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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27 日（星期五的下午），腊登休伯由于没有报告菲格莱因缺席而受到希特动的严厉斥责，腊登休伯垂头丧气地从希特勒的书房出来，请求根舍帮助。只是在这个时候，根舍才提到电话号码的事，并找出他草草记有电话号码的笔记本。这位侦察队长立即就要罗胡斯·米施中士在电话交换台查找这个电话所在的确切街道地址。米施照办了，于是腊登休伯就拨号打电话，菲格莱因本人接电话。菲格莱因对他安适的隐身处被发现确实感到惊恐，但在最初的震惊之后即恢复了镇静，他对腊登休伯说，他刚喝了点酒，还有些醉意，他得刮刮脸，但两小时以内一定去报到。腊登休伯要菲格莱因立即就去刮脸后出发前来。腊登休伯还告诉他，如果没有交通工具就给他派辆车去。菲格菜因以一个德国军官的名义保证两个小时以内去报到。菲格莱因下午五点过后还没有来，腊登休怕就派了一个四人小分队乘坐一辆吉普车去找菲格莱因。这个小队由党卫队上尉赫尔穆特·弗里克率领。弗里克是个富有战斗经验和立过功勋的军人，是希特勒警卫队的成员，选择他是出于明显的军事形势。当时战线已经移到柏林市区，到前线去是一项危险的差事。在和平时期，一般地从总理府的伏斯大街到勃赖伯特劳大街驱车只有十至十五分钟的路程，这时，为避开街区战斗要通过维尔默施道夫区绕一段很大的弯路，弗里克花了一个小时。弗里克和他率领的几个人不得不三次下车躲避，在萨维尼广场附近同苏联狙击手的激烈交火中还有一名党卫队中尉负重伤。上尉没有逮捕将军，弗里克上尉并没有受命逮捕菲格莱因顺从地跟他去会见希特勒。弗里克到达时，他看见菲格莱因单独一个人，没有穿军服，没有刮胡子，正在喝酒，桌子摆着三个科涅克酒瓶。菲格莱因竟无理地试图诱使这位上尉逃跑。弗里克是忠诚的军人，即使是他单独一个人执行任务，也不会逃离的。经过半小时激烈则无效的争论，弗里克和他的一帮人驾车返回总理府。街道上的战斗虽然不那么激烈了，但是红军大炮的轰击并没有缓和，他们回来的路程也还是相当危险的，吉普车遭到了弹片的袭击，两个轮胎也被打扁了，颠簸得很厉害。车里有个军官受伤了，然而菲格莱因将军仍然没有在车上。
马丁·鲍曼这时在场，他责备腊登休伯派军衔这样低的军官去执行这项重要的使命。经过两次长时间的讨论，决定派一位名副其实的上校、党卫队的分队长、腊登休怕的副指挥赫格尔带领一个大一点的六人突击队去。他们乘一辆武装装甲车出发。当时大约晚上十点钟，柏林已经天黑了。弗里克再次参加了突击队，因为他既熟悉道路，又了解苏联人的阵地位置。
赫格尔上校是不是被派去逮捕菲洛莱因，这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孟克坚持说不是去逮捕菲格莱因的。在纳粹党内部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总理府集团更甚。无论如何，当时在场的只有孟克和腊登休伯两位党卫队将军，孟克显然不能离开他的战斗指挥岗位，腊登休伯没有冒自己的生命危险到柏林街去的欲望。但是，去逮捕一个将军，作为一个上校并不会比一个上尉有所作为。赫格尔接受命令的矛盾心情是显而易见的。他不是去逮捕菲格莱因的，但他也清楚把他需要的人带回来又是极不明智的，赫格尔在希特勒身旁的时间已很久了，他了解希特勒。
这一次到勃赖伯特劳大街又用了将近整整一个小时。当时浮云遮月，突击队员们只开着车前小灯在柏林阴森森的街道上穿过碎石烂瓦迂回前进。总算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在晚上十一点左右到达。
正是在这一点上事情出现了差错。像赫格尔这样有经验的人，应该是从背后接近目标，包围建筑物，在处边至少设两个岗哨。相反，他们全部通过正门进去，拥上了二楼。菲格来因在房间里进，他已穿上军装，敞开着领子，脸已经刮过，和一个年轻女人一起站在红木圆桌旁边，正忙着捆扎一个女式手提旅行包。赫格尔喀嚓一声立正敬礼。有礼貌而坚走地提醒菲格莱因将军，元首的命令依然有效，要他立即回总理府。仍然醉醺醺的菲格莱因亮出他的官衔，抗议他们粗鲁地闯进来。菲格莱因终于同意跟着走了，这使赫格尔感到宽慰，正式逮捕这个棘手的问题终未发生。
