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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希特勒本人也摆脱不了这种体系的注目。可以说，海德里希是“研究希特勒的人”中最早的一个，并且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找出他的主子过去生活中一切细微末节。在这方面他十分成功，因为他在慕尼黑有一个特别亲信的特工人员，这个人的唯一职责就是去寻求希特勒早年同事和老友们的信任。这个特工人员把这个任务完成得十分成功，特别是在几次豪饮的酒席上，这个人从那些毫不怀疑的牺牲者口中得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材料（而那些牺牲者口中的大多数人本来都像憎恨瘟疫似的恨海德里希）。海德里希搞的那份希特勒的档案对将来任何一个为希特勒写传记的人来说都是无价之宝。
提供这些材料的那些老人，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过希特勒的军士长的玛克斯·阿曼。从纳粹运动初期到本世纪20 年代末一直是希特勒的最亲密的朋友的艾米尔·莫里斯，另一个也是他密友的赫尔曼·埃塞以及希特勒的著名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等。霍夫曼和希特勒的关系从很早就开始了，当时希特勒因为自己的外甥女吉莉·拉包尔之死而患失眠症，经常和霍夫曼辩论到深夜。此外还有克里斯蒂安·韦伯，这也是一位希特勒的早年老友，他是有权利和希特勒谈话时不称“您”而称“你”的少数人之一。与他分享这种特权的只有几个人，他们是弗立德里希·韦伯博士、克里贝尔大使、冲锋队罗姆将军和一个姓施密特的战时老伙伴。所有以上这些人谁也有没想到套自己话的人是海德里希所派的特工人员。
他暗地里进行着各种剧烈的斗争，一心想的是一个“权”字。而他偏爱匿名却是出于一种自卑感之故。
他的部下几乎从不称呼他的名字，他们叫他“C”——一个古怪的绰号，只有了解他家庭秘密的人才知道这个绰号。他不敢正视他的对手，尽管他具有野兽的本能，也不敢正面攻击他们。他内心的活动同纳粹原则是完全一致的，这就使他成为党卫队的种族论和行动准则的思想家、理论家和宣传家。对他说来，首脑就是先知，他可以发布命令。可以为一切辩护。因此，由他领导的党卫队保安处的任务，不是去监视党卫队的“行为是否检点”，而是去监视它的“主义是否合乎潮流”。这个杀人犯经常戴着道德家的假面具。
海德里希耐心地在他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八号的办公室里编结着覆盖整个德国的巨大的蜘蛛网。对此需要花上五年时间，这五年将把德国引向战争的边缘，一些目光敏锐者早在1934 年就已经看到地平线上已闪烁着战争的火花。
第二节戈林发现：冲锋队的发展危及他的存在
在为希特勒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冲锋队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三帝国的实权落入希特勒手中后，冲锋队的举动却使希特勒愈来愈不能容忍。
冲锋队头子罗姆从来就不掩盖自己的倾向。他说：“我事先说清楚，我不是个善良的人，也不指望跟善良的人为伍。”他反对国家试图“通过法律以调节人类的本能，或将其引向其他轨道”，并针锋相对地提出里查德·瓦格纳的话：“狂想、狂想，到处都是狂想！”他还傲慢地对一位知名的民族社会主义人士的抨击进行反驳。他私下跟柏林医生海姆佐特博士说：“我跟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先生这个愚蠢的道学运动家势不两立。他的文章首先是指向我的，因为我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由此您可以看出，‘人们’和我在一起就非得习惯于民＇族＇社＇会主义＇圈圈的这种罪恶特性不可。”
