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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得以保护了许多犯人的生命。我们不仅医治好病人，而且骗过盖世太保，不泄漏对他们的真正诊断。隐瞒发生传染病的真相，使许多犯人免于进毒气室、苦役，有时甚至使他们免于体罚。
比克瑙首席党卫军医生、突击队中队长门格勒的活动，在纳粹集中营的历史上写下了可怕的篇章。这个医生曾因自己的‘功劳’而荣获铁十字勋章，是纳粹残酷和狡诈的化身。犯人们只要看到他一出现，就害怕得浑身发抖。当他在其双生子生物学的‘科学’工作中需要犯人医生的协助时，他对犯人的疯狂乖戾就会混杂着一种狡诈的殷勤。他以种族理论为依据，‘研究’环境对具有相同的遗传特征的人们的影响。
来到比克瑙的所有儿童，都被直接从火车站送进毒气室。门格勒博士在他们中间挑选他的‘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双生子，把他们安置在医舍里，有时还给他们补充一些食品。他进行各种人类学的测定工作以及各种临床和实验研究。有时，为了这些儿童，还让他们的父母活下来。双生子生物学领域全部‘研究’的唯一积极结果是：有数十名儿童活了下来。此外，他的研究工作没有任何科学价值。
下述事情可以证实门格勒博士的‘活动’。有一次，一个他所研究的孩子‘自然地’死亡了。在尸体解剖时，发现不知是肺部还是心脏有某种不正常现象。门格勒博士决定要弄清楚在其他双生子身上有无类似的现象。于是，他驱车来到营肉，用巧克力糖将一个孩子骗进了汽车，答应带他去兜风。当汽车一驶进焚尸场的院子，门格勒博士就掏出手枪，对准孩子的头部开了一枪。他命令他的助手去进行解剖，以便确定双生子是否有器官上的类似不正常现象。
刽子手门格勒负责选送犯人进毒气室。而每一次，当数千、数万人在死亡时，他的脸上总是出现极端残酷和淫威得到满足的表情。。
第一座女集中营于1942 年3 月在奥斯威辛Ⅰ号营建立。在此之前，这里是一座男营，有一堵高砖场将其隔成两半。约一千名德国妇女，主要是些妓女，从拉文斯布鲁克妇女集中营转移到奥斯威辛来。在营里，她们的衣服上缝有黑三角。
大男营中，监视人员的角色是由“绿标”德国罪犯充任的，而在女营中，则是“黑标”德国妓女，民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它使她们在营中处于特别优越的地位。
奥斯威辛的女营很快就被军用列车运来的新犯人塞满了。尽管死亡率很高，但在1943 年年中，这里仍有12， 000 名囚犯。所有的囚舍都超员。
从男集中营透过高高的栅栏，可以看见头发推得净光的妇女。但是，瞧她们是禁止的。每当在公路上，男囚们遇见女营干活的队伍，盖世太保分子就喊“向右看，向左看！”男囚们就要转过头去，不能看这些妇女。
如果违反，不管是男犯人还是女犯人，都要被抽打25鞭。
1942年8月16日，女营从奥斯威辛Ⅰ号迁到比克瑙。
集中营当局利用这一机会大批地消灭囚犯：8， 000 名妇女转到了比克瑙，4，000名送进了毒气室。
在比克瑙，妇女们陷入了更为恶劣的条件之中。囚舍没有地板、窗户和最起码的设备。根本没有饮用水，而为了涮洗，全囚合一千多人只有一个水桶。从一个囚舍到另一个囚舍去极为难走，比克瑙的地面积水多洼。
1942年11月，一些男囚头一次有机会到比克瑙的女营去。那里的条件给他们留下了极为可怕的印象。
妇女们推成光头，挨饿，生病，像一些死亡的幽灵在囚舍间游荡。受伤的和生病的光脚穿着沉重的木展陷在可怕的泥泞之中。看着这些披着可怜的破布片的妇女、她们在徒劳地挣扎，要从臭味难闻的滑溜的泥泞中拔出脚来，因而耗尽了最后一点气力的情景，真叫人揪心裂肝。在监工的抽打下，她们迳直摔倒在泥泞里，躺在沟渠的旁边，甚至都没有力气叫喊一声。
来到这个女营的，有从军用列车上挑选出来的犹太妇女，她们是些政治上危险的人，蹲过监狱，还有从受到苏联军队进攻“威胁”的国家撤离出来的妇女，她们都带着孩子在一起。
在比克瑙聚集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妇女：在她们中间有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从战俘营逃出来的苏联的女军官、捷克和波兰人。
关于1944年夏天来到集中营的128名南斯拉夫游击队员的事是无法忘却的。她们拒绝脱下军装，但是，挨饿和沉重的劳动迫使她们这样做，结果只有12名妇女活了下来。
1942—1944年期间，从被法西斯分子于1939年占领的斯洛伐克，运到奥斯威辛的超过66， 000人。只是从1942年3月底到8月，来到奥斯威辛的就约有47， 000 斯洛伐克人。后来，到1944 年9 月，一度中断，而在斯洛伐克民族起义被镇压下去后，又立即运来了14， 000 人。此外，还有许多来自斯洛伐克的军用列车开往了其它的集中营。
从斯洛伐克往外运人的工作，由斯洛伐克法西斯政府中的希特勒参赞维斯利采尼负责。他的活动就是敲诈勒索和进行恐吓。他是“金钱或是生命”运动的发起人。只有财主们才能参加这种游戏。维斯利采尼和“政府”高级机构的斯洛代克法西斯分子有联系。他们拿到高额赎金，就放出原定要送往奥斯威辛的人。
送往奥斯成辛的66， 000 人中，生还斯洛代克的不到300 人。
在比克瑙有一大批囚犯，他们长期在衣背上别有“SU”的标记。这是些苏联战俘。除他们外，还有一批苏联公民落入了集中营。这些战俘都有些孤独和谨慎。据说，他们中间有高级军官和负责政治工作的人员，他们的名字一直不为人所知。
1941年，在各个大集中营开始大规模杀害战俘。起初，是枪杀，后来就改为在毒气室处死。为了淹没机枪的射击声，在杀害战俘时，都要强迫营里的所有犯人唱歌。一小时后，卡车就将尸体运往焚尸场。囚犯们开始猜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连盖世太保分子也常常拒绝使用这样杀害苏联战俘的伪装办法。
拯救营内的苏联战俘是不可能的，因为还在他们来到集中营之前，党卫队就决定了他们的命运：“特别处理”。大规模杀害苏联战俘是根据帝国中央保安局的命令进行的。
