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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毛主席于24日到会讲话，批评领导机关的思想严重落后于实际。详细内容我在本书第17篇中也作了介绍。现在，按照少奇同志的传达，毛主席的意图是“批判各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批判的范围，就扩及到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形成，已经对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事业的发展，形成了强大的压力。现在再批这些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压力当然就更大了。
毛主席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也是事出有因的：
第一，他感到国务院有些部门设想的长期计划指标偏低了。
1955年夏，国务院在北戴河开会，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要求，讨论编制15年（1953—1967年）远景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轮廓的问题。各部汇报自己的设想。按照各部汇报，1967年，全国粮食产量6000亿斤，棉花产量5600万担，钢产量1800万吨，煤炭产量28000万吨；工农业产值平均年增长速度：“一五”8。6％，“二五”9。9％，“三五”10。1％，15年平均年增长9。5％。10月5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毛主席对这个设想是不满意的。如同抓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先从农业改造高潮抓起一样，抓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他也从农业发展速度抓起。
11月中旬，毛主席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东、中南、东北和华北15个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远景，归纳了《农业十七条》。12月21日，他起草中央通知，将《十七条》发给上海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十七条》最重要的一条是：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400斤增加到800斤；棉花亩产分别达到60斤、80斤、100斤；各地分别储积足够一年、一年半或两年的余粮。还有一条是：从1956年起，12年内，开荒14000万亩，到1967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18亿亩左右。按照估计中的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一算，1967年的粮食产量，就不是6000亿斤，而是10632。8亿斤，超出主管部门原设想的指标近80％；1967年的棉花产量，就不是5600万担，而是12000万担，超出原设想的1倍多。
第二，他对1955年国民经验计划执行情况不满意。
1955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97。9亿元（新币，下同），比上年增长31。5％。执行中，由于经济生活中出现一些新情况，几次调整计划。在调整中，由于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校舍和职工宿舍等）建设项目，投资总额调减为91。7亿元。到年底，原来安排收支平衡的预算，结余资金18。1亿元。钢材、木材、水泥等物资也有较多的结余。又由于没有经验，还不认识保留必要储备的重要性，一度决定钢材出口，水泥减产，木材和部分器材减价出售。没有想到，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多余很快就变成短缺。对此周总理曾一再作自我批评，但毛主席还是不大满意，这从他在1958年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一段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12月，八项东西（钢、铁、煤、水泥、铝、铜，还有两项）多得不得了了，以致毫无办法，只好请苏联帮忙。苏联是要订长期合同的，好，订，订了，签了字了，过一个月要毁约。过两个月毁约也好呀！跟人家订长期合同，你强迫人家订，过一个月就毁约。”“讲起共产党，又是光荣的，伟大的，什么的，就这样一件事情讲，我看是幼稚的，眼光短浅的”。
关于少奇同志传达中讲的“国际休战时间”，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来作了详细分析，就是：鉴于1955年万隆会议和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央估计可能出现10年到12年的和平时期，我们应当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民经济建设。
毛主席这些设想事实上很快就公开发表了。1955年12月27日定稿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事业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设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序言还说：“在三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即到1967年，粮食和许多其他农作物的产量，比较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最高年产量，可能增加百分之一百到百分之二百。”共和国成立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为1936年的3000亿斤，增加200％即9000亿斤。通过这篇序言，毛主席不仅把他前些时候酝酿的基本观点公开了，而且关于9000亿斤到1万亿斤粮食产量指标的设想，实际上也公开作了透露。因此，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时，他说：这篇序言“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据我了解，“多快好省”的提出过程是这样的：1955年12月5日以前，周总理和我提出了“多”、“快”、“好”三字，毛主席完全同意，便接过去提出“要快，要好，要多”。李富春同志后来补充了一个“省”字。随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的一个文件中，出现了“快、多、好、省”的提法。《人民日报》社论是在经过文字调整之后，又以“多、快、好、省”的次序发表出来。这篇社论从标题到内容都充满了形势逼人的气息。
第五部分第140节 “反右”及“大跃进”（2）
