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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进行的第一次欺骗活动失败了。
但不到一个月，德国人又给了抵抗运动第二次更为沉重的打击。
1942 年3 月6 日，天气越来越坏，雪越下越大。海牙似乎被冻僵了。狂风卷着飞雪满天飞舞，人们蜷缩着身子，闷闷不乐地呆在家里。大街上行人寥寥。
在费赫林海特大街的一幢房子里，别动队军官休图斯·劳弗斯正在用他的收发报机和伦敦联系。此时正是他每周一次的联络时间。留劳弗斯住宿的荷兰预备役中尉特勒显得有些不安。他说：“我在街上看到许多德国人的汽车。”
近几个月来，吉斯凯斯少校早就想把这一情报网搞掉。他的一个密探已成功地打入其内。今晚，他决定动手。他把他的打算告诉他的“同事”——党卫军少校斯雷德。盖世太保和谍报局将联合行动。
他们计划将发报员当场抓获。但休图斯·劳弗斯多了一个心眼，他决定这晚不发报。他请特勒夫人把电台藏在院子里，然后同他的房东一块迅速走了出去。
两人在费赫林海特大街上仅走了几米远，党卫军队员就来了。“德国警察！”他们试囹逃跑，但来不及了。然而这并不是1942 年3 月6 日晚所发生的唯一缉捕事件，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和谍报局密切配合，还在全国各地对抵抗运动成员进行大肆搜捕，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是的，成果惊人，利伯·卡麦拉德·吉斯凯斯。”党卫军少校斯雷德狂笑着，得意地向他的同事吉斯凯斯少校吹嘘他们的战绩。就在这晚，武装抵抗运动最大的情报网的领导人范丹贝格上尉被捕，由英国秘密派遣与荷兰抵抗运动联系的别动队军官达考尼斯已暴露。此外，还逮捕了数名普通谍报人员。许多武器物资被德国人查获。
围绕劳弗斯那台收发报机所展开的活动，无疑是这场搜捕中最为精彩的一幕。
德国人虽把劳弗斯的电台搞到手，但没有特殊的“钢琴手”，又不知道秘密呼号，这样，电台便毫无用处。因而，他们需要把劳弗斯从监狱里“请”出来。
盖世太保分子斯雷德提议由他完成这件差事，而谍报局的吉斯凯斯却坚持由自己来干。劳弗斯被关在施维宁金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里。8 天后，一个穿少校军服的德国军官满脸堆笑地走了进来。他对劳弗斯说：“我是来救你的，因为你非常勇敢，令人钦佩。我不只是救你，还要救你们情报网的全部同志。当然，这是有条件的。你需要答应我的一个小小的要求。”
“什么条件？”
“向伦敦发你被捕的那天晚上想要发的3 份电报。”
劳弗斯犹豫了一会儿回答：“我同意。”
事情仅仅是开始，他知道随后德国人还会让他发其它电报。但劳弗斯有他的主意：他故意漏发了秘密呼号，借以使他的别动队的上司知道他是在德国人的强迫之下发报的，这样伦敦方面就会有所警惕，想办法对付德国人。可这位不幸的报务员压根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特别暗示竟没有引起贝克大街收报员的注意，反而被误解。他们甚至认为在危险情况下工作的报务人员有时疏忽一下是情有可原的。就这样，吉斯凯斯和斯雷德便成功地和伦敦直接取得了联系。一位德国人戏称这一不寻常的行动力“英国人招徕生意”。
从此以后，党卫军就可以为英国人派遣的间谍选择空投地点了！第一个落入德国人圈套的是一位名叫阿诺特·巴森的别动队军官。他降落在施泰因维克以北的沼泽地里。斯雷德和吉斯凯斯亲自来“迎接”。英国人一着陆就被3 个荷兰人抓住，并将他带到他俩面前。
这个可怜虫还蒙在鼓里，说：“你们开这种玩笑，可有什么意思？”
但他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由盖世大保和谍报局头子押上车，被送到监狱里。巴森曾是一位喜剧演员，这次无疑是他一生中所演的一个最为悲惨的角色。
尽管德国人抓住了巴森，但他们并没有把全部无线电台搞到手，也没能把别动队的人都抓起来。他们只不过是抓获了其中的1/3。英国人带往荷兰的3 部电台中，德国人仅控制了1 部。然而主要的空投联络却是通过这1 部电台。
