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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魏晋的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人物的列传里都有“容仪伟丽”，“不修小节”，“才藻美赡”，“风神高迈”，“容仪俊爽”，“善言玄理”，“风神秀异”之类的评语，给人的感觉仿佛是那时期发生了大规模的基因突变，然后造就出了一堆一堆不可胜数的帅哥俊男。那些身世高贵的美男子们除了给当时女性的眼球造成了无与伦比的震撼力之外，在他们身上，还有两个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另类和清谈。
所谓另类，就是当时的名士们用自己独创的怪异行为，去阐述“我走我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句话的哲学含义，这方面“竹林七贤”是开一代之风的伟大先驱。七贤之一的阮籍“傲然独得，任性不羁”，他曾经与其美貌的嫂子出双入对，有人指指点点，阮籍一翻白眼说：“世俗的礼教岂能管到我？”更能表现他另类的一件事情是，有一次，他听说一户人家的女儿不幸去世，虽然并不认识她的家人，但还是径直闯到人家家里大哭。（颇有点“想哭就哭，要哭的响亮，就算没人有为我鼓掌”的“超男”风范。）
长江后浪推前浪，晋朝建立后，名士们像是受到了刺激，变得愈加另类起来。“日食万钱”的宰相何曾特别尊重其妻子，每次与她相见时，都要先穿上正式的衣服，然后拿酒进屋，碰杯祝愿。至于相见的频率嘛，是一年之中不超过三次。何曾见一次老婆，搞得像拜见丈母娘一样，放到今天会被人看成精神病，然而当时的人们却都称赞他的行为是“君子之仪表”。
西晋灭亡后，司马家族的残余力量在东南撑起了半边天，虽然这时候汉人差不多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但是贵族们摆谱胡闹的优良传统还是“幸运”的传承了下来并被很好的发扬光大。东晋建立后，乐安人光逸南下去投奔安东将军胡毋辅之，他到了胡毋家的豪宅后，守门人不放他进去，因为主人和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一帮志同道合的大臣披头裸体喝了好几天的酒了。（那帮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喝鸡尾酒。）光逸一听就急了，酒瘾大发，连忙钻到狗洞里向里大叫：“我要喝酒！”胡毋辅之听出了他的声音，于是高兴的把他拉进来，众人喝酒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八个酒晕子被时人羡慕的称之为“八伯”。）都督荆益宁三州军事的王忱则更为厉害，按说作为一员军队统帅，应该“披挂操练，日夜勤勉”才是，不过我们这位王大将军偏偏反其道而行之，经常趾高气扬的“裸体而游，三日不止”。（大家注意，裸游的境界显然比当代的裸奔要高出许多。）
当然了，并不是所有的名士都以另类而出名，所以尚有羞耻心的人必须掌握另一门高深的学问：清谈。清谈是魏晋时期贵族子弟的必修课，类似于现在的辩论会。清谈是采取一对一单挑的方式，大家坐在胡床上手拿麈尾（和拂尘差不多）娓娓而谈。取胜的标准是：看谁能谈的滔滔不绝，海阔天空，震慑世俗。谈的内容是主要是玄学，什么宇宙银河天空大地人生阴阳的都可以谈，唯独不能谈具体的事务，因为那是“俗不可耐”的鄙陋之事。清谈从社会功用方面来看，更像是一种毫无用处“屠龙之技”，因为它“上不用于国，下无益于民”，就是一种高雅的胡说八道而已。
西晋的太尉王衍是清谈事业中的领军人物。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清谈起来，“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这副唬人的长相就能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手三分；再加上他的口才也达到了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高深造诣，号称“口中雌黄”，所以历次辩论都是无往而不利。擅长开大型清谈会的王衍是当时世家大族的偶像级人物，“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很多人受到了他的感召和启发，从此义无反顾的投身于清谈事业中去，至于国计民生这类俗务，那就是爱谁谁管了。
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后，幸存下来的中原贵族们搬迁到了江南，清谈也随之在东晋扎根，并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晋的首都健康就是清谈重地。当时的名士如王导、王羲之、谢安等，无不是雅量非凡，妙善玄言的大家。在东晋，一个贵族要是不会唾沫横飞般的清谈，简直就和现在不会说英语、用电脑一样，一辈子也别想在清流名士中混出个名堂来了。
第34节：魏晋“疯”骨，清谈误国——两晋治下所谓的世家贵族（2）
两晋时期名士们的另类和清谈其实是那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虽然魏晋风骨看起来令人向往和陶醉，但在那光鲜的表面下，更多的是贵族政治的极端腐败，思想理论的空洞无物，人格品质的扭曲堕落和人民群众的悲惨困顿。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王朝的精英阶层都以哗众取宠，聚众胡吹为能事，全然不顾施政爱民，保家卫国，那么这个国家的下场可想而知。所以西晋有五胡乱华，“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东晋是内讧频仍，“不思进取、主昏臣乱”。当然在末世之中，直接受害的还是下层的劳苦大众。西晋末年，长安、洛阳等名城大邑“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东晋时期，全国人口仅仅是汉朝全盛时期的四分之一。“民风国势如此”，魏晋“疯”骨下的名士们若泉下有知，不知会做如何感想？
注：清谈领袖王衍被少数民族首领石勒抓住后，在将死之前，不禁幡然省悟，悲从中来，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这句话大概是对清谈误国这个词语所蕴涵意义的最好注解。
本文史料来源于《晋书》。
《晋书》阮籍列传：阮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
《晋书》何曾列传：曾性至孝，闺门整肃，自少及长，无声乐嬖幸之好。年老之后，与妻相见，皆正衣冠，相待如宾。己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酬酢既毕便出。一岁如此者不过再三焉。