自从罗姆告发一个名叫赫尔曼·西格斯蒙德的柏林舞男偷窃他一只箱子后，他那伤风败俗的本性就在法院里无人不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5年1 月13 日晚，罗姆在柏林马里恩俱乐部邀西格斯蒙德喝啤酒，接着就按惯例子那种见面叙谈之后少不了要干的勾当。西格斯蒙德的供词说：“在我们还穿着衣服坐在旅馆房间里的时候，罗姆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香烟盒，我发觉有一张纸条掉在地上，就把它拾了起来。约莫半小时后，我离开旅馆的房间，因为罗姆先生要求跟我进行一次令人恶心的性交被我拒绝了。到了街上，我才看清楚，我在房内检到的纸条是罗姆先生的一张行李票。”西格斯蒙德领取了这只箱子，发觉里面装着一包令人讨厌的信件。
希特勒也不是不了解罗姆的本性，但他执拗地认为，这纯属个人私事。罗姆刚就任冲锋队参谋长职位，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希特勒就在一项命令中通知党：冲锋队“不是培育名媛淑女的伦理学院，而是一支骠悍战士的队伍”，他认为控告“纯属私人范围”的人所难免的习性，是“要求过于苛刻，而予以彻底、严厉驳回”。
罗姆寻欢作乐决不仅限于“私人范围”。冲锋队里的心腹队员为他们的参谋长四处寻觅合适的对象，并且只要罗姆的一个宠儿流露出不忠实的迹象，冲锋队的行动队就棍棒交加地把他活活揍死。商店职员彼得·格兰宁格从1928 年起就是罗姆的男宠，并为他奔走物色对象，被安插在冲锋队情报处里以掩人耳目。他每月领取两百马克的报酬，以专门为罗姆物色新的对象，他在慕尼黑吉泽拉高级理科中学前面安下据点，猎取和挑选牺牲品。随后把他们介绍给罗姆，先后总共介绍过十一名学生和学徒。同时，罗姆的另一些臭名照著的朋友，也混到了由于施膝内斯叛乱而空缺的冲锋队高级职位上。罗姆在慕尼黑“格勒克尔熏香肠铺”有经常光顾的固定餐桌，是格兰宁格一帮人和具有相公癖的冲锋队领袖们了聚会的中心。像“格勒克尔熏香肠铺”店主卡尔·策恩特在格兰宁格家里（天文台大街24 号二楼，靠近托布勒）侍候格兰宁格一样，新上任的柏林冲锋队领袖埃德蒙·海因斯也是罗姆固定餐桌上的老伙伴。他在1927 年曾因搞鸡奸而被希特勒开除出冲锋队。而柏林冲锋队新上任的参谋长卡尔·恩斯特，则又是原火线分部上尉勒尔拜因的老相好，勒尔拜因本人又踉罗姆在柏林“克莱斯特俱乐部”和“侧面黑影像”等搞鸡奸的饭店的固定餐桌上碰头。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驱散这一帮性变态的冲锋队领袖。希特勒在对待人们责问罗姆的所作所为时，就以参谋长的鸡奸行为查无实据为遁词，并表示倘使有人向他提出确凿证据，他将作出结论。
这方面的证据一般都被罗姆及其所纵容的一支密探队毁掉了。虽然如此，罗姆的信件还是于1932年3月起开始被披露于众。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邮报》公布了罗姆有关鸡奸的信件。罗姆的一帮朋友为此惊恐万状。每个稍微规矩点的冲锋队领袖，都被怀疑打字复制了信件，并将这些信件交给了前国会议员赫尔穆特·克洛茨博士等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希特勒派。罗姆被弄得晕头转向，竟派他的密友、冒险家、新闻记者格奥尔格·贝尔去执行一项对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来说极其罕见的使命。贝尔也为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纳粹党的情报，每月获得三百马克的收入，他不得不去找前少校卡尔·迈尔。1919年，迈尔曾和罗姆一起发现了希特勒这个政客，但后来又转向了民主派。
迈尔现在属于忠于共和的国旗队领袖，国旗队在最后一分钟还想阻止纳粹势力的增长。贝尔跑进马格德堡国旗队办事处去找迈尔，叫少校保证社会民主党报纸不再披露有关罗姆的信件。贝尔后来说：“迈尔对所有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罗姆也“告诉我，肯定那些混蛋想把我们置于死地”。可是不管将罗姆的信件投寄给报馆的“混蛋”是谁，——罗姆的褐色敌对者还是想按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当希特勒再次拒绝开除他的朋友时，党内同志就自己动手采取措施了，纳粹党内最高法官、民族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布赫亲自拟定计划：暗杀冲锋队参谋长及其四名最重要的同事。
