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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的“名誉（3）
我觉得，瞿秋白《供词》与《多余的话》的矛盾，并不很难理解。例如一棵树，某根树枝上有几片绿叶，其他则都是枯枝。说这棵树上也有着绿叶，这并没有说假话；说这棵树满是枯枝，则更是真话。——瞿秋白在《供词》和《多余的话》中对“苏区”的两种说法，某种意义上就像对这样一棵树的两种说法。在写《供词》和写《多余的话》时，瞿秋白的心态是大为不同的。《供词》是作为阶下囚的瞿秋白写给过去的“敌人”看的自供状，《多余的话》是作为将死者的瞿秋白写给过去的“同志”看的诀别词。两篇文字在写作时都有着明确的“隐含读者”。《供词》是明确地说给作为敌人的国民党听的，在写作时瞿秋白的脑中眼前会始终有着国民党官员的影子，甚至蒋介石的身影都可能出现；《多余的话》是明确地说给作为过去的“同志”的共产党人士听的，在写作时瞿秋白的脑中眼前会始终有着过去的“同志”的影子，甚至王明、毛泽东、周恩来这些要人的身影也会时时出现。 即便在“文革”之后，仍有人认为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是为了赢得国民党的好感从而达到求生的目的：“秋白始终存在着一种幻想：他也许能够骗过敌人的眼目，用不着伤害党而把自己保存下来。丑化自己，是他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写《多余的话》，就是他援救自己的一种尝试。”（5）这也就意味着《多余的话》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作伪，是瞿秋白在狱中演的一出戏，说出的都是最不“坦白”最不“老实”的假话。当然可以从多种角度证明这种理解的荒谬。而从“隐含读者”的角度一句一句地体会、寻味《多余的话》，也是证明这种理解之荒谬的一种有效途径。如果《多余的话》真是所谓“付给敌人的一笔赎款”，那它实际上就是写给“敌人”看的，它的“隐含读者”就是“敌人”，然而，一字一句地咀嚼《多余的话》，实在品不出丝毫这样的意味。
细细琢磨《多余的话》，可看出这是一个明确意识到自己会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对历史的交待。这种交待的听众首先是过去的党内“同志”。当然，有时候也能感觉到瞿秋白是把话说给世人听的，有时候则是说给后代听的，也有几句话是说给亲人听的。《多余的话》中也有这样一段话：“我写这些话，决不是要脱卸什么责任——客观上我对共产党或国民党的‘党国’应当负什么责任，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上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我的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总之，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这番话，可以看成是对世人、对后代说的，也不妨看成是说给国共两党共同听的。至于专门说给国民党听的话，半句也没有。
在《多余的话》中，许多话干脆是对着过去的党内“同志”，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喊叫而出的：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很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的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的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的绅士意识，我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零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如果说瞿秋白写《多余的话》是在作伪，是在演戏，是在向国民党付一笔“赎款”，那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字字句句都是写给国民党看的，在写作时眼前始终有着蒋介石的影子（因为只有蒋介石才有权决定瞿秋白的生死）。然而，上面的这些话，像是在作伪、像是在演戏、像是在撒谎吗？读这些文字，让人感觉瞿秋白在写下它们时，已经很有些忘情了，他不但眼前没有站着一个蒋介石，甚至根本就忘了是在蒋介石的监狱里。
前面说过，瞿秋白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十分珍爱自己的名誉的。他没有向国民党叛变，就说明他把名誉看得比生命更重。然而，从“革命”的立场上看，这篇《多余的话》却又分明是在自我作贱、自我贬损，分明是在自毁“革命声誉”，是在对用多年生命建立起来的“革命形象”进行不留情的摧残。这该怎样解释呢？对此，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也明确地做出了回答：“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然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冒充烈士而死。”真有名誉心的人首先是一个真诚的人，否则他爱的就不是“名誉”而是“虚荣”。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说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如同虚假的做戏，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却表现出极大的真诚；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也说自己是软弱的、是缺乏勇气的，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却表现出惊人的肝胆。品味《多余的话》，我感觉到瞿秋白在一字一句地写下它们时，心中有悲哀、有痛悔、有无奈，但又不仅仅只有这些，还有着兴奋、有着痛快；而当他划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时，我相信，他感到了难言的舒畅：“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一点口风。我始终戴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这是在《多余的话》接近尾声时写下的一段话。揭穿别人的假面具是痛快的，自己的假面具被别人揭穿也是痛快的，而自己动手撕下自己的假面具则更是加倍地痛快。写《多余的话》的过程，就是瞿秋白亲自动手，一分一寸地撕下自己的假面具的过程。因为这假面具戴得太久，已与真实的肌肤相粘连，撕扯的过程中必然要流血，必然有痛楚，然而，也有巨大的快感。撕完之后也必然血肉模糊，然而，瞿秋白宁愿以血肉模糊的真面目示人，也不愿戴着金碧辉煌的假面具进入历史。
