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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寻道
《灵魂永生》像是一把独特的钥匙，开启了我向内探索的门，使我体会到心智的创造力，也让我更专注地朝着内在的召唤前进。在自我探索的途中需要各种助缘，其中最重要的一位道友就是目睹我和李敖协议离婚未成，为我们做“最后宵夜”的孙春华，另外一位则是气功大夫唐师父。
我在前文中提到在香港拍《大笨贼》期间，因为从马上摔下来而伤到了尾椎（以及第三节的颈椎），回台湾后虽然找了推拿师治疗，但尾椎部位的经络仍有些淤肿，因此右半边身体时常隐隐作痛。不久有人介绍我到辛亥路“双头甜”水果店旁的一幢老公寓，找一位专治跌打酸痛的气功高人——唐师父。我按照地址找到了“双头甜”，也找到了唐师父的诊所。
那是一幢简朴得近乎简陋的二楼公寓，里面坐了一些求诊的人，有的人肩颈部位贴了厚厚一片的黑褐色药饼，我问他们那是什么东西，他们说那是唐师父徐州老家三代相传的秘方——由红薯制成的药饼，可以把肩部穴位里的淤塞物吸出来，我看了觉得很稀奇。进入唐师父的推拿室，见到一位年长的女士正在接受治疗，仔细一瞧竟然是叶曼居士——叶阿姨。我曾经在《十方》杂志里读到叶阿姨某次打禅七突然瞎猫碰死耗子，尝到了“推河车”的滋味。照理讲她的经络已经畅通无阻，为什么还会坐在这里接受气功治疗呢？我心里正暗自思忖着，叶阿姨突然开口说道：“我这个病是打坐治不好的。”我被她的“心通”能力吓了一跳，不敢再多想什么，老老实实地坐在旁边等待唐师父治疗。叶阿姨的疗程结束之后，唐师父要我躺在按摩床上，他以气功点穴的方式为我进行治疗。他的方法和一般的按摩推拿截然不同，患者不但没有痛感，而且非常舒服，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治疗结束后他给我开了一些泡澡的草药粉，要我回家自己进行药浴；它的功效是促进血液循环和排毒。这样双管齐下地治疗了一阵子，有一天唐师父说他要为我运气，把尾椎穴位的淤塞物用徒手吸出来，我怀着未知的心情接受他的“吸淤大法”。过了几秒钟的时间，唐师父要我坐起来看他的手掌，只见他的掌心全是灰灰黏黏的东西，他说这就是穴位里的淤积物。他问我感觉有没有轻松些，我说确实轻松多了。他说用一次“吸淤大法”不知要耗掉多少元气，我仔细看了一下他的脸，发现他的头发竟然全体竖立，就像卡通影片里的人被电击后的反应。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有点眼冒金星，我心里很过意不去。后来听说许多官场上的要人经常派车子来接唐师父出诊，不知道他如何应付得了那么多的病患。
几个月之后唐师父在某家美商公司开静坐班，我成了班中的学员，我们不仅练习静坐，还接受唐师父的外气灌顶。当场气动的人有两位，我是其中的一个，从此以后我的外气就开始不能控制地在身体里流窜。
练了几个月之后，各种深埋的情绪开始曝光、释放。我逐渐察觉自己和父亲一样，都是压抑愤怒、哀伤和恐惧的能手，我们习惯性地在人前维护自己的平静与尊严，力求人际的和谐，大部分的负面情绪都往内压；就因为没有适度的宣泄，在生活里情绪才会突然失控，爆发出巨大的情绪能量。
母亲在这一点上比我们父女要坦率得多，她总是有话直说，有气则发，所以她的能量比我们高，也比我们流畅，但也因此造成了我们的压力。这时我意识到自己迫切地需要一个独处的空间，世界大厦的家只有母亲的气味，我的创造力在这个空间里是很难充分开展的。从某个层面来看我很羡慕父亲，至少他和母亲的功课已经暂时中止，剩下我独自一人继续面对这股难缠而又顽强的能量（她对我也有同感）。
