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他给体委发了枪炮,大炮就安在什刹海,对准着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或无线电俱乐部。贺龙与刘仁,与团中央的玉照华都有关系,一次发七百条枪。

  这么一位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出来说话,而且说得又是那样的有鼻有眼,哪还有假吗?人们原先所存的一点怀疑此时也都消散了。贺龙此时就是有翅也难飞了,更何况野心家正想要他的命呢?林彪为此对康生大加赞赏。

  康生讨好林彪的另一着是编《林彪文集》。1969年把中央党校的心腹叫来交代说:“你们要把林彪文集印出来,规格同《毛泽东选集》一样,这是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时间要抓紧,对外要保密。”

  经过一年的时间的忙碌,《林彪文集》印出来了,封面是闪闪发光的烫金大字。印完后,康生恭恭敬敬地把样书送给林彪。但这一次他留了一手,先不急着发行,要看一段时间再说。林彪拿着这金光闪闪的《林彪文集》,十分高兴,称赞康生为不可多得的智囊人物。没想到康生这一手算是留对了。林彪于1971年“九·一三”摔死于温都尔汗。他不禁一叹:“好险呵!”然后下令把那数以万计的《林彪文集》送到了纸浆厂里,秘密地销毁。

  1966年12月,姚文元《评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为此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写出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也即《二月提纲》。康生作为小组的成员也参加了讨论,当时彭真曾征求过他对《提纲》的意见,他摇摇头说:“没有了。”他本人还亲自圈间过,并顺道与彭真一起到武汉向主席汇报。

  时隔一个月之后,当他与江青一起向毛主席汇报时,却意见颇多了。他说:“彭真执笔的这个汇报提纲,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这是包庇吴晗。他们也是反对主席的,在吴晗和彭德怀翻案是否有联系的问题上,他们明目张胆地与主席唱对台戏,居然当面反驳主席。”他又继续挑拨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彭真等人控制的单位,一直按兵不动。……他们已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了。”

  当毛主席给《二月提纲》定性为“错误的”以后,在五月上旬的中央政治局大会上,康生除了向《二月提纲》发射猛烈攻击以外,还说:“我虽然也是五人小组的一员,但彭真偷偷摸摸地背着我,根本不同我商量,这完全是一种阴谋活动的产物。”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

  结果彭真被撤销了一切职务。而康生则是吉星高照。他和陈伯达被指定来起草“五、一六”通知。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顾问。这个小组后来获得了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权力。康生也随之达到了一种几近一下之下,亿人之上的地位。

  但是,捣鬼有术,也有效,但不会长久。总有一天是被人识破的。康生生前虽对他的这些阴谋诡计掩饰得较巧妙,但死后人们还是恢复其野心家、阴谋家的本来面目。真应验了一句古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古今奸海“四人帮”胆敢改遗嘱






“四人帮”胆敢改遗嘱

  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一传出,举国震惊,万象哀鸣,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可是,当人们还没有从哀痛中摆脱出来的时候,在中央高层围绕着毛主席的遗嘱正在进行着一场秘密的权力斗争。

  遗嘱内容在当时当然是属于高级机密的,一般人自然无从知晓。

  该遗嘱是毛主席病重期间写给华国锋的,内容只有三句话:“一是慢慢来,不要着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很快在政治局会议中作了传达,但他当时绝没有料想到后来会由此生发出那么多的事的。

  9月16日,华国锋一直忙到深夜十一点,才从人民大会堂临时办公室回家。按惯例到家后,他还要批阅完秘书放到小竹筐里的所有文件才去休息。当他掀开小竹筐时,只见最上面放着一封土黄色的大信封,上书几个熟悉的浓墨狂草:“华国锋亲启”,下端印着一行威风凛凛的朱红大字:“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他连忙拿起撕开,奇怪里面除了一张《人民日报》之外,什么也没有。

  华国锋忙揿铃喊来值班秘书,指着信封问:“这信是从哪来的?”

  秘书说:“这是叶副主席的机要秘书送来的。”

  华国锋又问:“他说了些什么没有?”

  秘书回答说:“没有。”

  华国锋先让秘书退下,他隐隐觉得叶帅送这张报纸来肯定是有意图的,于是打开报纸看了起来,跳入他眼帘的首先是第一版头条大标题《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再看内容,他的目光被一处标着红杠的字迹吸引住了:“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而在“办”字后面还加了个大大的问号。看到这,华国锋想起了主席写的那三句话,原件虽已给汪东兴保存了,但在笔记上他还抄有,于是急忙找来翻阅查对。不对呀,主席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现在怎么成了“按既定方针办?”这样改是为了什么?是谁提出要改的?这篇社论为什么不象惯例那样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连串的问题在他的脑中盘旋。华国锋也拿起笔在“办”字旁再加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再往下看,也不再挑出文章有什么毛病了,这益发增加了他的疑问。

  正在此时,电话铃声响了,华国锋接过电话听了起来,原来是张春桥打来,先问:“华国锋是否已看过今天的《人民日报》社论?”华国锋答:“正在看”。并问他这篇社论发表前是否看过,张春桥说姚文元给他看过清样。张春桥最后要求华国锋把毛主席的那句“临终嘱咐”写进悼词里。

  华国锋有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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