前少校布赫小心翼翼地着手工作。他想起了纳粹党早期时代的一个老朋友，轮箍厂老板和原冲锋队旗队长埃米尔·特劳戈特·丹蔡森。他过去和丹蔡森在巴登建立了纳粹党组织。布赫告诉他，传说党内出现叛逆情况：冲锋队旗队长乌尔将冲锋队整个秘密工作人员联络网向警方告了密，在罗姆的心腹杜·穆林—埃卡特和施普雷蒂两个冲锋队伯爵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德意志一民族主义”集团，这个集团打算攫取所有权力，同时由于他们的鸡奸丑行玷污了党的声誉。
丹蔡森领会了少校的暗示，并想到了自己的几个嗜杀成性的伙计。他组成了一个暗杀小组，委派一个遭到排挤的建筑师卡尔·霍恩当组长。丹蔡森为取得事件发生时本人不在场的辩解理由，已赴奥地利。1932年3月16日，霍恩获得丹蔡森以“维兰德第二”为化名发出的有关采取行动的详细书面指示。霍恩谈到：“行动要点：50号房间办公杜·M·伯爵系175。此人对其上级R。影响极大，由来已久。两人将由一个贝尔先生挟持，希姆湖畔格罗膝米尔，应以相同方式处置在同屋的参谋部头目乌尔。”由冲锋队军乐手格林施带八名队员伺机用铁锤将贝尔击毙，并把他吊起来，标上一个字。接着就轮到罗姆。丹蔡森告诉格林施：“伙计们，要尽你们的职责，可别忘了参谋长！祝伙什们好运道。W。Ⅱ。”
霍恩得到了指示：“50号房间，10时50分，开一辆大型奥佩尔牌汽车。它每天停在房子前面，车轮螺丝，着蓝色装配工服。”确切的意思是：冲锋队情报头子卡尔·莱昂哈德·杜·穆林—埃卡特伯爵在褐色大厦50号房间办公，每天乘一辆汽车上班。由霍恩制造一次车祸将他干掉。但是，当凶手在偷窥褐色大厦时，突然产生了顾虑。他没有去拧松奥佩尔牌汽车车轮的螺丝，而是向社·穆林自首，并供认了一切。再说，伯爵根本就不是具有相公癖的人，他突然一闪念：霍恩是不是愿意帮助揭露策划暗杀阴谋的所有幕后人物？霍恩表示愿意。
他给幕后策划者设下了一个圈套。霍恩找到了布赫在慕尼黑佐尔恩的私人寓所，给少校拨了电话。“我是霍恩”他通报了自己的姓名，“我迫切需要跟您谈话。”
布赫：“您今天4 点15 分到霍尔茨基希纳车站来。”
霍恩：“我可不认识您。”
布赫：“我穿褐色裤子、褐色衬衫、褐色上衣、灰色大衣，戴灰色帽子，大衣敞开着。”
当然，他们在霍尔茨基希纳车站碰头时，布赫的表现比霍思想象的还要狡猾。他显然看穿了霍恩的把戏，因为少校告诉他，事情已经清楚，有关杜·穆林的情报不完全正确，希望霍恩立即替他拍一份电报给丹蔡森：“同海伦妮解除婚约。”第二天，三颗左轮手枪的暗杀子弹才使霍恩明白，布赫实际上并未放弃他的计划。枪击的时间是夜11 点，当时他正要走进埃米尔·丹蔡森在慕尼黑—莱姆的住宅。猜测谁是夜间行凶的主使者并不难。罗姆的副官施普雷蒂伯爵完全知道这个人：布赫头一天进行了侦察，看到霍恩从褐色大厦的参谋长办公室走出来。此后，冲锋队领袖将霍恩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但是，希姆莱擂手干预了。褐色大厦的保安处处长试图保护罗姆，使他免遭布赫的游击队的伤害。1932 年3 月24 日，希姆莱——如霍恩所记——“逮捕了布赫少校，进行讯问，从而使事情收场了结”。可是罗姆并不相信希姆莱的这套安抚术。他和贝尔逃往柏林，去跟政敌商量对策。4 月1 日，罗姆和他过去的战友迈尔会晤，向他索取控告冲锋队改组者保罗·舒尔茨的材料。罗姆错误地判断舒尔茨系谋杀的幕后策划人。八天后，贝尔跑到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编辑部，又一次讲述了谋杀经过的始末。《前进报》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记下了贝尔的故事：“他们的旅行是出逃，因为他们。。将会被他们的自己人杀害。贝尔，他是接受委托将计划告诉我们的，如果计划真的实现的话，好让全世界知道这些罪人。”
希姆莱的影子又一次出现了，这一次是在罗姆逃到柏林的住所里出现的。党卫队头子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已无法使其具体地见诸于文字。但是希姆莱显然懂得如何劝说冲锋队参谋长返回慕尼黑。当然，保安处处长希姆莱也不可能阻止党内的丑行公之于众。冲锋队的两位伯爵杜·穆林和施普雷蒂神经错乱，跑到警察局，控告他们的党内法官布赫及其助手。埃米尔·丹蔡森于1932 年10 月以主谋暗杀罪被判六个月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