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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告别式的那一天，与父亲有交情的老委员及友人络绎地进入第二殡仪馆的景行厅吊祭父亲的遗容。母亲坐在椅子上，我长跪于地答礼。念祭文的专人以职业化的哭调唱诵着父亲的生平事迹。他在呜呼哀哉的开场白之后，紧接着一连串的歌功颂德——父亲三十多年没有开口质询被他粉饰成谠论留徽，母亲三十多年的麻将生涯被他改写成相夫教子。母亲耐着性子听着听着，突然忍不住低声骂了一句：“一派胡言！”我看着这场与事实大异其趣的荒谬剧，儿时的老毛病又犯了，开始浑身颤抖地暗笑不已，母亲竟然也跟着笑了起来。母女二人身穿葬服，长跪于地，悲剧演着演着又成了喜剧。还好我们动作不大，只有干哥哥小龙发现了我们反常的举止。祭文好不容易唱完了，小龙强掩着脸上的笑意走到我们母女身边，歪着嘴低声对我们说：“稳着点，太不像话了。”接下来老委员们在父亲的棺木上覆盖党旗，以隆重的葬礼替父亲盖棺论定。据说是否应该覆盖党旗，委员们曾经有番争论。我心想，一生淡泊名利的父亲只恨不得快点回到灵界喘口气，他才不在乎那副化了浓妆的皮囊上是否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呢。男性总是借着党国来逃避自己的真相，如果连自知之明都谈不上，还能谈宏观的国家民族吗？事实是，自知之明远比立国平天下难得多。大题目总是有面子的，自知之明却是一种把面子掀掉的举动。我心里正想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突然颈子上有个东西在爬动，我反手一抓，竟然是只又肥又大的黑毛虫。它可能是从旁边的花篮里爬出来的，可是怎么会一路爬上了我的颈子？这件事太离奇了，于是我低声告诉老母，老母的反应神速，她立刻对我耳语：“胡赓年八成转世成这只毛虫了！”我可怜的爸爸必须被贬为毛虫才能泄掉她三十六载的活寡大恨，但是她的语气里有一股胜利的童稚般的喜悦，令我忍不住再度笑了起来。人生无数场的悲喜剧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上演。说老实话，我赞同希腊左巴对死亡的乐观态度，葬礼应该在月光美酒翩然起舞中完成——逝者终于可以休息一阵子，反省一下，换一副身体再来。
父亲过世之后，“立法院”发下了一笔二百多万的抚恤金，我试着揣摩父亲的意思，决定把这笔钱交给华阿姨，聊表感激之情。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母亲，出乎我意料之外母亲竟然答应了，但是她主张先把钱汇进我们的银行，一周后再转入华阿姨的账户。一周之后我询问母亲是否已经转账，她的脸色突然一变，表情坚决地说道：“我怎么可能把这笔钱平白送给那个破坏家庭的女人？”我听了气得连话都说不出口，一股巨大无边的怒火攻上我的心头，我把老母压在沙发的一角，开始一泻千里地对她大声训斥。我告诉她华阿姨这十几年的日子并不好过，她的后半生有人替她扮演这个艰难的角色，她应该感到万幸才对；这笔小钱是不足以答谢人家的。接着我开始指出她人生观的扭曲和她教育方式的错误，我鼓起勇气把半生的怒气一吐为快，我说：“你的气焰凭什么那么高？你一生都在麻将桌上，毫无建树地混了一辈子，却总是骑在别人头上。如果你真的那么优秀，为什么不出去找份工作，像华阿姨和潘阿姨那样？你以为自己的才分比这些女人高，我却觉得她们比你强多了！……你的一生都活在恐惧和自保中，这已经够惨了，还要把心里的恐惧投射到你下一代的身上，处处设限，让人家无法自在，无法快乐。你完全不清楚你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你只想把她教育成一个道道地地的凡夫俗子，成天赚钱、存钱、赚钱、存钱。我告诉你，你根本大错特错了，钱是解决不了痛苦的。你的痛苦有没有因为钱多就解决了，你自己还不清楚吗？你的问题根本不在钱多钱少，最重要的是你太没有爱了，既不懂得爱别人，也不懂得爱自己……”
丧父
