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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一些控制欲极强的母亲，担心孩子进不了曲棍球队算不了什么。哈佛大学录取官马琳在《谈话》杂志中提到一个申请者的母亲，“她说，‘我想让孩子进哈佛。我买最好的衣服，最好的床垫，别的事也一样。’”麦克拉斯女士认为这种自以为是的母亲“习惯了控制人”。她又指出，在这样的家教下，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路易斯从事学生录取工作已有13年，她这样评价最近的一些申请入学的学生：“一半的孩子都是从培养皿中出来的。”康涅狄格州一个中学的校长对那些妈妈们颐指气使的态度深感厌恶，“她们都一个口气，‘让我的孩子做吧。’”
当然大部分妈妈不会做过头，她们会温和地问，在孩子问题上，多少干涉是合适的，多少是必须的，但让她们什么都不做却决不可能。除了从工作中得到的经验和天生的欲望外，人类自然的恐惧感也让我们很难摆脱强势家长的形象。
记得《险境还生手册》一书吗？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就是告诉你不论身处多么恐怖的境地，只要用几个轻松的计策就可以顺利过关。鲨鱼来了？别着急，瞄准它最脆弱的部位——眼睛狠狠打几拳，它就会落荒而逃。碰到狗熊，赶紧保持不动，千万别去爬树；如果它攻击你，就打它的眼睛或鼻子。如果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不会害怕了，家长们渴望有这么一本书，教他们如何处理教养子女时遇到的严重问题。当孩子长大成人后，我们才能放下家长的重担，期间的艰难险阻怎么克服？要是知道如何处理每个紧急事件、每个危机，我们就不会再害怕，而且还会有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错觉。
但这样仍然不够。和工作不同，养育子女的困难之一就是不知道如何衡量成功。事情结束之前，你完全不知道究竟会怎样，这种没有把握的感觉让我们不知所措，只好相信只要做点什么，一切就会好的。也许把孩子送入最好的学校、球队，帮他们选择合适的朋友就没问题了。这样确实会让我们感觉好受些，总比什么也不做强。
安全也是现代父母担心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个危险的世界，必须替孩子遮风挡雨。的确，危险似乎无处不在，比如食品里的毒素、交通事故等等。《天堂里的波波族》一书的作者大卫·布鲁克斯在最近一期《亚特兰大通讯》中发表文章指出，我们很快会有一种新法律——带孩子安全法。人们关于什么该允许什么该禁止的谈判是场复杂的法律仲裁，家长们对白糖生产都投了反对票，而对教育光碟的制造则比较宽容。布鲁克斯先生特别提到，“关于安全的讨论最为热烈。父母或保姆开车带小孩时是不是打了手机？儿童座椅是不是经过专业的座椅安全检查？家中的电插销是不是安装了防止孩子触电的盖子？在大理石壁炉角是不是安有泡沫塑料，以防孩子碰头？马桶是不是盖了盖子，以防孩子失足掉进去淹死？院子够不够平整，孩子会不会摔倒？”
我们不想冒任何风险，尤其牵扯到孩子的安全和健康。当然，我不是劝父母对此放任不管，毕竟我每天都要和那些在各种意外中受伤的儿童打交道。但当父母因为这些危险而过分干涉孩子的生活，孩子只会更受罪。
而且在我看来，父母只乐意为孩子做那些小事：给他们戴上头盔；坚持在孩子座椅旁放上安全气囊；敦促小学校门上锁。但有时我们过于计较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忽视了一些对孩子更有影响的大事。比如说离婚、电视里的暴力镜头，这些事情的影响也许不像皮肉之伤那么明显，但孩子心灵的伤害却更难恢复。然而，大事难为。正如丹尼尔·阿克斯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中所写的：“父母的陷阱：小事操心，大事忽视。”父母只盯着眼前能做的，那些更重要的事则因为太难而被忽略了。同时他还指出，媒体夸大了儿童面临的危险，例如，2000年1～4岁婴孩意外死亡的比例比往年降低了68％。