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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者”，日本人民是他们潜在盟友。的确，他们从这种看法中得到很大的鼓励。这种从民族偏见上升到更高水平的对抗在很大程度上无疑地可以溯源于许多中共领导人在俄国所受的教育，他们上过中山大学，或东方劳动大学，或红军学院、或一些培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干部的其他学校，回国以后成了本国人民的导师。
说明他们国际主义精神的一个例子是，他们对西班牙内战的发展极其关心。报上发表的公报张贴在村苏维埃的会议室，也向前线部队宣读。政治部对西班牙战争的起因和意义作了专门的报告，把西班牙的“人民阵线”同中国的“统一战线”作了对比。另外还举行了群众大会，进行了示威，鼓励大家进行讨论。有时甚至在穷山僻壤之间，你也能发现红色农民也知道一些象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和德、意“侵略”西班牙这样的基本事实，说这两个国家是他们敌人日本的“法西斯盟国”！这不免相当令人惊异。尽管地理上处于与世隔绝状态，但是这些乡下佬由于无线电消息、墙报和共产党的报告和宣传，对世界政治的那一方面情况，现在比中国任何其他地方的农村居民了解的都要多得多。
共产党所采用的方法和组织都讲严格的纪律——这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所固有的一种纪律，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似乎已经产生了某种类型的合作和对个人主义的压制，一般的“中国通”，或者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者自以为“了解中国人心理”的外国传教士，如果不是亲眼看到，是很难相信的。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生活中，个人的存在是在社会整体、即群众之中的沧海一粟，必须服从于后者的意志，如果担任领导，就要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如果是作为物质创造者，则是不自觉地做到这一点。当然共产党人之间发生过争论和内讧，但都没有严重到使党或军队受到致命伤害的程度。这种现象，这种“非中国式的”团结一致，是把社会当作各种阶级力量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场所这种新观念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只有团结最一致、目标最坚定、精力最充沛的力量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种团结一致如果不能说明他们的胜利的话，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免遭消灭。
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是南京能够把他们的军事或政治力量分裂成为相互对立的、永远相互打内战的派系，象它对其他所有反对派那样，象蒋介石对他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夺权对手那样，那么剿共的任务就可能会获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南京的尝试都失败了，例如，几年以前，南京曾经希望利用国际上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争来分化中共，但是，尽管出现了所谓中国“托洛茨基派”，他们却只博得了特务和叛徒的臭名，因为其中有许多人由于他们的立场所决定而参加了蓝衣社，把以前的同志出卖给警方，而且他们在群众中间从来没有什么重大的影响和很多的追随者，始终只是一批悲剧性的、失意的、孤立的知识分子的乌合之众。他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形成任何严重的破坏威胁。
共产党基本抛弃了所谓中国礼节这种封建糟粕，他们心理和性格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极为不同。爱丽丝·蒂斯达尔·荷巴特是永远写不出一本关于他们的书的，《王宝钏》的中国作者①也是如此。他们直截了当、坦率简单、不转弯抹角、有科学头脑。一度是所谓中国文明的基础的中国旧哲学，他们几乎全都摒弃，而且，最重要的也许是，他们也是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不共戴天的敌人②。我与他们在一起的大部分时候感到非常自在，好象同我自己的一些同胞在一起一样。附带说一句，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出现对他们很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可以把我，而且也把我到苏区来的好奇心，当作他们的运动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具体证据。他们把我当作一种给怀疑派看的头号展品来加以利用。
由于他们热烈地崇拜苏联，因此难免有不少抄袭和模仿外国思想、制度、方法、组织的地方。中国红军是按俄国军事方针建立的，它的大部分战术知识来自俄国经验。社会组织总的来说按照俄国布尔什维主义规定的形式。共产党的许多的歌用俄国的音乐，在苏区很流行，有许多辞汇直接从俄语音译为中文，苏维埃三个字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在他们借用的过程也有不少改动，俄国的思想或制度很少有不经大加改动以适应具体环境而仍存在下来的。十年的实际经验消灭了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的做法，结果也造成苏维埃制度中带有完全是中国式的特点。当然，在中国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模仿和采用西方的过程也正在进行，因为甚至古老的封建遗产中的诗——斯宾格勒③称之为“伟大历史的废料”的东西——也很少有什么东西，不论对于建设一个资产阶级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能够应付国家今天千头万绪的新需要的现代化社会，有很多价值。在旧中国这个子宫中同时孕育了两个卵细胞，而且都是从国外受精的。因此，有意义的是，举个例来说，共产党在组织青年的方法方面取法于俄国的固然很多，而蒋介石总司令则不仅利用意大利轰炸机来毁灭他们，而且也效法基督教青年会来组织他的反共的新生活运动。
最后，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策略路线、理论领导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之下，如果说不是积极具体指挥之下，而共产国际在过去十年中实际上已成了俄国共产党的一个分局。说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是好是坏，中国共产党象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他们的政策必须符合，而且往往是必须从属于斯大林独裁统治下苏俄的广泛战略需要。
这一些至少是够明显的了。由于分享俄国革命的集体经验，由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国无疑地得到了很大好处。但同样确实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其生长发育的痛苦过程中遭到严重的挫折，也可以归因于共产国际。
①指留英中国学者熊式一。——译注
②这里我不是指全体农民群众，而是指共产主义的先锋队。