自从我进入演艺这门行业之后，几乎没有什么私人生活可言，我在媒体的渲染下好像身边永远有男人陪伴似的，其实我和异性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时间，十几年总共加起来大概还不到两年。母亲守了三十多年的活寡，我大部分的时间也是寡宿。我经常想借着两性关系脱离母女相依为命的无奈生活，但叛逆了无数次最终还是回到原点。平常我不是拍电影、拍电视、拍广告，就是登台、主持节目、接受访问，再不然就是出外景、参加影展、宣慰侨胞或演讲。我辛苦工作赚来的所有收入悉数交由母亲管理，她省吃俭用以本金生利、利生本金，我们的生活终于可以不愁后半辈子的吃穿，父亲也不必再把薪水全部交给母亲（从我一开始赚钱养家，便要求母亲放父亲一马，后来母亲终于答应了）。
表面看来一切已经获得改善，应该皆大欢喜才对，没料到富裕的金钱仍然无法带来宽大的心胸。
母亲对于金钱的执著并没有减低，连上西餐厅吃块牛排都舍不得，买来的新毛巾她也舍不得用，全都叠在抽屉里，偶尔拿出来欣赏几眼，用的还是那两条像抹布般的旧毛巾；五斗柜里的罐头放了十年还不扔，豆芽剩下两根也算一道菜，残余的口红仍然用簪子挖出来当胭脂抹，一抹抹了六七年。我提醒她钱已经够用了，不需要再这么紧缩地过了，她的辩白是：“就因为这么紧缩，才有钱的。”我问她：“你不觉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生活方式吗？赚钱的目的是要提升生活品质，不是要你变成它的奴工。”她立刻把话锋一转，声称自己身体健康完全是因为粗茶淡饭，所以还是要继续节俭下去。
寻道
然而问题是，她节俭的势力范围总是扩张到我身上，我辛苦工作了十几年，回家吃饭经常面对的还是那两根豆芽，我每个月两万块的零用钱，数十年如一日从未因“表现良好”而调涨过，需要置装时还得大费唇舌，甚至起争执。那段期间我突然对金钱生起一股莫名的反感，觉得金钱只进不出是一种罪过，于是开始大量捐献。心理分析说得真是正确，总是向右走的母亲，一定有一个向左走的女儿。母亲对我捐钱的行为愤怒不已，但我的理由十分堂皇，她也拿我没辙。
随着内气的启动，我的能量开始增强，我想脱离母亲独立生活的渴望也日益壮大。我愈来愈无法自欺和倚赖，也愈来愈不愿忍受她永无止境的唠叨和负面的精神状态，于是我鼓起勇气告诉她我要找房子搬出去住。母亲听完了我的话，闪电眉高高挑起，语带威胁地说：“怎么啦？你这个不孝的东西，老太婆已经让你嫌透了是不是？要找房子可以，五分钟远的路程之内你要是能找到一幢合适的房子，我就出钱给你买下来。”我知道她不愿意我离开她的视线范围，但是我去意已坚。我心想我非得在五分钟的路程内找到一幢房子不可。那个周末，就在五分钟路程还不到的四维路巷弄内，有一家小型建设公司正在促销一幢八层楼的公寓，我经过时看见他们的样品屋，室内的格局、采光和建材都不错，我心里禁不住暗自呐喊：“真是天助我也。”
一年之后我搬进了采庐，正式过起独立自主的生活，我的零用钱从两万元涨到了四万元。三十六年拱手让出自主权的日子终于结束。
三从四德与忠孝之道是威权的一方编织出来的骗局和陷阱，也是一个不假思索的程式和限制双方成长的禁令。权威的一方在这个禁令下可以尽情地停止成长，巩固自己的旧习气，下一代如果对人性和心理欠缺洞察，一定会被这些腐旧的习气熏染、洗脑，恶性循环地继续活在萎缩、自保和不安的病态中。然而放眼望去，周围没几个明白人，所有的知识系统，包括我曾经涉猎过的心理学、哲学、玄学和各种杂学，在我看来都不够究竟，似乎只有佛道智者，那些已经大彻大悟之人，才算是真正窥见了人性的最深处。我觉得自己必须找到完整的心灵地图，才能建立正确的人生方向。这股巨大的渴望和不满促使我步上了“五十三参”［1］的寻道之旅。不可否认的，寻道最便捷的途径还是得透过人这个中介，从遍访名师的学习过程中逐渐找出自己的一条路。
第七章
五十三参
