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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表示他断然拒绝《凡尔赛和约》的态度。
“希特勒谈到，像星期日那样的空洞抗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们必须把抗议当作一种通常的议事日程。有了能给予抗议有力支持的政权，抗议才会取得成果。在德国还未足够强大以前，抗议是没有意义的。
“希特勒的见解字字句句讲出我了肺腑之言。几天后，我直接来到纳粹党总部。那时，我根本不了解纳粹党的纲领，也不知道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政党。我曾仔细观察过其它一些党派。国民会议选举时，我怀着完全脱离政治的见解选举了民主派。然而，当我看到我选举的是何许人时，我开始同政治若即若离。现在，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具有明确而坚定目标的人。我想先同他谈谈，问问我能否对他有所帮助。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凡赛尔和约》。我对他说，我的全部思想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为反对《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进行斗争，在这点上他能够完全支配我这个人，支配我本人和我所有的一切。”
希特勒那种救世主的口吻和演说，使戈林对德国的未来重又充满信心。他并不计较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是一名下士，出身低贱，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而戈林自己却是一名外交官的儿子，在城堡长大，又是受过表彰的战斗机飞行员，还差一点同一位男爵夫人结了婚。戈林的未婚妻拥有一笔不算丰裕的收入，所以戈林还必需充任贸易代表以增加进项。同时，戈林从事政治活动占用他的时间越来越多。
希特勒显然需要吸收像戈林那样的人参加他的纳粹党，以提高纳粹党的水平。
当时戈林29 岁，他手下又开始有了一帮听命于他的人。但他们已不是德国空军军官和部队，而只是希特勒第一批主要从失业者招募来的冲锋队员（SA）。
希特勒谈到戈林时说；“我交给他的是一样粗野的乌合之众，但他在很短时间里就建立起一支为数11，000 人的部队。”戈林自己这样讲：“至关重要的是，首先把冲锋队员紧密地团结起来，训练成为一支服从命令并可以信赖的队伍，执行我和阿道夫·希特勒发出的一切命令。”
1919 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对德和约，剥夺了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重新划分了德国的疆界。德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丧失了八分之一领土，十分之一的人口，百分之六十五的铁矿和百分之四十五的煤矿，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条约还对德国的军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解散总参谋部，废除义务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十万人，海军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不准有主力舰和潜水艇，不许建立空军，禁止拥有飞机、坦克和重炮等武器。德国还必须交付一千三百二十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
和约规定，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波兰。这是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八百名左右的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武装，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
在1923 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致力于实现“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的口号。2 月间，巴代利亚有四个右翼武装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9 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9 月2 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1870 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五十三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全场热烈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而赫尔曼·戈林这样一个在纳粹阵营中最危险的人，在推行希特勒侵略政策中，更是拼尽全力，不择手段地去策划一些罪恶勾当。于是，欧州最恐怖组织的雏形不久就在他手里形成了。这个组织就是——盖世太保。
第三节谈虎色变的组织：盖世太保
1933 年4 月26 日，赫尔曼·戈林发布命令，建立一支由普鲁士内务部长，即由他本人指挥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盖世太保的任务就是要使军队的章程听从于它，它像一支军队那样不能容忍司法条例去挫伤它在斗争中的积极性。
在短短的几年里，纳粹党人控制了公众舆论和司法部门。当时，戈林对经济部长沙赫特说：“我告诉你，元首要的是二乘二等于五。”
尽管对那些处在盖世太保魔爪中受虐待的不幸者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是当惶惶不安的谣言在整个德国流传的时候，有人就封住那些愤怒者的嘴，并指出，沉默是爱国者的职责。根据纳粹概念，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不是拷问者和凶手；恰恰相反：谁对他们提出起诉，谁就被看作是叛徒并要受到惩罚。1938 年，随着纳粹军事行动的开始，这个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谁现在谈论，也就是说，谁现在对虐待狂者和罪犯提出自己的看法，谁就是把反对德国的宣传资料提供给敌人。这种论调容易被那些“忠诚的国民”所接受。不过，这些国民只希望什么都不知道。正象吉斯维乌斯所写的那样“数百万德国人甚至在同自己捉迷藏”。