我像训女儿一样足足骂了她一个小时，母亲一语不发地听完我的话，第二天就把钱汇给了华阿姨。当天晚上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有点不对劲，好像快要感冒似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感觉左边的颜面神经有点麻痹，照镜子一看才发现左半边脸已经眼歪嘴斜。洗脸时眼睛无法完全阖紧，水会流进眼里；刷牙时牙膏从嘴角流了出来；喝水时只能靠半边嘴唇小心翼翼地吸进去。我心想这下可惨了，后半生如果都在眼歪嘴斜中度过，那不是太恶心了吗？老母趁火打劫地说：“你瞧，这就是不孝的现世报。”这句话唤醒了我正义之师的大梦，我发现如果以正义合理化内心的暴力，这股负面力量还是会依循因果定律反扑到自己身上。真实的正义之中既没有暴力，也没有怨恨；虚假的正义之中一定有暴力，也有怨恨。那孝悌之道只是母亲不知自省的借口罢了。这样的双向观察使我免于再度落入愤怒的陷阱里，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赶快找医生治疗这个怪病。
见了好几位西医，都说周边神经麻痹是无药可医的，只有等它自己慢慢复原了。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位台中的中医，这位医师告诉我说这个病叫做“神经感冒”，针灸可以帮助它快点痊愈，即使完全不医治，一个月后也能不药而愈。我等了一个月，情况果然好转，不过完全恢复却是三年之后的事了。这件事让我体悟到克氏所说的，情绪能量必须在每个当下透过不谴责、不压抑的观察，将它完全燃烧、释放，如果一味地压抑和累积，一旦爆发出来，就是对人对己的重大伤害。我发现自己在处理情绪能量上还有一大段的路要走。
第十章
闭关与反观内照
不久我的生活又忙碌起来，善门大开便很难再关上了；我不会拒绝人的那份天性使得情况更加严重。我马不停蹄地演讲、发功、从事环保运动、替人解惑，两年下来，我有限的能量已经快用光了。即使自己天生是个导体，内气起来之后随时可以替人发功，但自己的身体还是得妥当地照顾才行。我在时间和能量的分配上一直过于轻率，对自己有一股莫名的信心，以为凭着正向思考就能创造正向的情境。但现实并不全是唯心所造的，生活中需要觉察和注意的细节太多了，譬如环境、饮食、起居作息、睡眠、姿势和运动等，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品质。人一旦陷入利他的理想主义里面，这些重要的利己细节很容易就会轻忽掉；和群众接触是件令人亢奋的事，也是一个很深的陷阱，怪不得克氏一再提醒，救赎者终有一天会成为别人的噩梦。就在这个阶段，我应卫理同学之邀到三藩市湾区演讲，刚好嘉楚仁波切也在湾区，于是我们见了一面。他告诉我他做了一个有关我转世的梦，他建议我务必要进行一段时间的闭关，否则小命可能不保。他的提醒令我意识到事态有点严重，于是决定在四维路的家中进行非正式的闭关。我预定一年之中不接电话、不看电视、不见任何访客，但是我需要一位护关的帮手。这时我想起高雄有位护士小姐曾经北上来见过我，她似乎有意当我的私人秘书。母亲很喜欢她，我也觉得她是一个能干、忠诚，又具有服务精神的女孩，于是我打了一通电话给她，问她愿不愿意和我在一个屋檐下度过一年自囚的生活；她一口答应了。不久她就带着一个大皮箱北上准备和我一起闭关。
许多人听说我第二天要闭关了，于是纷纷打电话来，要求我在入关前的最后一天为他们发功。结果那天总共来了一百多人，把个榻榻米间挤得水泄不通。我认为内气的觉醒虽然可以使人知觉敏锐，但也可能过早引发一些特异功能或是让强烈的情绪集中曝光，若是没有长期的追踪和引导反而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我心里暗自决定出关后不再随意替人做这件事了，最重要的是我看见自己在做这件事时容易产生权威欲；这是我最不愿意落入的上一辈人的陷阱。
闭关的第一个月我想试试禁语的滋味，因此把生活里的琐碎需求都写在小纸条上，交给翠英过目；她负责出外采买，我则只管打坐和练自律动功。我每天一上座就是四十分钟，然后下座活动一下筋骨，再上座四十分钟；一个早上要静坐两三个回合。吃完中饭后休息一会儿，看一两个小时的书，下午三点以后和翠英一起去“猫空”爬山。大约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晚饭前才回到家中。
