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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经-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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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官员是临危授命,冒险犯难,是能担当拨乱反正大任的天才,为了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可以忍受一切诽谤屈辱。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为了他的忠心为国而信任、重用他,原谅他的小节吗?
  “有的官员公正廉明,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国家大局与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发生了冲突;或者为了捍卫法律的威严而大义灭亲,牺牲个人和家族的利益。对于这样的官员,当领导的应当看到其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可贵,给予支持保护。
  “有的官员个性倔强,道德标准很高,要想让他委屈求全,违反他的人格标准去迎合某一种意见,屈从某一种局势,他死也不干。可是在现实中,这种人往往被当作傻子。还有的官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如果让他阿谀世俗做一件事,个人可以名利双收,但这件事将给社会带来祸患,那他宁可不要这个名,也不做这种事,在现实生活中,这种人也往往被当作傻子。
  对于这些高风亮节,品格高尚的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特别加以理解、重用吗?
  “有些官员在基层工作,地位不高,没有名气,路子也窄,但是爱动脑筋,有见地,能向上级领导提出很好的意见。虽然位卑人微,但敢越级反映情况,讨论国事。对于这种官员,当领导的不是应当体察到他们忠心为国之难能可贵吗?
  “有的官员个性孤僻,作风特殊,但他保持着与众不同、超然独立的节操,这就很容易招来诽谤。当领导的应当明白这种人有着特殊的品操、才能,并加以原谅、宽容。
  “这七种善于理解、体谅、保护官吏的做法,是当领导必须具备的,否则就得不到前面所说的六种好官员。”'
  【经文】
  安官贪禄,不务公事,与世沉浮,左右观望,如此者,具臣也。
  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后害,如此者,谀臣也。
  中实险诐,外貌小谨,巧言令色,又心疾贤。所欲进则明其美,隐其恶;所欲退则彰其过,匿其美,使主赏罚不当,号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
  智足以饰非,辩足以行说,内离骨肉之亲,外妒乱于朝廷,如此者,谗臣也。
  专权擅势,以轻为重;私门成党,以富其家;擅矫主命,以自显贵,如此者,贼臣也。
  谄主以佞邪,坠主于不义,朋党比周,以蔽主明,使白黑无别,是非无闻;使主恶布于境内,闻于四邻,如此者,亡国之臣也。
  是谓六邪。
  '桓范《世要论》曰:“臣有立小忠以售大不忠,效小信以成大不信,可不虑之以诈乎?
  臣有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可不虑之以虚乎?
  臣有害同侪以专朝,塞下情以壅上,可不虑之以嫉乎?
  臣有进邪说以乱是,因似然以伤贤,可不虑之以谗乎?
  臣有因赏以偿恩,因罚以作威,可不虑之以奸乎?
  臣有外显相荐,内阴相除,谋事托公而实挟私,可不虑之以欺乎?
  臣有事左右以求进,托重臣以自结,可不虑之以伪乎?
  臣有和同以取悦,苟合以求进,可不虑之以祸乎?
  臣有悦主意以求亲,悦主言以取容,可不虑之以佞乎?
