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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特工人员获悉，就在这两人在默兰投宿的那天夜里，默兰城的一个教堂里曾出现过奇怪的灯光。第二天他去教堂侦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两天以后，“缨勒”启程去博岑，罗夫返回米兰。
1945 年年底，“罗马之路”已完全组织就绪。罗夫通过一个名叫恩里罗·德·P。。的前法西斯党头目，一方面在意瑞边界，另一方面在雷察尔和布伦内罗山口，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驿站网。逃亡分子从瑞士一站一站地来到米兰，然后前往罗马。大部人在米兰逗留数月。只有国社党领导人才能优先去国外。那些“知名人士”逃往拉丁美洲，其他人逃往中东。
参与组织逃亡活动的人有的是出于理想主义，有的则是为了赚钱或为了搜集情报。他们之中有忠于希特勒的农民和农场主，有“偷越国境”的馈犯，还有神甫和修道会会长。“这一切都是在盟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罗夫说，“可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这是多么不公道啊！”
许多人猜测马丁·鲍曼已死在柏林的炮火中，但没有任何人确信这一点，了解鲍曼精心准备逃命的人就不能确信这一点。
1970年12月23日，前党卫军上校、德国中央保安局六处前特遣队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在汉堡（他刚在那里动过手术）宣称：“鲍曼作过整形手术，叫人辨认不出来了。他完全不是原来的样子，即使我今天碰见他，我也认不出来！”
鲍曼的确终于逃出了苏联人和美国人的撒下的天罗地网。他很可能是这样逃出的；
5月2日晚上，斯坦普弗格大夫死后，这位垮台的帝国长官来到柏林最北边的威廉鲁区。他在海备克罗特小车站遇到前一天在地下避弹室见到的一名西班牙籍军团的志愿军士官。此人带着便服，并主动提出护送他。鲍曼一心想逃走，当然乐于接受他的帮助。
两人沿着铁路线前进，先是到达巴斯道尔夫。在那里，他们没有被苏联人抓住（苏联人把他们当作巴伐利亚汽车制造厂的工人），接着向万德利茨走去。根据原定计划，本应有汽车接迎。但谁也没有赴约，两人只得继续步行。他们睡在废墟或壕沟里，躲开了巡罗部队。5月7日，他们来到霍恩到森，10日抵达博伊岑堡。在博伊岑堡，鲍曼与一名逃亡组织成员、原谍报局特种部队勃兰特堡师中尉格拉夫（假名）重逢。格拉夫说：“我们必须改变计划！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一艘潜艇停泊在弗伦斯堡湾，一星期以后启航。”
当时，德国的潜艇还在各域游戈。帝国的某些权贵后来就是乘潜艇逃跑的，有些人逃到地球的另一端。有人肯定说， 1946 年，一艘潜艇停泊在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
5月12日，鲍曼及其同伙抵达拉南堡，他们在爱尔伯大街113号的小房子里度过一夜。第二天清晨，4 个穿着英军制服、讲着一口流利英语的人前来寻找他们。他们是格拉夫的部下，其任务是把帝国长官送往英国管辖地区。
中午，他们乘吉普通过了盟军分界线上的拉南堡检查哨所，傍晚，又迅速地通过了弗伦斯堡。潜艇一直停泊在那里。凌晨4点，鲍曼、西班牙士官、格拉夫和其他4人登上潜艇。鲍曼紧皱眉头，沉默寡言。格拉夫却低声哼着小调：
“再见！小妹子！
我的心肝，你在这里等着吧，
等着我归来！
今天我们出海去远航。。”
5 月底，潜艇进入爱尔兰海域。一天夜里，鲍曼和那个西班牙人在都柏林以北一个小湾登陆。潜艇立刻返航，直至9月船员才返回。