《晋书》光逸列传：光逸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袒，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晋书》王忱列传：王忱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每欢三日不叹，便觉形神不相亲。
《晋书》王衍列传：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贡。兼声名藉甚，倾动当世。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朝野翕然，谓之“一世龙门”矣。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
第35节：来自地狱的罪恶——五胡乱华时的民族大屠杀
来自地狱的罪恶——五胡乱华时的民族大屠杀
在一位弱智皇帝和一群空谈家、炫耀狂、心理疾病患者共同执政下的西晋王朝，终于毫无悬念的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先是晋朝皇族诸王以敢为天下先的气势，示范性的上演了以争夺皇位为目的的“八王之乱”。在宗室骨肉热闹非凡的自相残杀中，有的王爷目光远大，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恭恭敬敬的把少数民族的军队请来当外援。不过自古以来就是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些胡人经过了汉族博大精深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再教育之后，他们的酋长们兴奋的发现，原来西晋的领导层里竟然到处充斥着饭桶与草包。受到这个消息的刺激和鼓舞，在“八王之乱”的中后期，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开始反客为主，兴冲冲的加入到了群雄逐鹿的斗争中来。引狼入室的司马王爷们绝对没有想到，他们搞民族统一战线的后果，是西晋王朝从此变成了半身不遂，中原广大地区在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里，成为了异族战斗和屠杀的血腥地狱。
第一个自立门户的是匈奴人首领刘渊，他觉得自古以来，匈奴和汉朝和亲不断，是兄弟之国，所以自己改姓刘，建立的政权国号叫汉。（希望汉武帝不会被气活过来。）正是这个凭空被复兴出来的“汉朝”，凶狠的扮演了西晋王朝掘墓人的角色。公元311年，西晋的二十万逃难大军被刘渊手下大将石勒击败，士兵们难逃一死，随行的众多高级官员和宗室四十八个王爷也全部被杀死，血流成河。同年，匈奴兵攻破西晋首都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士民死者三万余人”，司马氏的祖坟也惨遭挖掘。公元316年，匈奴部队又攻破了饿殍遍城的长安，在一片瓦砾中俘获了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晋愍帝，正式终结了西晋王朝短暂的统治。（第二年，司马睿称帝于江南，收拾残余力量建立了东晋。）
匈奴在中原地区横行无忌，破坏力惊人，洛阳长安等大城经过战火的洗礼后，除了名称未变外，实际上已经成了十室九空的一片废墟。接匈奴之后，继之而起的分别有羯族、鲜卑、氐族、羌族，他们在北方各领风骚几十年，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十六个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在这漫长的战乱中，每一个民族的兴盛与衰弱，都离不开血腥暴力的屠杀，都伴随着无数生命的消亡。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乱世故，二者皆难保，作为当时中原地区的汉族百姓，他们在异族的统治之下命如蝼蚁，随时随地的可能身遭不幸。羯族建立的后赵有一条规定：胡人劫掠汉族士人免罚。在这条鼓励抢劫的法律条文之下，不要说普通百姓，就连后赵汉族大臣也常常被抢的狼狈不堪。雪上加霜的是，十六国的暴君昏君层出不穷，蝗旱水涝频繁，所以天灾人祸之下，北方汉人几十年中几乎损失殆尽！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公元350年，后赵的汉族大将冉闵起兵反抗，满怀激愤的他在邺城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杀胡令》——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此令一下，汉族百姓压抑已久的仇恨便排山倒海般的倾泻而出，大家抄起菜刀铁锅一阵猛揍，当天便取得了一日之中，斩首数万的开门红。冉闵作为首倡人也不含糊，亲自带兵围追堵截，胡人“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大面积的民族仇恨一经发动，带来的就是不可遏抑的大面积屠杀，于是一月之中，“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至于统治中原二十三年的羯人，竟然在这场滔天大乱中被灭族！冉闵在羯族人的血泊中中登基为帝后，接着把熊熊的仇恨怒火引向了其他的少数民族，“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以致于当时的农业生产遭受了灭顶之灾，“诸夏纷乱，无复农者”。冉闵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他这种专心打仗不事生产的大政方针决定了他最终失败的命运。后来冉闵被鲜卑的慕容家族击败，硕果仅存的汉族人反过来又遭到了胡人的报复，被杀无数，“死者塞道、白骨千里”。
值得一提的是，五胡乱华时期发生民族大屠杀，不仅仅限于胡汉之间，而是无族不入，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兴亡交替，也经常是伴随着这种血雨腥风。一个民族今天可能还在威风凛凛的统领一方，明天说不定就会被种族灭绝，“人命关天”这个成语，在那个时代不啻是一个天大的幽默。这种杀尚往来的恐怖情形，直到北魏一统北方和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后，才得到有效的控制，而这已经是一百六十余年后的事情了。
西晋在建国之初，采取的是少数民族内附自由的政策，只要某部落提出申请，政府就在中原地区划出一块地方让其安家落户。这项政策看上去很美，但是却在不知不觉间埋下了深刻的民族矛盾，因为晋朝无论是公卿大臣还是贩夫走卒，都对胡人有强烈的偏见和轻视，就连内附政策的初衷也只是一种嗟来之食般的怜悯而已。迁居的胡人在中原地区实际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