因为我们的孩子少了，所以担心就多了，单亲母亲的增多更加剧了这种焦虑。而结果正如阿克斯先生所说：“我想父母对那些小危险过分担心的原因是，他们对真正的危险无能为力。比如说，把孩子关在家比和他父亲维系婚姻要容易得多，尽管离婚总与贫穷、孩子的放纵、学业下降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们教育子女的方式是由生活阅历、强大的欲望和对未知的恐惧共同造成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试图控制子女。我们每一分恐惧和欲望都让家教行业有更多的理由繁荣下去，社会上无穷无尽的工具和服务也让我们“逼迫”子女时更为方便。尽管这使我们更加焦虑，但也更愿意花钱去买孩子的“成功”和“幸福”。这同消费主义的含义一样，只要我们能做到，我们就应当做。我们应该买那个设计精良的婴儿车，或者至少要考虑一下那个超级安全的奶嘴。结果，父母的要求使两种行业颇为流行：“高科技纽带”和“子女教育的外包”。
克服“管”孩子的冲动十个专家有九个都这么说（3）
高科技纽带
这一切都从护理监控器开始。你刚刚带孩子看完医生，感到身心疲惫，但幸好没有什么事，你放心地把他放进摇篮，准备与丈夫喝点儿红酒——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你刚一坐下，监控器的喇叭就尖利地响起来，告诉你婴儿在咳嗽。你冲到他身边，他睡着，没什么动静，你放下心来，但还得坐下来给医生写个条子，告诉他发生的事。护理监控器是个有用的发明，孩子生病或我们离他有两层楼远时，监控器既可以方便我们行动，又可以随时知道孩子有什么事。然而就像很多高科技发明一样，我们逐渐离不开它，即使就在隔壁，孩子的声响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以前孩子有点动静是很自然的事，现在却让我们时刻处在焦虑中。
类似的婴幼儿护理产品让我们产生了一种错觉：尽管不在孩子跟前，但通过这些工具，我们一刹那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情况，似乎孩子的一切都在可控制的范围内，这让我们颇为安心。这种用高科技产品把自己和孩子联系在一起的现象我们称为“高科技纽带”联系。
当孩子长大一点后，他们开始用ＢＰ机或手机，“高科技纽带”联系达到了顶点。有了手机，即使离得再远，父母也觉得孩子总在可触及、可掌控的范围内。因为有了手机，十几岁的孩子便可以做家长本不会答应的事，如去某些不适宜的夜总会、很晚回家或单独搭乘火车，等等。家长觉得反正打个电话就会知道孩子的去向，因此无须担心。这种错误的安全感使父母把孩子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而不自知。“高科技纽带”确实能把我们从一些麻烦中解放出来，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节省不少时间，它还会缓解因为不能常和孩子在一起而产生的内疚感。但问题是，当我们相信手机可以让我们随时掌控孩子的同时，也让我们无法明智地判断什么时候该对孩子采取适当的限制和安全措施。
另一方面，尽管“高科技纽带”可以使父母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却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孩子更大的依赖性，使他们失去了独立解决问题的机会。婴幼儿监控器使你的孩子不能自然入睡，因为有任何动静你都会过去哄他；小孩子一旦意识到监控器的叫声意味着妈妈马上赶到，他们还会故意引起监控器的反映。我的一个病人最近提到这样一件事：一个十年级的小女孩，老师在课堂上批评她调皮捣蛋，结果五分钟内，有两个孩子借口上厕所给他们的母亲打电话报告这件事，表示对老师的不满。又过了5分钟，校长接到一个家长的电话要求解释这件事。
没有手机，孩子们很可能在午餐时讨论这件事，还可能觉得老师的批评是对的。或者他们会当面跟老师说出他们的不满，或者发现那个挨批的孩子根本不在乎。无论如何，15岁的孩子不会有那么过激的反应，而是自己寻找解决问题的方式。
