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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机会已经付出的代价理应使我们每晚都做噩梦。我们如何对待这个机会，将决定历史发展的道路。”
然而，参议员魏恩·莫尔斯的发言却与盖耳·麦吉参议员的发言大相径庭，他认为越南战争再也不能打下去了。莫尔斯在一篇题为《我们必须离开南越》的文章中说：“10年前，美国在南越着手进行一项已经过时约100年的冒险。当英国、法国和荷兰结束它们对亚洲殖民地的统治的时候，美国却开始试图在亚洲大陆建立它自己的滩头堡。”
“虽然美国出席了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拟订了法国从它的印度支那旧殖民地撤退的协议——它却拒绝在最后协议上签字。印度支那的一部——南越也拒绝签字。美国开始实行一项对南越的一个新总理提供大量财政和军事援助的计划。这位新总理，据我们看，是最可能保持一种亲西方的倾向的。到了要在整个北越和南越进行日内瓦协议规定的1956年选举的时候，我们和在西贡受我们保护的吴庭艳认识到，胡志明的信徒不仅会在他自己的北越获胜，而且也将在南越获胜。南越拒绝进行选举。”莫尔斯指出，“在过去10年中，我们把我们的政策解释为帮助一个自由政府抵抗共产党颠覆政策。但是，南越从未有过自由政府。在南越存在的10年中，它的历届政府都是由美国替它选择出来并且是用我们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来维持的。”
莫尔斯写道：“西贡接连不断地发生政变和美国大使馆一个接着一个地拼凑政府，已经把我们的解释的欺骗性暴露无遗。被怀疑为赞成中立主义或赞成以任何谈判形式解决内战的领导人物，都被坚定地从政府行列中排除出去了。我们用来操纵政治和军事领袖的主要工具，是关于我们援助的各种威胁和诺言。在一个1400万人口的国家中，这种援助现在达到每年6亿美元左右的水平。这个数目并不包括维持驻在这个国家的军队、顾问和大批飞机的费用。”
“事实上，官方对于我们为什么呆在南越的解释，现在已经不用‘帮助一个自由政府’的说法，而大谈美国的安全和美国的威信是我们在越南的赌注。至少，这种解释更接近真相。事实是，在1954年法国人撤走的时候，美国接管了印度支那的这一部分。在我们自己挤进我们从前没有呆过的东南亚之后，使我们在亚洲的威信成为问题的正是美国而不是共产党人。”文章进一步指出，“凭我们巨大的财富，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支持目前在越南的战争活动，即使战争活动扩大。但是，这个战争永远不会停止，因为只要我们在那里，并由我们选择西贡的统治者，就总会引起反抗。”
莫尔斯强调，美国现在的做法非但不能维持威信，反而在破坏威信，因此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文章最后说：“许多国家，东方的和西方的，都已经使自己适应的亚洲旧秩序结束了，我们最后也将这样。唯一的问题是，在此以前，为了试图拨回时钟，我们将浪费多少鲜血和金钱啊！”
在美国参议院辩论越南问题时，弗兰克·丘奇发言说：“我们的外交政策能够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我们曾经认为，国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我们无关；现在我们又显然认为，国外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和我们有关。在短短30年内，过分的孤立主义变成了过分的干涉主义。”
丘奇认为，美国要帮助亚非政府反共，力量有限，如果人民本身不支持，美国就无能为力。西贡失败是因为缺乏内部团结。东南亚其他国家不是“多米诺骨牌”，它们抵御共产主义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遏止中国最好的办法是在其周围建立一系列稳定而独立的政府，故应通过协议使印度支那中立化。
“我们所有的人都认识到我们的总统所担负的作出决定的重大责任。”弗兰克·丘奇说，“我们最后要记住，总统的印釜上刻着的是一只美国之鹰，一只鹰爪抓着的是一束箭，另一只鹰爪抓着的是橄榄枝。审慎地同时使用箭和橄榄枝，体现了我们要避免在亚洲扩大战争的最好的希望。”