③奥斯瓦德·斯宾格勒（一八八〇——一九三六年）德国哲学家，著有《西方的衰亡》。——译注
四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
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中俄关系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一九二三年到二七年，是苏联和国民革命派之间的一个事实上的同盟时期。后者是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同床异梦的合作者组成的，他们的目的是要用革命来推翻当时的中国政府，实现中国的独立，摆脱外国帝国主义。这项振奋人心的事业以右翼国民党的胜利，成立南京政府，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中俄关系破裂而告终。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国孤立于中国和南京完全绝缘于俄国影响时期。这一时期到一九三三年底莫斯科恢复与南京的外交关系而宣告结束。第三个时期以南京莫斯科温吞水的修好开始，由于南京不断同中共进行激烈内战而弄得很尴尬，后来到一九三七年初戏剧性地结束，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实行了部分和解，为中俄合作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我在红军的时候，对共产党的情歌，国民党仍充耳不听，这个新的时期以后在恰当场合再谈。
上面提到的中俄关系三阶段也确切地反映了共产国际近年来性质的变化，以及它从一个国际煽动组织转变为苏联国家政策的一个工具的几个过渡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这种变化的国内和国际上的极为复杂原因的辩证关系，要在本书加以详述是不可能的，但是考察一下这些变化对中国革命基本发生了什么影响，又受到中国革命什么影响，却很适宜。
凡是对这个问题有所研究的人都知道，中国革命在一九二七年遇到的危机与俄国内部和共产国际内部所发生的危机正好发生巧合，后者表现为托洛茨基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争夺世界革命力量的理论控制权和实际控制权的斗争。要是斯大林没有等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的“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要是这个问题在这以前就有了定论而且他又能够支配共产国际，那就很有可能，对中国的“干涉”就根本不会发生。不过无论如何，现在再进行这样的推测是毫无意义的事了。斯大林在进行他的斗争时，在中国的路线早已决定了。
在一九二六年以前，对中国国民革命在军事上、政治上、财政上、文化上给予积极合作的工作，主要是在季诺维也夫的指导下进行的，他当时是共产国际主席，并且这工作也受到托洛茨基的很大影响。在这以前，斯大林派还没有彻底击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初开始，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事务和政策主要由斯大林负责，他从此加紧了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这一点是没有不同看法的。
因此，共产国际在一九二六年，接着在一九二七年春天发生灾难期间给予中国共产党策略路线和“指示”的时候，是由斯大林领导的。在这些瞬息万变的几个月里，当中国共产党人头上的灾祸象强劲的台风一样袭来的时候，斯大林的路线遭到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所领导的反对派的不断攻击。季诺维也夫在当共产国际主席时，充分支持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路线，但是现在他却激烈反对斯大林执行同一路线。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叛变”，一九二六年在广州进行一次未遂政变后，季诺维也夫预言必然会发生反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会与帝国主义妥协，出卖群众。
在蒋介石第二次政变成功之前至少一年，季诺维也夫就开始要求共产党人脱离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他现在认为国民党不能完成革命的两项主要目标，即反帝——推翻外国在中国的统治——和反封建——推翻地主豪绅在中国农村的统治。托洛茨基也这样早就开始鼓吹成立苏维埃和一支独立的中国红军。总的来说，反对派预言如果斯大林的路线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在这一阶段的希望顶多就是这个——就会失败。当然，这个预言是说中了。
但是有充分理由相信，要是把反对派的反对意见作为在中国及早采取激进政策的基础，后来发生的悲剧可能会更加严重。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批评，一如既往，颇为精辟，他的意见同实际情况的特点也不无联系。但是象经常的那样，联系却并不很多。他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发言都收在《中国革命问题》一书中，这本书肯定是本立论松懈的著作，尽是漫不经心地不顾当时实际情况的客观限制的地方。这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的政策固然造成了灾祸，他所能够提出的办法也只会更早得多造成一个更加全面的灾祸。
斯大林在大失败以后为自己辩护时，嘲笑托洛茨基认为共产国际的策略路线是招致失败的主要原因这一论点，认为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加米涅夫同志说，共产国际的政策是造成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说我们“在中国孕育了卡芬雅克们”……怎么能够说一个政党的策略可以取消或改变阶级力量的对比呢？对于那些忘掉革命时期阶级力量对比的人，那些要想用一个政党的策略来解释一切的人，我们能说什么呢？对于这种人只能说一句话——他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①。
事实上，凡是研究这一整个时期情况的公正的人，很难能逃避这样的结论：托洛茨基派过于夸大了共产国际错误的重要性，同时又低估了客观形势的极其不利因素。他们对于利用共产国际的错误来作为攻击斯大林的新炮弹，显然比对中国的当前命运更感到有兴趣。反正，他们的攻击并没有成功。整个来说，党仍不信斯大林是无能的。由于中国革命的失败，加上在此以前巴伐利亚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的遭到摧毁，以及共产国际在东方各国的希望遭到普遍破灭，党已对在国外进行冒险发生厌倦，倾向于转而进行国内建设。斯大林胜利了。托洛茨基遭到了流放——而且，如果我们竟然相信莫斯科审判时提出的证据的话，干起破坏铁路的事来。
斯大林取得了胜利，通过了五年计划，对拖拉机产生了狂热，共产国际在这以后所发生的重要变化是，暂时搁置了积极促进当前世界革命的计划，苏联的革命热情集中用在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攻势上。共产国际不再成为支配力量，而是变成了苏联的一个机关，逐渐变成了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平凡单调劳动进行美化宣传的广告社。它的主要任务已从用暴力，或者用积极干涉来制造革命，改变为用榜样来促进革命。由于“世界革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