英国人显然是在向自己的脖子上套枷锁，因为伦敦用电台向德国人报告他们派遣特务的隐匿地点和接头地点。别动队的人很快被抓获，其他两部电台也相继被发现了。英国人为他们的“生意”又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伦敦方面似乎始终不知道劳弗斯故意漏发密码呼号的意图，继续用电台向德国人通报消息。
英国人送上门的生意“越做越兴旺”。被德国人控制的电台不断向伦敦报告詹布劳斯教授的“好消息”，同时又不断要求提供物资援助以装备纯粹是盖世太保臆造的抵抗部队。
就这样，党卫军从空中得到了15 吨炸药、5000 支手枪、3000 支冲锋枪、200 挺机枪、50 万发子弹、20000 枚手榴弹、75 部收发报机和50 万盾（荷兰货币）。。唯一的困难是说服德国空军的飞行员不要攻击前来为盖世太保运送物资的英国飞机。
凭着英国人这一愚蠢的“协助”，德国警察得以利用各种掩护手段巧妙地与荷兰的抵抗运动取得联系。为能打入情报网内部，斯雷德和吉斯凯斯便利用完全忠于占领者的那些荷兰人。其中一个叫安东·范德瓦尔斯的人竟还成了由社会主义进步记者莱沃纽斯·范洛瓦领导的一个情报网的重要成员。
盖世太保很快就掌握了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名单。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范德瓦尔斯的上司给他配备了一部无线电电台，他当着其抵抗运动朋友们的面发报。但抵抗运动的人不知道。他是以吉斯凯斯为他指定的频率、波长发报的，吉斯凯斯收到电报后将电文修改删节，再转发给伦敦。
到1943 年初，在被占领的欧洲，盖世大保已完全取代了谍报局。从此以后，党卫军取得了绝对权力，导致了警察控制军人的局面。
吉斯凯斯少校和党卫军少校斯雷德虽然保留了他们的职务，但从此之后却受制于两个年轻上司（谍报局的狂热纳粹分子路德上校和党卫军保安处的以凶残著称的诺曼少将）的管辖。
他们命令下属：“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同伦敦对话上了。。要彻底消灭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1943 年4 月1 日，党卫国进行了一整天的疯狂的大规模擅捕。这次重要行动算是“英国人送货上门”的最后结局。然而，骗局最终还是败露了。1943 年8 月31 日，一个可怕的消息传到盖世太保驻地。事情出自哈伦神学院。哈伦神学院早已被盖世太保变成了监狱，被抓获的别动队的大部分人就囚禁在这里。事情是这样的。斯雷德少校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少校拿起电话没好气地问：“今天是星期天，为何要打搅我？”“社莱因和乌宾克逃跑了。”要把他们抓回来是不可能的，德国人想出了一个鬼主意。通过他们控制的电台，他们通知伦敦，说这两个人是被德国人收买过去的叛徒，他们试图返回英国，从内部破坏英国情报机构。结果，贝克大街别动队的领导人们又上当了。这两位抵抗战士经过千辛万苦，5 个月后逃回英国，却立即被投进了监狱。3 个月后，又有哈伦监狱的3 名犯逃了出来，直到这时，英国才明白了真相，知道他们是被德国人欺骗利用了。在伦敦，别动队荷兰科的科长宾格哈姆少校被解除了职务，在此之前，他和荷兰谍报机关及英国情报局的关系越来越恶化。
他收到斯雷德和吉尔斯后来的最后一封电报，不胜懊梅，德国人在电报中说，他们认为同“英国人的生意不能再做下去了。”德国人主动结束了这场持续4 年之久，并给荷兰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灾难的骇人听闻的欺骗“游戏”。
德国人还在这份电报中感谢别动队的英国军官的“长期的、卓有成效的合作”。
第七章死神咆哮
●希姆莱的权势达到了顶点
●一个可怕的接待委员会
●血腥的大屠杀开始了
●一个介于可笑和可怕的德国陆军元帅
●骇人听间的残忍待遇
●亿万人民乐于听到的一声枪响
●德国各地到处流传着专人毛骨悚然的消息
第一节：希姆莱自问：我该怎么办？
1944 年秋，希姆莱的权势似乎达到了顶点。戈培尔的助手塞姆勒写道：“除希特勒（可能还有马丁·鲍曼）外，已没有人不害怕希姆莱了。戈培尔曾说，希姆莱建立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权力机构。