关于逮捕菲格莱因一事，这种方式看起来很简单，但赫格尔上校的神经却似乎非常紧张。赫格尔清楚地知道，菲格莱因由于与爱娃·勃茵恩的亲属关系而在纳粹统治集团中所处的地位。这种精神上的踌躇也许说明这样的事实，不仅赫格尔忘记在房子周围布置岗哨，并且他还忽视了对那个年轻女人的警惕，因而她在他们谈话过程中迅速地从起居室溜走了，菲格莱因客气地请客人们喝过科涅克酒之后，她手里端着放有空玻璃杯的茶盘到厨房去，像是去取水的样子。赫格尔专心致志他说服菲格莱因，其他人全神贯注地在旁静听，当菲格莱因同意跟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全都放松了。就在这时，有个侦缉人员醒悟到这个女人还没有回来，他听见厨房里有放水声，就走过去查看，结果那个女人不见了，窗子敞开着。他拧上水笼头，关上窗户，只是报告她已经不在了。赫格尔很快拿起那个手提包就打电话给腊登休伯，说他已带着菲格莱因启程了，但是他没有提到那个女人。很明显，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打开手提包检查和登记其中的物品。
突击队员用了他们去菲格莱因公寓的一半时间就返回了总理府。即使是在这最后几天的夜间经常发生的巷战这时却沉寂了，苏联人露宿了。4月27日（星期五）的午夜前后，赫格尔的小队回到总理府，赫格尔本人和两名战士把菲格莱因带到了他在新总理府的住处。
随后，这位上校就带着手提包穿过长长的地道从新总理府到元首暗堡，当他下到暗堡，他大吃一惊，在他面前的站着一群人，不仅包括预料到的腊登休伯将军和根舍少校，而且还有马丁·鲍曼、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缪勒和戈培尔，一个可怕的接待委员会。
赫格尔上校敬了礼并报告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但无论是鲍曼还是腊登休伯，都没有向他表示祝贺。在赫格尔莱因带到他住处、又回到暗堡的大约十五分钟里，接待委员会同与赫格尔一起去的其他人进行了交谈，知道了在勃赖怕特劳大街劳大街公寓里所发生一切。当赫格尔带着那只手提包报告的时候，鲍曼迅速地抢过手提包，把其中的东西倒在老会议室的会议桌上。
手提包里有一个小皮包，里边是一些钻石，紫水晶石，红宝石，一个蛋白石，一只钻石别针。几只戒指，一串珍珠项链，三只金表（其中一只是爱娃·勃劳恩交给菲格莱因修过的）。105，725 德国马克，3， 186 瑞士法郎，两份签发给这个女人的护照（即两份护照上名字不同，但却贴着相同的相片），还有几张交通地图。
这些东西说明一点，客观存在是柏林某一对有钱的夫妇在首都将要隐藏、转移去西方之前积攒起来的，在总崩溃时这么大量的金钱和宝石作为交换物品是足够的了，如在1945 年混乱时期，德国马克的表面价值随着帝国的崩溃而日益下跌，这些瑞士法郎比德国马克具有更大的实际价值（瑞士货币并不意味着这对情人必然要去瑞士，这是应急的货币，——任何地方都可以用）马丁·鲍曼还看出了另外的问题，一份英国的护照，这意味着菲格莱因策划与之逃跑的这个女人不仅是德国人，甚至很可能是一个敌国人。鲍曼像头受伤的公牛，两只拳头捶着桌子吼叫着，当面申斥赫格尔，“赫格尔，你这个十足的白痴，‘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你为什么不抓住她？不把她带到这儿？而要回这个无用的手提包？菲格莱因是个卖国贼，这个女人是个英国人，敌人的代理人。菲格莱因和这个间谍同床共枕，把什么都泄漏出去了，她就是那个漏洞。”
根舍是这样描写的：“菲格莱因的这个情妇比他接近的其他女人都漂亮，我能记起的只是，她长相好看，高高的个子，装柬打扮人时，金色的头发闪闪发亮，大约三十来岁，讲德语有种特殊腔调，至少还能讲两、三种语言。听说她叫玛塔·奥哈拉，有丈夫，可能是住在城外的一个外交官。我遇见过她两、三次时间都很短暂，在酒吧她和菲格莱因都是快饮，即刻离去。他们有一次谈话的话题就是马，菲格菜因是个骑兵嘛！”