前美国国务院顾问汉斯·摩根索，1965年4月18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一篇题为《在越南我们是在欺骗自己》的文章中说，美国试图在外围对中国实行军事遏制、结果必然导致中美战争，那时美国的核力量和海空优势都不会起决定作用，势必要派几百万地面部队到亚洲去。这将是美国最大的悲剧。美国必须适应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越南达成一个保全面子的协议；同苏联暗中合作来扶植一个“铁托式”的北越或全越政府。
“美国在南越遭到袭击，濒临失败的边缘，但它决定把战争推进到北越，主要不是为了挽回败局，而是为‘从实力出发进行谈判’打基础。为了证明这个新政策是正确的，就必须证明北越是真正的敌人。白皮书的目的就是要提供这种证据，”文章继续写道，“直截了当他说，白皮书是一个惨败。它的论断和为说明这些论断所引用的事实矛盾百出，简直荒谬绝伦。”
“人们要问，卷入亚洲大陆上的一场内战而且不能赢得这场战争，是否提高了我们的威信？我们不能从这场战争中解脱出来，而且单方面把它扩大力国际战争，难道会得到更多的东西吗？今天法国的威信比它11年前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时候或5年前在阿尔及利亚作战的时候的威信更低了吗？一个伟大的国家不是由于集中必要的智慧和勇气来清算一个正在丢掉的事业而赢得了威信吗？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尽量不计较自己的威信，难道不是伟大的标志吗？”文章最后希望和祈祷美国政府从现实出发，以免“把我们从今天所陷入的死胡同引向深渊的边缘”。
一向被认为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有密切关系，被认为美国陆军在新闻界最权威的代言人、《纽约时报》军事编辑汉斯·鲍德温，在他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一开头就说：“我们应当怎么办‘逃’还是打？我们应当做‘鹰’还是做‘鸽’？有没有第三种选择——现在就谈判？”接着鲍德温列出了九种反对战争和主张谈判的说法并对此进行反驳。他说，“哪怕是中共以最大的力量打击我们，我们也能在南越和老挝打赢一场朝鲜式的战争”；他要求“继续对北越和老挝的越共供应线、兵站等等进行猛烈海空袭击”，“对北越进行无情的、大规模的轰炸（包括工业目标），并以海军的和陆军的炮击辅助空中轰炸”，“少则派3到6个师，多则派10到12个师”到南越去作战。
马克斯·约翰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的军事编辑，是一个已退休的少将，曾先后任第八十步兵师参谋长，侵朝时期的第四十步兵师副师长和第八军副参谋长等职。他著文主张靠核武器取胜，说对付南越“现场”，最有效的是战术核武器；在老挝边界一带，可以用3到6个师进行封锁，也可以搞一个“核化地带”，从而不必派出大量兵力；对北越，单是空中轰炸不解决问题，必须入侵，但也可以用“气有控制的有选择的核轰炸”作为代替办法。
美国霍华德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伯纳德·福耳在题为《越南：痛苦的重新估价》一文中说，南越社会已经解体，战略村计划、山地民族工作等等相继失败，所有指标都说明“南越局势已大大恶化”，美国流行的8种可供选择的对策都不理想，美国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处境。
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著文说：“现在是时候了，应当问一问为什么在我们扩大和加紧越南战争的时候，我们在亚洲的地位却这样急剧地下降？根据所谓多米诺骨牌的理论，如果美国在同中国共产主义对抗的时候显示出自己是一只纸老虎，而不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就会丧失亚洲各国人民对它的尊敬和支持。自从2月以来的3个月中，我们越来越大力地运用这个理论。结果是什么呢？同预期恰恰相反：今天美国不仅是孤立的，而且遭到亚洲每个主要国家越来越大的反对。”
“政府应当仔细想想这个事实。它应当仔细考虑一下亚洲这样普遍地反对我们在亚洲进行的战争这一事实。”李普曼说，“亚洲人民中间的所有这种日益增长的反美情绪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在越南进行的战争是一个富有的、强大的、白种人的西方国家对一个软弱而贫穷的亚洲国家进行的战争，是西方白种人对亚洲非白种人进行的战争。”
