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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师爷走后，汪辉祖的爷爷摸着汪辉祖的头，说：“刚才丁师爷的话你听见了吗？他这样辣手，恐怕造孽不少，焉能长久？ 他财钱再多，名气再响亮也不值得羡慕。”汪辉祖懵懵懂懂地回答：“我懂了。”后来丁师爷果然在河南暴毙，他的儿子才十五六岁，只爱赌博喝酒，不几年就把家产挥霍一空，终日流浪，不知所终。
汪辉祖成年后做了刑名师爷，想起爷爷的那番话，就写下一副对联：“苦心未必天终负，辣手须防人不堪。”以此自励。这副对联后来一直挂在他的房间里，凡办案件，他总要反省是否太“辣手”。汪家三世单传，也没有过功名，而汪辉祖则中了进士，育有三个儿子，且皆有秀才功名，重振了汪家世业。这在当时人看来，确实是他办案谨慎的善报。（《佐治药言》）
治狱仁恕救人救己
清代人相信做刑名师爷如能处处留心，行平恕之道，就会得到福报。康雍年间，有个萧山籍的绍兴师爷叫韩其相，年轻时考取了秀才，可是以后一直考不中举人，结婚后也一直没生儿子，只得出外当师爷。由于他为人谨慎，东家卫哲治称：“在幕十几年，无刻不以息事为念。偶罪一个，则彷徨周室行，食饮不怡，真仁人也。其后必大。”判一个人有罪就坐立不安，老在房中打转，饭也吃不下，这当然是平恕之极了。
雍正元年（1723），韩其相正在湖北公安县当师爷，某天晚上梦见一位神人对他说：“你前世的笔孽很多，所以今世不当有仕禄及后代。不过你十几年来治狱仁恕，得以补救，还你儿子与科举及第为官。你可以赶回浙江参加乡试。”韩其相梦醒后半信半疑，何况当时已是七月下旬，要赶上八月中旬的浙江乡试，早已来不及。
第二天晚上，他又梦见这位神人对他说同样的话。于是他问神人：“我时间来不及了，怎么办？”神人告诉他：“你只管打点行李，我会助你成行。”当下韩其相不再犹豫，赶紧上路往杭州去，果然走水路时一帆风顺，八月初二就抵达杭州，正好赶上学政主持的“录遗考”（取得参加乡试资格的最后一次考试），顺利补入乡试试场。发榜后，他也果然中举，第二年在家用心读书，又喜获麟儿。最后他活到八十多岁，无疾而终。（《佐治药言》）
第三章仁恕忠厚的底限
师爷为了积阴德，不惜篡改案情，大行仁恕之道，这种现象虽然降低法律的残酷性，却也造成了枉法擅断的弊端。
做刑名师爷以“求生”、“平恕”为本，可是不能仁恕过了头，否则一样会遭遇到“阴谴”。
传说有一位余师爷，做刑名幕友四十余年，后来得了重病，总觉得自己周围鬼影幢幢。他自己安慰自己说：“我存心忠厚，誓不敢枉杀一人，不会有冤鬼来缠我。”可是晚上做梦，梦见好几个人满身血污地围着他，并指着他骂道：“你只知道刻薄残酷能积怨，不知道忠厚也能积怨！我们这些小人物被人强暴杀死，都希望终有一天仇人遭到严惩，一申积愤。可是你只见到活着的人可怜，不知道死去的人可悲，竟舞文弄墨，曲法开脱，改重伤为轻伤，改理曲为理直，改有心为无心，纵容坏人逃脱，使我们不能伸冤雪恨，还自以为是积有阴德！我们这些冤死的人不找你算账，还能找谁呢？”说罢纷纷上前找余师爷索命。余师爷吓得从梦中醒来，猛然坐起，把儿子叫来，叙说了刚才梦中那些人的话，接着举起手猛打自己几个耳光，连连喊着：“我看错了！我看错了！”之后，一头倒在枕头上而亡。（《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
恻隐之心不可用错