同样见过这个女人施中士说，他认为这个女人是苏格兰人，嫁给了一个匈牙利人。孟克记得这个女人是个外国人，但说她是丹麦人。而已尔却认为她是爱尔兰人，是爱尔兰国籍。
这时，鲍曼亲自监督着并命令另外两支摩托车队返回菲格莱因的公寓去，赫格尔和缪勒这时率领两支车队用不同的路线同时都在五分钟之内到达。但是鸟儿并未飞回笼子，房间里空空如也。很可能是缪勒从分寓房间里打电话给腊登休伯，下令要他把菲格莱因转交给盖世大保，因为对赫尔曼·蕙格莱因进行深入细致的审问。这次询问是在4 月28 日（星期六）。持续了一整天。
那么，玛塔·奥哈拉是不是成功地逃脱了？她也许今天还活着。在那时柏林及其周围的危险形势下，人们只能推测她那天晚上逃脱的可能性如何。已经确切知道，有七名情报人员在这两于之后离开暗堡的，他们经东西轴心大街，通过奥林匹运动场，朝哈韦尔河下游走去，最后安全地逃到了西方。他们全部是男人，并且都穿着军装，有更大危险性呢！最后还知道，有几个妇女在希特勒死后离开暗堡突围，除一个人在柏林失踪外，其余几个人也都安全到达了西方。
对于住在柏林的一个外国籍女人来说，强行出走显然是很危险的，甚至比狂轰滥炸和巷战更为可怕，有经验的女人都是尽力寻找一个隐身处。当玛塔·奥哈拉从窗户逃出来时是只身一人，她那时根本不可能再通过无线电发出情报。柏林的德国反间谍机构侦察秘密发报机的地点是非常内行的。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是用“无名信件投递处”来交换情报的。在当时，“无名信件投递处”很可能是一个中立国的大使馆。对她来说，紧迫的事是到那里去。但是，许多大使馆，包括爱尔兰和匈牙利大使馆内，都座落在战斗越来越激烈的、连遭轰炸的动物园区，虽然从勃赖怕特劳大街到动物园仅相距一英里路程。但她要经过的这条大街却被切断了。像这样一个善于随机应变、头脑冷静的女人，可能会交上好运的。她毕竟没有护照（通行证），没有旅行袋，没有手提包，没有钱，没有交通工具，只有随身穿的衣服。尽管可能
性不大，她还是可能在最后时刻落入盖世太保的手里，如果她穿过柏林的心脏地区，那么死于巷战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不管发生什么情况，自那以后就没有她的任何消息了，任何踪迹都没有了。
赫尔曼·菲格莱因的命运如何？汉娜·莱契传出来的消息说他已被处决，这是1945 年希特勒暗堡里出现的首要事件之一。汉娜·莱契是4 月28 日（星期六）很晚才同里特·冯·格雷姆一起离开暗堡的。她说，就在她离开暗堡之前，菲格莱因已经在埃伦霍失彼处决了，暗堡的目击者可以证实，因为就发生在希特勒——爱娃·勃劳恩婚礼之前。据米施中士说，婚礼仪式事实上推迟了至少二十分钟，就是因为希特勒与缪勒、腊登休伯去商谈“核实菲格莱因死亡的事”。
星期六的晚上，远在旧金山发生的一件反常事件最终决定了菲格莱因的命运。在旧金山，一名机警的路透社记者发出一则消息：海因里希·希姆菜向西方国家发出了和平试探。在北部的波罗的海之滨，希姆莱正在与伯纳多特爵进行秘密商谈。这则重要的内部消息由所德哥尔摩电台的德语节目广播了。暗堡里的人是在晚上九点钟左右收到这些消息的。宣传部的海因兹·洛伦兹当时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通向暗堡的地道里有一间舒适的办公室，他抄收了这条新闻并把它交给了马丁·鲍曼，发生在德国境内、距柏林仅二百英里的事，竟然要通过八千英里以外一家通讯社播发的电讯稿才知道，这简直是大本营情报中荒诞可笑的事。
希姆莱是个卖国贼！据汉娜·莱契说，希特勒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时，“他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向每一个他所遇到的人展示这一份新闻稿”。结果产生了混乱。鲍曼早就猜疑希姆莱的两面派行为，但由于他需要有一定的策略来取代戈林，当时没有必要去指挥希姆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