  此九虑者,所以防恶也。”'
  【译文】
  有的人当官只是为了拿薪水,对工作敷衍应付,不当回事,随大流,跟着走,见风使航,八面滑溜,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就怕得罪人,就怕负责任,这种当官的,可名之曰“具臣”——滥竽充数而已。
  只要是领导讲的,就说“讲得好,非常正确,非常重要”;只要是领导做的,就说“做得对,带了个好头”。嘴上这么说,肚子里却在暗暗揣摸主子的爱好,凡有所爱就投其所好,及时上贡,来满足主子的声色之乐,把主子巴结得浑身通泰。渐渐的,当领导的不把这类专事拍马屁的官员当外人了,互相包庇纵容,一起吃喝玩乐,不计后果,不考虑影响。这种官员就叫做“谀臣”。
  内心阴险奸诈,外貌谦恭谨慎,能说会道,讨人喜欢,实际上嫉贤妒能,想提拔谁,就在上级领导面前尽说他的好话,隐瞒他的缺点;对真正的人才,就在上峰面前夸大、突出他的过失,隐瞒他的优点,结果使上级赏罚不当,号令不行,政策、法规不能贯彻,这类官吏就是“奸臣”。
  有才智,有学识,干起坏事来更有能耐。掩饰他的过错道理讲的振振有词,叫人们听了不由得不信服;辩论起来足以形成一家学说,小则可以挑拨离间父子兄弟反目成仇,大则可以在中央政府煽风点火,制造混乱。这种官员就是“谗臣”。
  篡夺权力,造成自己的势力,颠倒黑白,无限上纲,整倒别人,排斥异己,培植私人势力结成死党,形成自己的社会势力;假传圣旨,到处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现,使自己显得无比尊贵。这类官吏就是“贼臣”。
  在人主面前阿谀奉承,鼓动、促使国王往邪路上走,背后又把错误都推到国王一个人身上;结党营私,互相包庇,欺上瞒下,不让领导人了解真实情况,使上上下下黑白不分,是非不辩;暗地里宣扬领导人的过失,使全国老百姓都骂国家领导人,闹得国际上都知道。这种官吏就是‘亡国之臣”。
  这是六种类型的反面官员——“邪臣”。
  当官的既然有六种类型的“邪臣”——不正派的官员,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他们混入各级机关呢?这就要讲究防邪之道。
  '桓范说:“有的官员在小事情上忠心耿耿,工作干得不错,但其险恶用心在于一旦手握大权,以便实现他的大野心,达到大不忠的目的;有的在小事上,在平时很讲信用,但其目的是为了沽名钓誉,在大事上搞阴谋诡计,达到反叛的目的。对这类官员不是应该预防其欺诈吗?
  “有的官员表面上很有魄力,干劲冲天,实际上没有真胆识;而有的表面上非常仁义,可在实际行动上却与仁义相违背。这就要考虑,这些官员是不是在弄虚作假?
  “有的官员专搞打击同事、贬低同僚的小动作,以达到自己被信任、重用的目的,一旦委以重用,就使下情不能上达,上面的计划、政令也不能向下传达。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嫉妒心理在作怪呢?
  “有的官员发表似是而非的意见,虽然很中听,但是中了他的邪说就会乱了真理;或者发表貌似合情合理的意见,一旦实行,就会伤害真正的贤能之士。对于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他是不是在进谗言?
  “有些官员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就用不公正的赏赐鼓励自己满意的部下,尽管这些人没有什么业绩;或者用奖赏的办法收买人心,预支恩德;或者用不公正的处罚对待自己不喜欢的属下,以此树立权威,尽管这些人有能力、有业绩。对出于私心擅自赏罚的负责人,当领导的就得想想他是不是奸佞之人?
  “有的官员居心不良,存心要陷害某人,就采用明场上抬举他,说好话,而暗地里却用阴谋诡计把他搞垮的手法;或者要谋略什么事情,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公事公办、一心为公的旗号,实际上暗中却塞进了私货,假公济私,但手段非常高明,做得不留痕迹。当领导的,就要警觉这类官员是不是欺世盗名、欺君罔上之辈?
  “有的官员专走上层路线,结交领导人左右的办事人员,从而找机会向执政者说项推荐,以达到进身的目的;或者借助领导人重用的、言听计从的人,巴结他们,依靠他们,以此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当领导的就应当考虑,这类官员是不是有作伪的动机?
  “有的官员永远随声附和,八面玲珑,有时甚至违心地苟合别人,为的是不得罪任何人,一步步顺利地往上爬。对这类官员,当领导的就要考虑将来的祸患:关键时刻,利害关头,他是不是也会这样呢?
  “有的官员一门心思顺着上级领导的意志,专做上面喜欢搞的事,专说上面喜欢听的话,为的是求得上级的欢心,取得上级的亲信,而这些事、这些话对老百姓、对社会是好是坏,他一概不去多想。这种官员,就得想想他是不是佞臣?”
  【经文】
  子贡曰:“陈灵公君臣宣淫于朝,泄冶谏而杀之,是与比干同也,可谓仁乎?”