然而，事实并不尽然。患有巨人症的黑衫队虽然表体强大，实质上却很虚弱，一些组织，尤其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陆军、空军、冲锋队都对党卫军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甚而可使其瘫痪。即使像军备部长施佩尔这样的中间派居然也可以迫使希姆菜取消某些保安决定。例如，他迫使希姆菜释放了V，试验中心的核心人物沃纳·冯·布朗及其合作者。这些人是于1944年3月4日因对帝国政府有过激言论而被希姆莱批准逮捕的。此外，由于后来情况的变化，尤其是在1943年至1945年这一时期情况的变化。黑衫队远没有形成如有些人认为的统一性和整体性。无数事实表明，党卫军自身的一些领导机构，尤其是党卫军武装部队的领导机构黑衫队内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
此外。希姆菜表面看起来强大的权势因鲍曼权力的增大而迅速跌落。对这位元首秘书的狡猾手段，党卫军领袖并不十分清楚，可他觉察到鲍曼有野心。在战前和开战之初，鲍曼得到希姆莱许多宝贵的帮助。但鲍曼随着自己渐渐博得希特勒的信任（尤其是自赫斯去英国之后，他成了希特勒的心腹谋士），便处心积虑地控制党卫军总监，并搜集反对他的“武器”。
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希姆莱和鲍曼之间的友情深厚，配合默契，以为“亲爱的马丁”（希姆莱对鲍曼的称呼）和“海因里希大叔”（鲍曼对希姆莱的称渭）具有共同的信念：作“元首的无私的战友”。此外，赫德威格（希姆莱的妻子）和格塔（鲍曼的妻子， 10 个孩子的母亲）彼此也非常要好。他们的孩子在一块玩，两位爸爸也参与他们的游戏。。这是一幅多么融洽美妙的情景啊！格塔在给丈夫的信中写道：“我不敢想象，假如海因里希和你，你们不把一切都管起来，事情将会是怎样。元首一个人永远也不能管这么多事情。”
是赫德威格无意中向鲍曼提供了整治她的丈夫的口实。党卫军总监和纳粹的其他头子（比如戈林）不同，并未以权势为自己谋得多少财富。为了安置赫德威格和他的两个孩子，他需要向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借8万德国马克。“亲爱的马了”假装关切，私下向“希姆莱大叔”答应了这个数目。随后，希姆莱便得知，鲍曼不只要他付利息，而且还以告知希特勒相威胁对他进行挟持。希姆菜极爱脸面，生怕失去其廉洁奉公的好名声。现在，鲍曼则不失时机地使希姆莱意识到，整个党卫军不能不依附于希特勒而存在，而他，“元首的秘书”，不但不受黑衫队的监视，而且还对其享有指挥权。希姆莱曾将其视为心腹的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自1944 年1 月起，开始参加希特勒参谋部的会议以监视希特勒的各位助手，可他自1942年起就成了鲍曼的人。狡猾的帝国长官（鲍曼）事实上早就允许盖世太保的这位大头目不通过希姆莱而直接与元首接触。希姆莱对此知道得很清楚，可他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他认为，希特勒对鲍曼及其工作方法过于相信，所以人们是无法冒犯鲍曼的。 1944 年10 月，希姆莱对瓦尔特·施伦堡说：“我曾力求重新和鲍曼取得和解，尽管我认为他对元首的许多过错负有责任。”
总之，尽管有许多头衔，希姆莱已觉察到自己在受人控制，甚而在无可奈何地受人摆布。难道是为了进一步取宠于希特勒（世界上他唯一放在眼里的人），他才想方设法要在野战部队中谋得一个指挥官之职吗？
当时，德军在阿登的攻势正处于停顿状态，鲍曼意欲让党卫军总监在军事上承担指挥失误的罪责，便向希特勒建议，让希姆莱担任一新建集团军的指挥，并让这支部队集结在卡尔斯鲁瓦和瑞士边界之间，通过在南部发动强大的对敌钳制行动，援助在阿登发动的攻势。希特勒接受了鲍曼的建议。可希姆莱对鲍曼的险恶用心毫无觉察，反而认为这是希特勒对他的信任。
希姆莱想把盟军从阿尔萨斯驱赶出去，便带领他的党卫军武装部队向早日进军，冀望在莱茵河上为希特勒打个大胜仗，借以改变西线战场的被动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