另一个小病人告诉我，当她和朋友争吵时，她打电话问母亲怎么办；妈妈很高兴，给了她很多建议。问题是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我听说很多大学新生常给父母打电话，询问如何处理和室友的关系、如何应付繁重的学业。以前大学生们很少问这些问题，而是自己解决。
“高科技纽带”使父母觉得对孩子无所不知，因而产生一切尽在掌握的错觉。《华尔街日报》登过一则故事，一个15岁的女孩在购买一件145美金的ＧＡＰ牌皮夹克时，她的妈妈打来电话，问她干吗买这么贵的东西。尽管母亲在几百英里外的办公室，但通过ＰＡＣＫＥＴ ＣＡＲＤ公司的电邮服务，她对孩子花钱的情况一清二楚。尽管电邮服务可以让父母控制孩子的花销，却剥夺了孩子学习了解物品的价值，培养良好消费习惯的更为适宜的方式：信任和预先的建议。孩子也许觉得事先谈论自己要买什么不是件愉快的事，但他很快会发现这对自己更有帮助。比如说在母亲的建议下，花很少的钱就买到了可心的东西，节约的部分可以存起来做零花。确实，高科技手段让父母节省了时间，避免了与孩子讨价还价的痛苦，却也错失了与他们正面沟通的家教良机。
子女教育的外包
当母亲们奔波于工作、慈善事业、社会活动和家庭之间，她们可能觉得应付与“工作”相关的事情非常容易——如打电话、上网调研，但手把手地教育子女却是件令人头疼的事。首先她没时间；另外，她不是个好厨师，不会做道具服装或成功地组织生日晚会，她觉得专业人员可以做得更好。像在工作中一样，她想到“外包”的办法，她开始外包自己孩子的教育，每一步努力都受日益发达的家庭教育产业的鼓励，现在这个产业兜售的恰好是专业技术。我们送孩子去学餐桌礼仪、参加ＳＡＴ辅导班，相信在专家的教育下，孩子将举止优雅、聪明乖巧、无所不能。家长的职责就是遥控这一切，这样不仅容易，还因为专业而更加有效。
《纽约时报》曾报道过温彻斯特的一名职业自行车教练，他教孩子们如何骑自行车，深受家长欢迎。他的事业进展得很顺利，现在不仅给小学生开班授课，还教大一点儿的孩子和大人骑山地车（另外给孩子传授如何让家长给自己买山地车的秘诀），还有三两个孩子组成的自行车表演课程。文章指出，在当今这个社会，既然孩子们功课上有辅导老师，打球有私人教练，音乐艺术上有指导老师，那么学骑自行车也要有教练就不足为奇了。正如一个母亲说：“孩子从专业老师那儿学得更快。我会骑车，但我不一定会教孩子。”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很多父母迫切希望凡事都为孩子做到最好。但无论是跟父亲学骑车还是帮妈妈做蛋糕，对孩子来说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能够与父母在一起。可惜很多父母忽视了这一点。孩子在十几岁前总是渴望和父母在一起，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心智健全、表现优异。二战中德国空袭伦敦，很多父母为了子女的安全把他们转移到郊外，但也有的孩子与父母一起经受着空袭的苦难。后来的调查表明，那些与父母在一起的孩子比那些离开父母的孩子心理承受能力更强。
我们外包家教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不愿干涉孩子获取独立生活能力的过程。我们以为与孩子一起旅行比不上某些所谓更有“意义”的经历。9月开学，我站在孩子学校门口时，与一个我认识的12岁女孩交谈起来。她告诉我暑假她去了日本，学习艺术，然后参加锻炼领导才能的夏令营。尽管她说这个暑假过得很棒，但谈到具体细节时，就不是那么有趣了，孩子说她在日本时讨厌泡在公共的大池子里，而一个暑假她都非常想家。
如果孩子和父母一起度过这样的假期，他们会很快乐，但独自进行则让他们害怕、恐慌。
家长们把孩子打发走时，从未考虑这些负面因素，这很让人吃惊。孩子单独旅行时，我们的担心被希望可以借此锻炼他们独立自主能力而抵消。允许孩子独自坐飞机已经十几年了，航空公司尽全力替我们照顾着他们。然而在飞机上女孩子第一次来例假，小学生尿了裤子或者在吃饭时烫了嘴还是常事。等孩子到了家，他们往往不提这些痛苦的事情，被为父母视为“成长经历”的想家感觉也被抛到脑后。现在航空公司已经开始拒绝让小孩独自搭乘飞机，他们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