在一份指令中说：“在帝国内养活、安置和在各项工作中利用2， 500，。。 00O 名苏联战俘，是摆在国家和军队领导面前的新的巨大任务。根据以前颁布的命令和指令，在被占领的较大部分土地上要建立德国殖民基地。为此，我们需要能够恢复工农业生产的人。
大规模杀害苏联战俘早在1941 年秋天就开始了。10 月，12， 000 名苏联战俘来到奥斯威辛。纳粹分子决定把他们饿死。战俘们被送去修筑比克瑙集中营和法本公司的工厂。许多人经受不了力不胜任的劳动而死去。
盖斯认为，枪杀大批犯人是不经济的事。他在寻找一种大规模杀人的方法。艾希曼把盖斯派到特雷布林卡的死亡营去“实践”。在那里用二氧化碳毒杀人的方法，对他来说是太原始了。 1941 年9 月15 日，盖斯组织了用氰化氢毒杀人的第一次尝试。他为此目的从奥斯威辛医院中挑选了600名苏联战俘和250名波兰犯人，把他们锁在11号办舍的地下室里。窗户被堵死，然后，将氯化氢晶体直接从门里投进去。第二天，盖世太保分子帕利契走进地下室，许多战俘还活着。所以，又继续进行毒杀人的试验。
在第一次试验后，开始用毒气来系统地杀害犯人。为此目的，在比克瑙拨出了两座木头房子。
最后一次大规模毒杀苏联战俘是在1943年11月28日进行的，当时，一列载有苏联战俘的军车，从爱沙尼亚集中营开到奥斯威辛。军列上总共有334人，基本上是些重伤员和冻伤的士兵。他们被装上了有通在卢布林的伪装通行证的汽车，随后就送进了毒气室。
卡尔滕布龙纳和海德利希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帝国中央保安局中盖世太保的头头阿道夫·艾希曼被授予特别的全权，负责解决包括匈牙利犹太人在内的犹太人问题。
在德国军队开进匈牙利之后， 1944 年3 月，艾希曼在一大队益世太保的护送下到达布达佩斯。他在那里和匈牙利政府成员开始“政治谈判”，着手准备把匈牙利犹太人送到奥斯咸辛，在那里第一批进行“特别处理”，根据和匈牙利政府的协议，艾希曼开始将20多万匈牙利犹太人集中在外喀尔巴阡乌克兰地区。他们被安置在一些小城镇和农村，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这些地区被称之为“Getto”（犹太人区）。转移犹太人的工作则从1944年5月开始。艾希曼为此组织了专门的行动小组。匈牙利行动小组是在1944 年3月初组织的，其成员是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挑选和训练的。小组的名称是：“艾希曼特别任务队”。
送往奥斯威的共约有45万匈牙利犹大公民。送往别处的约有5万人。这50万匈牙利犹太人在艾希曼行动后，活下来的只有4万人。
在强力推行“新秩序”时期，希特勒匪徒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的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他们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苏联战俘、波兰集中营的男女，进行各种各样所谓“试验”。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压”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疸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抓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正如一个党卫队的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的：“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永远不能生育。”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是专门搜集大量的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大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为此他写信给希姆莱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说他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骼，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一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要是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纹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柏尔格的证人在纽伦堡法庭上提供了如下的情况：“所有纹身的囚犯奉命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纹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它家具上的装饰品。”这些嗜杀成性的纳粹匪徒们，就是这样以杀人为乐来满足他们的私欲的。
在奥斯威辛，科尼格博士为了作手术练习，随意对囚犯截肢。一个囚犯的一个手指患轻度的疽就被他截掉；一个囚犯的一条腿因患蜂窝组织炎就被他锯掉，他不断地变换手术方法，对囚犯进行任意摧残；西劳博士则专门对6 个月或7 个月的早产婴儿进行研究。他把婴儿（不管是死是活）一概扔进火葬炉。
第二节“一世太保”——缪勒
1938 年，纳粹德国发生了勃洛姆堡——弗立契双重事件，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司令弗立契均被免职，国防军遭到沉重打击。这一事件的直接策划者就是被誉为“一世太保”的海因里希·缨勒。
缪勒是从巴伐利亚警察中低微的地位上开始发迹的。海德里希发现他是个好同僚，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