回想起来我第一个结识的解惑者应该算是林云二哥。那年我十九岁，正在辅大念书，隔壁法文系有位同学名叫叶政圆，他人很温和，没什么攻击性，我们很自然便成了好友，在他的引介下我结识了不惑之年的林云二哥。那时他尚未成为公众人物，看上去是位深思寡言内心世界不易测度的中年人。他拿着一个放大镜，上面有一颗迷你型的小灯泡，很仔细地研究起我的掌纹，然后慢条斯理地开始剖析和预言我的性格与命运。他说我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时常因碍于情面而吃亏，人生的阻碍不断，但日后的知名度是超越国界的。我的情感世界里有许多异国因缘，但也是波折连连，他说我应该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我告诉他这是除了至亲之外无人知晓的事。他能看出道钧、道扬的存在，证明他的掌纹学的确有自家绝活；后来他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我们便失去了联系。几年后他开始以民俗学、风水和密宗苯教的术数，为人解惑、解心结，我们才又有了见面的机缘。这位李敖口中的“妖僧”其实是一位深具观察力和判断力的高人，多年来他所教导的方法虽然不是我追寻的目标，但每次旁观他和周遭簇拥的追随者之间的互动，真是佩服他因机施教、适时点拨的全观能力；他的柔软、稳定、宽大和善解人意的能力，绝非那些攻击他的人所能度量的。我认为他是我在道途上的第一位解惑者，也是曾经给予我无私的支持和关怀的兄长。
第二位有缘的密宗导师是红教宁玛派的嘉楚仁波切。一九八四年底我正在香港拍摄《平安夜》，某天傍晚刚拍完我死亡的戏，回到旅馆便接到林云二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一位大圆满修行人很值得参访；那天晚上这位高人将举行灌顶法会，二哥希望我能参加。我走进法会的现场穿过客厅时，见到法座上的嘉楚仁波切，心里忍不住暗自窃笑。他的长相十分古怪有趣，有点像外星人加兔宝宝的组合。他的脸孔充满着喜感，头形圆满，手势优美；那股发自内在的美，吸引了我的注意。密宗的仪式和法会给我一种文化上的疏离感，眼前的这位老师却令我觉得亲切。晚餐时我有一个机会和他私下谈话，我坐到他的身边，充满着好奇地提出了一个颇为唐突的问题。我问仁波切我与母亲是什么样的宿世因缘，仁波切带着满脸促狭的表情回答我：“说不定她曾经是你的女儿？”接着菜饭已经上桌，谈话的机缘就此打断。
一九八五年我的好友丁乃竺邀请仁波切到她阳明山的家中传法，我再度有机会和仁波切见面，当天乃竺可爱的姊姊乃筠坐在一旁替我翻译。仁波切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对我的观察，那些话语帮助我建立了一些自我肯定，使我的解脱之心更为坚定。多年来他偶尔应邀到台湾弘法，每次见到他都有些收获。他率直的话语里总是有洞见，顽皮嬉笑之间流露着真实的关怀，你可以感觉他有多么希望学生们能全神贯注地步上解脱之道。他给我取了一个有趣而传神的外号——面条，意思是这根瘦巴巴、滑溜溜的面条许多人都想用筷子把它夹住，但终究被它溜掉了。我三十八岁那年进行了十个月非正式的闭关，促使我做决定的人就是嘉楚仁波切。当时我在三藩市演讲，刚好仁波切也在湾区，他看到我深陷度众的大梦中，忙得连小命都不保了，便适时地提醒我：誓言固然要完成，身体还是得先照顾好。他告诉我再不闭关充电修养，健康很快会出问题。我一向服气他的观察，于是照他的话在四维路的家中闭门自修和翻译了十个月。他从不讲教条或勉强你修某种特定的方法，而是客观地给予最实在的建议，而那建议往往就是因缘的自然示现。
另外一位与我有短暂师徒之缘的老师也是在乃竺家结识的。某一天红教的贝诺法王在丁家弘法，我上山去参与那个法会，下午有位蒋波仁波切也来会见法王。我记得当蒋波仁波切刚一推门进入玄关时，我连他的长相都还没看清楚，便觉得有一股想要流泪的冲动，我在丁妈妈面前掉了几滴眼泪，丁妈妈看到我的反应感到很稀奇，于是对我说：“Terry，你和这位仁波切一定非常有缘，你应该多接近他才对。”不久乃竺陪我到淡水参访蒋波的道场，我记得一走进他的起居室弯下身向他顶礼时，浑身的气突然往头顶冲，完全无法用意志力加以控制。我在他的面前就像一名创伤儿童见到了父亲，号啕大哭了十几分钟，那时我才发现自己从小到大压抑了多少的哀伤。蒋波仁波切无语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