  子曰:“比干于纣,亲则叔父,官则少师,忠款之心,在于存宗庙而已,故以必死争之,冀身死之后而纣悔悟。其本情在乎仁也。泄冶位为下大夫,无骨肉之亲,怀宠不
  去,以区区之一身,欲正一国之淫昏,死而无益,可谓怀矣!诗云:‘民之多僻,无自立辟。’其泄冶之谓乎?”
  【译文】
  春秋时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后世称她为“一代妖姬”,是当时的名女人,陈、郑等好几个国家都亡在她手里。据说她好几十岁了还不显老,许多诸候都被她迷住了。最初她嫁给陈国的大夫御叔,丈夫死后,她和陈灵公及朝中大夫孔宁、仪行父私通,搞得朝廷乌烟瘴气。陈国的大夫泄冶看不下去,就向他们提出规谏。陈灵公自知理亏,无颜面对泄冶,就买通一个刺客,把泄冶杀了。就这件事子贡问孔子:“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朝纲,泄冶规劝,招来杀身之祸。泄冶的行为与纣王时代的比干相同,能不能说泄冶的做法合乎仁道呢?”
  孔子说:“不能这样说,因为比干之于纣王,从私人关系方面讲,他们是皇亲,比干是纣王的叔父;从公的方面讲,比于是皇帝的老师。比于是为保住殷商的宗庙社稷,所以他下决心牺牲自己,希望用自己的一死使纣王悔悟,所以比干当时的心理状态,是真正的仁爱之心。泄冶就不同了,他只是陈灵公的部属,地位不过是个下大夫,并没有血缘上的亲密关系,在陈国这样一个政乱君昏的国家,正人君子本应挂冠而去,可是泄冶没有这样做。他以如此低微的地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想用区区一身,纠正国家领导人的淫乱昏庸,死了也是白死,一点用处都没有。象他这种作法,爱国之心还是有的,至于说到忠、仁,却毫不相干。《诗经》中有两句话:‘民之多僻,无自立辟。’意思是说,寻常百姓一旦走到偏激的邪路上去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的。泄冶就是这种人。”
  【经文】
  或曰:“叔孙通阿二世意,可乎?”
  司马迁曰:“夫量主而进,前哲所韪。叔孙生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古之君之,直而不挺,曲而不挠,大直若诎,道同委蛇,盖谓是也。”
  '议曰:太公云:“吏不志谏,非吾吏也。”朱云庭诘张禹曰:“尸禄保位,无能往来,可斩也。”
  班固曰:“依世则废道,违俗则危殆,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由此言之,存与死,其义云何?
  对曰:范晔称:“夫专为义则伤生,专为生则塞义。若义重于生,舍生可也;生重于义,全生可也。”'
  【译文】
  有人问:“叔孙通顺着秦二世的心事拍马屁,这是应该的吗?”
  司马迁回答道:“叔孙通先生考较做君王的是不是英明,以便决定自己的进退,这个原则是前代哲人所认可的。他为了继承文化道统,期待着太平盛世,希望理想的时代一来,好做一番事业,制定富有文化精神的体制。进退韬讳,他看得很清楚。在秦始皇那个时代,他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当时的时代环境。他非常懂得适应时代的变化,以最强的应变能力达到最终目的,最后终于成了汉王朝的儒学宗师,开创了几千年的儒家礼仪制度。古代的君子,挺拔有如大树,所有的树都被弯曲折断的时候,只有它还直立着,但是太挺拔了也很危险,容易折断,所以虽然直立,却很柔韧。保全自身以后,在那样的乱世是很难生存的,不来点随波逐流,就显得与众不同,太特别了也要吃亏,只好迁就世俗。但完全同流合污也不行,必须‘曲而不挠’,心中始终坚持一贯的思想原则。所以在乱世中行直道的人,就有种‘大直若诎’的样子,看上去好象不会说话,畏畏缩缩的,曲里拐弯的,但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叔孙通的处世哲学。”
  有这样一个观点:司马迁在谈到官员的标准时说:“在朝为官而不给领导提意见,这种官员要不的。”比如朱云和张禹的事吧,这两个人都是汉成帝的老师,当时正是王莽家族用权的时候,民间怨恨到了极点,各地的奏章报到中央,都被张禹压下来不给皇帝看。朱云当着皇帝的面诘问张禹:“下面那么多奏章你不让圣上看,象死人一样占着一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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