在都柏林，鲍曼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自己的身份。他每天收听新闻，很快了解到罗夫组织的地下潜逃网没有遭到破坏。他还得知被他送往意大利的妻子已经死去。这年8月，他搭船抵达西班牙桑坦德，流寓西班牙一年。这一年他千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1946年4月，鲍曼决定去找罗夫。意大利没有西班牙那样安全。但呆在西班牙前途莫测。要离开欧洲，必须先去罗马。
4月4日，鲍曼来到日内斯。德拉加诺维奇神甫负责照看他，并给他派了一名身强力壮的“乌斯塔什”分子作他的贴身警卫。 16 日，鲍曼由这位身着教士长袍的克罗地亚人陪同，乘火车到达米兰。他一出站。一辆小汽车便把他接到米兰近郊。瓦尔特·罗夫在那里恭候他。“终于见面啦！”
几天后，这位前希特勒的秘书被秘密护送到罗马。罗夫陪同前往。他首先把他送到维亚德拉尼马休达神有的寓所。后者人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逃跑是十分危险的。盟军正在搜捕鲍曼。所有检查哨所都收到有关他的体貌特征的通报。如果被抓住，他就没命了。
休达提出一个办法。他和一个离罗马城35 公里远的方济会修道院有联系。他说：“修道院院长绝对可靠。我们的朋友可以成为那里的图书管理员。但他必须有耐心。”
鲍曼后来在那里隐居了几年。他实际上只外出过一次。1948年夏天，鲍曼由两位耶稣会神甫陪同前去他妻子的墓地祭奠。这次外出可以说是愚蠢的。此后不久，社会上便流传着帝国长官还活着并隐居意大利的消息。此外，他的岳母也一再吐露不慎之言。据知情人透露，鲍曼可能利用幽居的机会撰写了一本“政治纪要”。也许是他不愿意将其发表，后来将之销毁了，但现在还保存着一份原稿的手抄本。
显然，这些传闻难以核实。但不管怎么说，在此期间，鲍曼不可能是无所事事的。他仍在精心地准备逃匿。当时他可能利用他所掌握的财政信息，试图协调一直分散在各地的力量。从那时开始出现的有关“帝国秘密金库”的传闻，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原由。
西蒙·维森塔尔后来说，“一位重要的外交官向我证实，西班牙有一个资助纳粹分子活动的‘鲍曼基金会’。”
毋庸置疑，设法让鲍曼逃走是瓦尔特·罗夫罗马逃亡网组织的一次最重要的行动；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较为次要的行动。但无论哪一次都显示出盖世大保、党卫军保安处和其他纳粹组织成员逃避盟军惩罚的能力，几百名逃亡分子（有的还带着家眷）就这样被送到近东。狄特尔·凯斯登和弗立克斯·霍肯海梅尔就是一例，1947年3月，凯斯登由于一件桃色事件被迫离开逃亡网。几个月以来，他与一位18岁的米兰少妇玛丽亚私通。而玛丽亚是共产党员吕弗米的侄女。罗夫认为还是支开她为好，因为当时与游击队的关系已趋于紧张。
1947年3月6日，凯斯登、霍肯海梅尔和4名原柏林盖世太保成员决定前去罗马。他们驾驶一辆旧式菲亚特汽车从克里斯托弗罗来到维也特拉的圣·洛伦索教堂，会见了休达神甫的一位合作者安东尼约牧师。这位牧师乘火车把他们护送到罗马。途中大家都穿着教士长袍。牧师叮嘱他们说：“你们要像神甫那样走路，不要像士兵那样！轻轻地缓步向前，脚不要抬高，应擦地而行，而且目光向下。。装出一副寻找草莓的样子。”
在罗马，逃亡分子住在靠近维亚德拉尼马的一座小楼里。他们在这里呆了半个月，生活十分清苦，早晨6 点起床，不能外出，没有报纸。几乎每天都有两名教士轮番对他们盘问。
“您认识缪勒吗？”一天，一位教士问凯斯登，“就是那个海因里希·缪勒？”
“盖世太保头子吗？我和他见过两三次面。”凯斯登回答。
“这里有一张表，请把您知道的情况全部写上。”
凯斯登和霍肯海梅尔从罗马来到波洛尼亚，在慈善组织总部领取了假护照，尔后前往威尼斯。在安东尼约牧师的帮助下，他们与即将带领他们离开意大利的人接上关系。这是一位伊拉克外交官，名叫阿萨尔·海卡尔（化名），讲一口流利的德语。
一次不平凡的旅行开始了。这两个德国人和海卡尔登上伊拉克前总理拉希德·盖拉尼乘坐的轮船。船在雅典停靠，启航后在塞浦路斯海面遭到狂风的袭击，最后抵达叙利亚的拉塔基亚港。
第二天，凯斯登和他的同伴乘汽车到达大马士革。他们的联系人地址是乔治·哈塔特街22 号。这里住的是一位法国人，名叫科林。科林原是一名维希分子，1941 年当英国一戴高乐部队进攻叙利亚时，他在邓尼茨将军麾下任职。