1956年1月初，经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将《农业十七条》扩展为40条，形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以草案形式公开发表。它的主要内容，除前引1967年粮、棉单产指标和增加耕地面积指标外，还有：7年到12年内，基本消灭普通水灾、旱灾和水土冲刷灾害；在可能的地方，基本消灭危害农作物最严重的病虫害，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5年、7年或12年内，基本消灭老鼠、麻雀（后来才知道麻雀是益鸟，又改为臭虫）、苍蝇、蚊子；5年或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言时指出：《纲要》（草案）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农业部长廖鲁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对《纲要》（草案）的内容作说明。按照经毛主席审定的稿子，说明指出：按照《纲要》（草案）规定的亩产量计算，到1967年，粮食的全国总产量将达到1万亿斤（公开发表时改为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一倍作者注）；棉花的全国总产量将达到9000万担到1亿担（公开发表时改为将比1955年的产量增加两倍——作者注）。
各方面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下达之后，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了1955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1956年1月14日，国家计委汇总报告中央、国务院。其中，1967年粮、棉、钢、煤四大指标修改如下：粮食9500亿斤（加上大豆实为1万亿斤），比1955年夏北戴河汇报的6000亿斤提高3500亿斤；棉花1亿担，比北戴河汇报的5600万担增加4400万担；钢2400万吨，比原汇报的1800万吨增加600万吨；原煤33000万吨，比原汇报的28000万吨增加5000万吨。不少部门的修改，是把原定1967年实现的指标，提早5年，改为1962年实现。
1月15日，我驻苏代表团团长李富春同志受中央委托，向苏共中央通报我“二五”计划和15年远景计划的基本任务和计划草案的主要指标。通报的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为4675亿元，比北戴河汇报时的汇总数字提高了43。1％，粮食指标1万亿斤，棉花指标1。2亿万担。
1月20日，毛主席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25日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都讲到，美国那点东西，1亿吨钢，几百个氢弹，不大算数，中国要超过他，第一步是接近他。
接下来就是2月14日开始的34个部委汇报。在听取汇报中毛主席的有些插话，讲了一些要求过急过快的不切合实际的话。例如，说我们工业的发展速度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所束缚，我们的速度可以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苏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一五”（1928—1932年）19。2％，“二五”（1933—1937年）17．1％，“三五”头三年（1938—1940）13．2％。我国工业产值“一五”期间平均年增长18％，已经很快了——作者注）。又如，他在谈到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可以超过苏联时，还提出了“一空二白”的论点。他说：“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空，二曰白，一点负担都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也是很快的。苏联开始也是白。富了不行。”（后来公开发表时，改为“一穷二白”。显然，这个论点不能算是一种科学的论断，是带有认识上的一些片面性的——作者注）这些话，一经传达，不能不起到鼓励冒进的作用。
现在看来，1955年冬季，毛主席敏锐地抓住国际形势呈现缓和趋势的机遇，决定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步伐，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面貌的愿望。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要求过急了，指标过高了。几亿农民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这一事实，使他把原来关于15年左右的时间里实现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设想和“一五”计划规定的速度都视为应当打破的“常规”，以为以远高于原来设想的速度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做到1962年生产1500万吨钢、6000亿斤粮食和1967年生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是可能的。从这种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过高的指标设想出发，他把那些对客观需要和客观可能估计不足的一般缺点，把那些坚持按已有经验和客观可能实事求是地测算经济发展速度的思想，称作“右倾保守思想”而加以批判，这就不能不导致冒进倾向的产生。1955年10月5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汇总报告各部1955年夏天关于长期计划设想时，曾附报了国家计委综合局对1967年生产粮食6000亿斤的论证。综合局认为，“粮食产量从1952年3278亿斤增长到1967年的6000亿斤，增长83％，每年平均递增4。1％；单产由176。3斤增至斤，增长47。9％，每年平均递增2。64％。这种增长水平超过目前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水平而居世界第一位。”据综合局提供的资料，苏联从1928年到1950年的22年间，粮食总产量平均每年递增2．4％，美国、英国从1913年到1952年的39年间平均每年递增0。9％和1。3％，日本从1927年到1952年的25年间平均每年递增1．8％，西德1952年产量则低于战前。实际上，我国粮食产量，1967年为4365亿斤。又过了17年后，到1984年，才达到8142亿斤。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那样的大曲折，1967年也到不了1万亿斤。我国的棉花产量，1967年为4070万担。迄今为止，创纪录的产量为1984年12154万担，1988年下降为8400万担。1990年获得新丰收，也只有8620万担。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那样的大曲折，1967年达到1亿担或1。2亿担也是不可能的。我国钢产量，1967年为1029万吨，1983年才突破3000万吨大关；即使没有“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头两年那样的大折腾，1967年也达不到3000万吨，1982年更不可能达到1亿吨。批判“右倾保守”的政治空气和1967年实现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等高指标，表面上看来，似乎鼓舞了大家的决心和劲头，实际上是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使得大家急急忙忙往前赶。这种缺乏科学精神的冒进情绪，在1956年初国务院各部召开的专业会议上表现得最为集中。
中国共产党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实事求是的党。既然出现了冒进，就必然会有反冒进。
由于冒进主要涉及计划和预算指标（包括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中那些指标）的拟定和执行问题，因此，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