瞿秋白的“名誉（4）
就是对于最亲密的爱人杨之华，“也只露一点口风”，这说明这些“多余的话”在瞿秋白心中已积郁多时，他渴望倾诉却又不能倾诉，他必须在内心筑起一道堤坝，并时时防范着它的溃决。而如今，他可以用一支笔掘开这堤坝，让被禁锢已久的心潮喷涌而出，他怎能不感到从未有过的舒畅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瞿秋白之所以写《多余的话》，仅是为了逞一时之快。做过多年“所谓‘杀人放火’的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中国最早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之一，瞿秋白清楚地知道自己必然要进入历史，必然要被后来的文人、学者、政客评头品足。与其自己的面目被他人善意或恶意地胡涂乱抹，不如自己临死前揽镜自照，画下自己的真面目；与其自己的历史角色被他人善意或恶意地随意分派，不如自己在离开人世前为自己做出准确的历史定位。——这才是瞿秋白写《多余的话》的一部分真正目的。
既如此，对瞿秋白的最真实的尊重，就应该是尊重他的自我描绘和自我定位。
“我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由于种种原因，《多余的话》写出后，竟长期并未对瞿秋白的“革命声誉”带来“损害”，这也许是瞿秋白握笔之初所未料及的。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所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十年前遇难的瞿秋白做了这样的“结论”：“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直到“文革”时期，《多余的话》才成了严重的问题，瞿秋白被说成为革命的“叛徒”，遭受严厉的谴责、谩骂，自己的墓和父母的墓都被砸。对于瞿秋白，这真是迟来的审判和“报应”。不少人为瞿秋白在“文革”中的遭遇深感不平。但我以为，瞿秋白如果地下有知，或许既不会感到突然，也不会觉得怎样的委屈。
去年，我在旧书店买到一本《瞿秋白批判集》，编辑出版者为“北京师大革委会井冈红军”，出版时间是1968年2月。这本书收集了从中共高层到“红卫兵小将”对瞿秋白的批判，也辑录了包括《多余的话》在内的瞿秋白的“反动言论”。翻过扉页，背面贴着一张署名“编者”的铅印字条，上写“本书原引戚本禹讲话及所有关于戚本禹的论述全部作废。”在书店时，翻到这张字条，我哑然失笑，并立即决定买下。
《多余的话》作为瞿秋白的历史旧账，是在“文革”开始前数年便被翻出的，而这要“归功”于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戚本禹在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与罗尔纲等人“商榷”的《评李秀成自述》一文，说李秀成被曾国藩捕获后写了自供状，因而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将要“遗臭万年”：“无情的事实说明了：李秀成的自述并不是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写成的‘革命文献’，它只不过是为投降的目的而写的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此文引发了学术文化界的一场争论。争论正进行时，毛泽东出面支持了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上批示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1964年7月24日，《人民日报》又重新发表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8月23日，戚本禹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批李秀成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牵出瞿秋白。李秀成被捕后写了“自述”，因而是“遗臭万年”的“叛徒”，瞿秋白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也自然是“叛徒”无疑。所以，在“文革”时期的瞿秋白一案中，戚本禹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1968年1月，戚本禹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翻船，锒铛入狱，去写他自己的“自供状”了。1968年2月出版的《瞿秋白批判集》，自然就只能宣布所有戚本禹的讲话和关于戚本禹的论述“全部作废”了。“文革”时期的许多事情，从很大很大的事到很小很小的事，都一方面显得无比庄严神圣，一方面又给人以强烈的儿戏感，这本《瞿秋白批判集》的出版就是一例：瞿秋白的“叛徒”问题是由李秀成的“叛徒”问题引起的，而李秀成的“叛徒”问题是由戚本禹提出的；既然戚本禹的言论都已“作废”，那李秀成就并不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叛徒”；既然李秀成并不因被捕后写了“自述”而成为“叛徒”，那被秀成所牵扯出的瞿秋白，就也应不因被捕后写了《多余的话》而成为“叛徒”；既然瞿秋白并不是“叛徒”，那就意味着对瞿秋白的批判毫无道理，也就意味着这本《瞿秋白批判集》出版的理由和前提都不再存在。然而，尽管批判的理由和前提都已“作废”，批判却仍要进行下去。这就像一个满街叫卖老鼠药的人，一面说他的药老鼠吃了必死，一面又说世上本没有老鼠这种东西。——“文革”时期的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荒谬。
直接把李秀成与瞿秋白挂上钩的，是某要人。1964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首次揭发了瞿秋白投敌变节的事实”。此后，他又在多种场合提出瞿秋白的“叛徒”问题。据这本《瞿秋白批判集》中的“在瞿秋白问题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1935。6——1967。11）”记载，这位要人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