科林对他们说：“你们最好是为阿拉伯解放运动服务。现在时机极好。与以色列的战争随时可能爆发。”
“但战争不会打多久的。”
“不要这样认为！阿拉伯联盟秘书长阿查·巴沙说，不久将看到像蒙古人和十字军那样的屠杀。我认为他说得有道理！相信我的话吧，巴勒斯坦问题仅仅是开头。”
“那该怎么办？”
“阿拉伯国家正想招聘欧洲政治顾问和军事教官。几位前保安处领导人已开始为他们工作，其他人正帮助耶路撒冷的穆夫提建立民族警卫队。你们有的是工作可做。考虑考虑吧。”
早在1943 年，当罗夫作为保安处驻北非代表时，他就曾打算解救流亡在留尼汪岛的阿卜德·克里姆，把他扶上在德国人控制下的摩洛哥国王宝座。由于西班牙反对，也由于这位领导人的最后支持者背离了他，这一计划后来告吹了。罗夫对北非解放运动始终抱有同情态度。他常常说：“德国人和阿拉伯人生来和睦相处。我们有共同的敌人：英美、犹太复国主义和全世界的犹太人。”因而，当“罗马之路”被迫停止活动后，罗夫便退到了北非。
尾声 下一批牺牲者会是谁？
当第三帝国面临崩溃之际，希姆莱开始走上了他最后的歧途。他离开吕贝克以后，就象一头落入陷井的野兽来回地绕圈子，事实上，这块逐渐变得狭窄的土地与陷井并无两样，它牵住了任何一头危险的野兽。他首先驾车朝柏林方向驶去，但是要到达目的地是不可能的，他只好驶向北方菲斯滕贝格总部。
4 月26 日，他在那儿听到戈林“背叛”以及关于下令逮捕“帝国元帅”的消息。
希姆莱加快速度再次向丹麦边界驶去，以便重新与施伦堡会面。他委托施伦堡陪同伯纳多特去弗伦斯堡，并继续寻求“谈判”之路。四月三十日，施伦堡从丹麦来到弗伦斯堡，他在那儿获悉，自己也被解除了官职。党卫队保安处政治处处长江克中校和军事处处长斯科尔兹内中校替代了他的职务。
施伦堡不是那种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恢复官职，驻守在特拉弗明德。五月一日上午，他在那里得到了关于希姆莱自杀和邓尼茨接任的消息。
不久以前，希姆莱在吕贝克附近的普勒恩的邓尼茨司令部里同邓尼茨进行了谈话，并决定与他“商量”现在应该采取的措施。
施伦堡陪他去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接触，晚上飞往丹麦继续进行“谈判”。他在急勿匆地返回普勒恩以后，马上飞往斯德哥尔摩。在那儿出现的投降使他感到吃惊。
希姆莱自己则去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追随新政府。五月四日，新政府在那儿的海军学校里开始办公，一群无头苍蝇在“帝国总统”的身后相互碰撞。凯特尔、约德尔和其他高级军官都说，战争会在挪威继续下去。邓尼茨把帝国委员特波文和包姆以及林德曼将军召集到身边，探讨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举行的起义的途径。一批党的达官贵人试图对固执己见的休息室里的战略家们加以干涉，他们不知道那些战略家已被消灭了，而且当不断的空袭每分每秒都要造成无谓的牺牲时，他们对如何减少由于一场无情的战争而被弄得支离破碎的民族的痛苦也很少关心。
希姆莱躲在那些喜欢听信谣言、动摇不定的群众中不露面，直到最后作出无条件投降的决议时为止。那一天，这个罪责难逃的党卫队首脑从政府中被撵了出去，现在，希姆莱意识到，他直接受到了威胁，于是便不知去向了。五月八日深夜，各条战线停止了敌对行动，自1939 年9 月1 日起，大炮首次沉默下来。
没有人知道希姆莱在哪儿，也许他同一些忠实的党卫队员一起躲藏在一个不安全的隐蔽处，这些队员都像他一样考虑如何逃避报复。盟国的特工人员对他擅寻了十五天之久。他们推测希姆莱在弗伦斯堡的周围地区，结果还是没有找到他，他的照片被分发到那里的占领军手里，要是许多德国人知道希姆莱的隐蔽处，他们很可能早就报告了。
这种局势不会拖延得很久。5 月20 日，希姆莱决定进行一次尝试，同他的一小撮党卫队军官一起到达巴伐利亚一个安全的避难所。
5 月21 日，一支小分队正在密切注视着通往不来梅的不来梅沃德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