我发现禁语能使妄念快速安静下来。第一个礼拜还是有些心猿意马，一会儿想到老朋友，一会儿又计划出关后到某某国家旅行，平日里不联络的友人这时也变得情谊深厚起来，似乎即将告别人世，心里有点依依不舍。一个礼拜后妄念完全安歇了下来，打坐时心里很空，偶尔冒出一两个单字，但照妖镜一照，它们便现了原形。我后来发现大休息式的静躺对我比较适合，我总是愈躺愈清醒，打坐久了反而昏沉。通常我喜欢采用耳根圆通的倾听——试着把所有声音都听进去，而不刻意分辨声音的类别及属性，这也是一种无拣择的觉察方式。真的进入情况时你会发现分别心会制造大小声的错觉，分别心一旦停止运作，雷声竟然和楼上的水滴声一样大小。这段期间我开始有能力洞悉每一个念头的本质而不再被念头欺骗。
爬山对身体是极好的一项运动。第一天我和翠英顺着猫空茶区的山路勇往直前地行进，走到坡度较陡的那一段时，两个人的小身体已经快支持不住了，只见我们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惨白，浑身的衣服都汗透了。十一月天能出一身大汗，实在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湿寒体质，两个小时的大量运动促进了我们的血液循环和心肺功能；两个多月下来我们的身体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我注意到人的能量在饱和状态时内心的冲突很容易就统一了，好像每个念头、每个举动、每份情绪都是妥当的，适切的。那种感受非常自在，有点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味道。然而我心里清楚这种状态距离无我的境界还有一大段路要走呢。我记得过年期间翠英回高雄和家人团聚，我则到世界大厦和老母过年；我高昂的能量很快地影响了母亲，她满脸笑容地看着我随乐起舞。自从我搬出世界大厦开始过起独居生活，母亲的心态也有了改变，她语重心长地告诉来访的友人：时代到底不同了，孩子毕竟有自己的意见，上一代得学着尊重下一代的独立需求；不过背地里她和翠英聊天时还是嘴硬，认为我学佛修道这一生就算完了。她说她最怕我将来变成布道家宋能尔这类人或者被冠上“胡居士”的名号。其实你如果不是她的女儿，你会非常喜欢甚至激赏这位说话一针见血性情痛快淋漓的老人，我有许多朋友后来都成了她的密友，但是身为她的女儿，同时还热爱自由的话，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闭关两个月后我的能量已经恢复正常。克氏的教诲虽然已经有两本翻成了中文——《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和《从已知中解脱》，但对照原文后发现还需要重新细润。在重译的过程中我决定干脆自己着手翻译算了。
第一本我想翻译的就是《般若之旅》，英文原名为Exploration into Insight。这本书的内容我仔细读完之后，感觉完全与佛家的智慧不谋而合。以往我接触过的老师和经典都无法释清楚的般若智慧——譬如“五毒即五智”、“烦恼即菩提”——此书都有周详而细腻的心理动力上的探讨。为了提供数百万佛教徒接触现代化究竟真理的机缘，我决定采取佛家用语来译出此书（克氏基金会在此书出版后曾经和我讨论过译文佛化的问题，最后大家还是认同了这个做法的妥当性。此书是目前方智出版社发行的克氏二十三本著作中相当畅销的一本）。在翻译的过程里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半生以来涉猎过的心理学和宗教知识，以及从小到大体会过的人性深处的恐惧、暴力、冲突、绝望等等的苦难，为的就是让我能理解究竟真理。我坐在那张超大型的黑色书桌旁安静地进行翻译，突然觉得这就是我该坐的位置，所有的矛盾似乎都统一了；我和翠英两人戏称自己是藏经阁上译经的出家人。说真的，我觉得这项工作我已经做过无数次了，感觉上是那么得心应手，毫无怀疑。情况最好的时候我的翻译有如自动书记一般，看一句原文，不需要动念，便自然书写出译文。当我们内心的波动彻底静止时，外面的世界好像也停止了活动。偶尔我抬头看一眼翠英，很狐疑地问她：“你觉不觉得外面的人好像都消失了，这个世界只剩下了我们俩？”翠英说她也有同感。这位与我有深厚宿缘的年轻女孩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步上了道途，人生真是自有安排，自有奥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