“我们可以随意大谈我们如何为越南人的自由而战斗。但是，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这显然主要是一场美国人对一个亚洲国家人民进行的战争。”李普曼讲到这里直言不讳地说，“照我看来，总统遇到了严重的麻烦。他之所以遇到严重的麻烦，是因为他没有牢记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西方白种人在亚洲作为统治者这个角色已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永远结束了。西方白种人国家不能保卫它们在亚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地，使之不受日本人的侵犯。这就结束了从15世纪开始的白种人在亚洲的统治。”
李普曼继续写道：“从那个时候起，尽管我们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可是最高的准则始终是：亚洲人必须由亚洲人统治，西方白种人国家决不可能同亚洲各国人民建立新的关系，除非他们找到一个可以发展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政治平等和互不干涉的基础。对许多西方人来说，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实是极难理解极难接受的。他们难以接受同亚洲的这种新关系，正像美国有许多南方人很难接受学校和公共事业的非种族隔离化一样。”
李普曼指出：“我们在清除这些旧的成见和偏见以前是不会有能力处理亚洲问题的。我们将发现自己就像今天在越南那样，处于德国诗人所描述的那种困境：无尽无休地追逐着不断向前奔跑的欲望的目标。我们将发现，我们声称要拯救的那个民族是广泛地拒绝我们的。”
李普曼最后强调说：“在清除成见和偏见以前，我们将继续陷于困境中。对我们来说，亚洲问题主要是一个我们在理解历史现实方面的问题。在我们对亚洲的看法方面，将必须发生类似最近在我们国内取得的认识这种根本性的变化。这种认识就是：美国黑人必将成为完全的公民，而不是二等公民。”
随着有关越南问题的辩论的广泛开展，美国人民对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愈来愈不满，人民的反战运动，也在随着侵越战争的升级而深入发展。
从60年代起，特别是在约翰逊政府把侵越战争大规模升级后，美国社会兴起了工人运动、黑人运动和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各阶层人民反战运动。由于一部分工人和黑人相继加入到了反战运动的行列，使得这场反对侵略战争的运动的规模和声势显得特别浩大。
1965年，全国学生协调委员会带头抵制征兵，号召黑人青年不要应征去越南为保卫所谓的“民主”、“自由”而战，成为第一个公开反对侵略战争的美国黑人组织。位于密执安州安阿伯大学城的密执安大学的几十名教师，首创“暂停正常活动日”。他们联名发出呼吁，要求停课一天，以示抗议这场侵略战争。第二天，密执安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法罗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师们，采取了同样的停课抗议行动。
在这一年的4月中旬，“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带头组织了第一次“向华盛顿进军”。它从全国动员了两万名学生前往首都，在华盛顿纪念碑前集会，并围绕白宫示威游行，高呼“我们决不到越南去作战”等口号、抗议约翰逊政府的战争升级决定。在一些大学校园里，学生纷纷焚烧政府颁发的征兵证。联邦国会匆匆忙忙地通过法案，规定焚烧征兵证的人要坐5年监狱，罚款5000美元。这种法律根本不起作用，公众不屑一顾，焚烧征兵证的学生越来越多，迅速遍及全国。
1965年10月中旬，由一些学生团体联合组成的“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调委员会”，在全国几十个城市组织了近10万人参加的第一次“国际抗议日”活动。参加这个活动的波士顿群众接管了著名的波士顿公共公园，纽约市有1万人在曼哈顿岛上示威，奥克兰有几千人包围了那里的一个陆军基地。在1965年11月下旬，“越南日委员会”等团体组织了第二次“向华盛顿进军”。全国各地5万人参加了这次进军。示威群众将白宫大院团团围住。约翰逊总统为了避开群众斗争的锋芒，不得不离开华盛顿，回到自己的老家得克萨斯躲藏起来。
1966年，“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反战学生占领了芝加哥大学的行政大楼，开创了学生占领学校的先例。
1966年3月下旬，“结束越南战争全国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