这个政权的敌视者纷纷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吉斯维乌斯说得很对，极权主义和反对党在相互排斥。此外，德国反对党早在1934 年就遭到全面镇压。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在纳粹夺权后不久被破坏殆尽。这些组织本来是可以作为后盾为抵抗运动或地下运动服务的。适宜于重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逃跑。少数几个新的组织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政治作用，他们感到被人窥伺，甚至被他们中的一个人所出卖。反对党取得这样一个胜利使纳粹党人不能安睡。他们知道，平静和顺从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却孕育着深仇大恨。流亡者，首先是共产党人把记载历史事实的反纳粹传革和小册子偷偷地运到德国，盖世太保追捕散发这些的人。谁要是被发现有这些东西，那他就是不死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一间地牢里，也得进集中营。戈林确实对他手下的宠儿提出了这样的根据：“正像我所做过的那样，虽然我一下子拘捕了数千名共产党的干部，从而在最初时刻排除了直接的危险，但是危险本身还远远没有被消除。主要的是去发现和不断地监视秘密的联络和联络网等。对此，必须成立一支专业化的警察队伍。”
由于秘密警察逐步独揽大权，所以这个“专业化”进展顺利。盖世太保甚至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施韦德尔不久这么写道“我们的政治警察”包罗万象，因为它是万能的，它坚定不移地用强制性措施进行打击，但同时要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纳粹法律学家休伯尔特教授指出：盖世太保“在公开行动中还未暴露身份就必须把那些倾向和意图消灭”。
1934 年4 月20 日是希特勒四十五岁寿辰。已成为第三帝国政治警察首脑的海因里希·希姆菜准备在这时大量裁减警察人员。通过对普鲁士警察局、尤其是对盖世太保的清洗，他清除了所有在他看来属于“戈林帮”的人。与此同时，他大力提拔和安插亲信：4 月22 日任命党卫队保安情报处处长海德里希兼任盖世太保首领；任命法学家瓦尔纳·贝斯特博士为盖世太保顾问；海因里希·缪勒则被任命为国内警察处处长，从1939 年起，又接替海德里希任盖世太保首领。
从此，盖世太保的基本任务是严厉制裁对纳粹信条提出异议的行为，消灭一切与纳粹主义为敌、对抗希特勒意志的人。
希特勒一开始就规定了盖世太保的特权范围：
“我禁止党的所有机构、各部门及其所属协会对属于盖世太保职权范围内的事务进行调查和干预。所有政治警务性事件，除按党的渠道报告外，现在必须像往常那样立即报告盖世太保的主管部门。
我要特别强调的是，以后一切党可能掌握的关于阴谋活动和叛国事件的情报都应该及时报告给国家秘密警察，党的任务绝对不是在这些事件上主动地去进行调查和研究，不管这些事件性质如何。”
作为纳粹党的一个机构，保安情报处主要负责搜集国内外的情报；盖世太保负责逮捕、搜查和审讯。海德里希是这两个机构的直接领导人，因而他实际上完全控制着舆论。通过党的各级行政机构，从区党部领袖到街道党小组长，海德里希以希特勒的名义掌握着几万名情报人员（虽不能说是“密探”）。在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重要战犯审讯时，美国总律师托马斯·吉·多德说得很明白：“他们掌握每个纳粹支部或小组的内部秘密。诸如某人调整收音机的频率；不满情绪的表露；神父和忏悔者之间的不可侵犯的秘密；父子之间的信任关系；甚至连神圣的婚姻秘密，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的侦察对象。他们的业务就是侦察刺探。没有任何事情能逃过盖世太保的耳目。”
1935 年许多迹象表明，新政权对多数邻国怀有进攻的意图。只有军事上的成功和地盘的扩大才能巩固政权，才能提高民族地位，达到物质上的均衡，进而使德国人民承认纳粹党的专政。
1 月13 日，萨尔区的居民绝大多数人投票赞成回到祖国怀抱（投赞成票的占投票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点三六）。这样通过凡尔赛条约而取得中立的萨尔区于1g35 年3 月1 日重新划入德国。
在全民投票表决前的竞选活动期间，保安处和纳粹党的特务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发现了一些反对把萨尔区重新划入德国的分子，因而施展恐怖绝技、散布谣言说，那些投票反对回归的人将作为叛国犯受到惩处。
盖世太保立即于3 月10 日在萨尔区兴师动众。自夺权以来，流亡者通过萨尔区把他们的文章偷运到德国秘密流传达十四个月，以唤醒集中营里反纳粹者的希望。全国范围内发生的一些最大胆的事情同样来自自萨尔区，它们的目的是散发反纳粹的标语，重建民主共和的秘密组织。盖世太保追捕国内敌人在萨尔区的帮手，逮捕反对派领袖，并且通过有关宣传煽动居民用私刑处死“叛国间谍”。
1935 年3 月，各种事件接踵而来。希特勒在1933 年10 月关上和谈大门，退出国际联盟，至此就清楚地暴露了他的野心。秘密推行的、以建设一支空军为借口的扩充军备工作从这时起在众目睽睽下继续进行，3 月10 日在戈林总司令领导下宣布成立空军。这说明希特勒理解到空军在一场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空军实力从1932 年的三十六架飞机提高到1936 年的五千架和1939年的九千多架飞机），但是这也流露出，希特勒对那些将军们并不信任，所以他要把重建新装备的紧急任务交给其中一个最老的纳粹党人。
1935 年，国家预算计划中规定，纳粹党用于国外任务的费用为二亿六千二百万马克。其中二千九百万马克花在希姆莱的外国特务身上，相反，军队的开支却少得可怜。勃洛姆堡对此有些牢骚，但是希特勒回答说，盖世太保的特务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军队的最好助手，并答应他在陆军参谋总部和希姆莱参谋部之间建立一个联络点，勃洛姆堡只好对这微不足道的安慰表示满意。
到了1935 年3 月16 日，希持勒的任何一项命令就好比贴在伤口上的膏药。一项命令下达以后，义务兵役制重新实施，紧接着在5 月21 日发布兵役法，同时把常备军的兵力配备到十二个军团包括三十六个师，人数达五十万。报纸庆贺这个事件是1919 年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从而洗刷了贡比涅的停战耻辱。这是清除凡尔赛条约的第一个重大步骤。法国和它的盟国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但是人们还是照常举行规模巨大的庆祝会。
党卫队保安处和盖世太保现在已开始占据未来牺牲者的地盘，他们希望新的国防军能占领全欧洲，他们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