类似的传说在清代还有很多，也不一定是死到临头时才有冤鬼前来索命。福建某县有刑名、钱谷两位师爷，分住东、西两房，中间隔一间共用的办公书房。某天晚上，东家有喜庆事，大摆宴席请客，晚上还请朋友们在内衙看戏。钱谷师爷正巧得了疟疾，一个人躺在床上。到了半夜，他觉得浑身热不可耐，便挣扎着站起来走几步以发发汗。结果当他硬撑着走到门口时，突然听见隔壁办公书房里有的声音，便从墙缝中张望。只见书房里燃着一盏灯，灯火才豆粒大小，半明半暗，有个人借着这一豆灯光，正在翻阅桌上的卷宗，并连连发出叹息声。
钱谷师爷再定神一看，赫然发现那人肩膀上竟没有脑袋，顿时大吃一惊，脚底一软，扑通一声就倒在地上。由于房间铺着杉木板，倒下时声音很大，看戏的人都被惊动了，赶紧跑来问出了什么事，但钱谷师爷只推说自己头昏眼花、站立不稳，把这事遮掩过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把刑名师爷叫来，问他桌上堆着的卷宗是哪一项案件。刑名师爷说是一个抢劫杀人案，“我觉得此案应枭首的犯人太多，想开脱几个死罪。”钱谷师爷赶紧把昨晚的情景告诉他，并劝道：“那个无头鬼，肯定是被害人，他不满意你的拟稿，恐怕你的拟稿不妥。”但刑名师爷却说：“我从来只听说办案要‘求生’，没听说要‘求死’的。我自用我法，你别来打扰。”仍旧以原稿交给主人。可是当天他就得病，不到一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死了。（《折狱奇闻》卷二）
怜悯歹徒即是姑息养奸
像那位刑名师爷这般固执的人毕竟不多。大部分的传说都会描述，当师爷见到鬼来显灵，就赶紧补过，从而保住了性命。
山东清平县有位四川江津籍的刑名师爷，名叫毕梦花。毕师爷在山东作幕多年，有一定的知名度。某天晚上，他正在办一件因奸伤命案，见被告应被处死刑，不禁心中起了怜悯之心，于是想动笔把案情由强奸改为和奸，以寓好生之意。
正踌躇间，只听远方谯楼敲鼓三声，已是半夜三更之时，接着，署中的更夫打着梆子走过来，但到自己居所门前，忽然停住，悄然无声。毕师爷觉得奇怪，就搁下了笔。第二天他把更夫找来问原因，更夫心有余悸地说：“昨夜见师老爷门口站着个红衣女鬼，吓得我不敢敲梆子。”毕师爷想了想，就悄悄吩咐书僮去买一套女人的衣服，晚上穿着站在窗前。到了三更时分，只听更夫远远地敲几下梆子，突然就没了声音，也不见经过。第二天，毕师爷又再问更夫，更夫惊恐莫名地说：“前天晚上我只见到一个女鬼，不料昨天晚上竟见到两个女鬼站在师老爷门口，吓得我走也不敢走过去。”
毕师爷这才醒悟：“妇人以名节为重，操刀笔之权者，甚不可姑息养奸也！”于是赶紧按原来的情节起草稿案，而那鬼也就不见了。（《折狱奇闻》卷三）
个人阴德成为断狱基准
从这些广为流传的传说来看，刑名师爷尽管号称“刑名法家”，习“法家言”，但实际上却并不以法律为然。就如前文已提到的，传统文化并不以法律为实现公平、正义的主要途径，法官判案、师爷办案所根据的，并非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是自己的善德与造孽。为了积善，法官、师爷都尽力“避律”，不惜修改案情，篡改事实。只要没有冤鬼来缠，为了积阴德，他们都会千方百计地行“仁恕”之道。
这种“仁恕”、“求生”的普遍观念，对于缓解法律的残酷与盲目性有很大的作用，使得清代法律的实际施行，不像其法条所表现的那般严酷，那般动辄体罚、砍头、凌迟处死。然而，这种以私人阴德代替国家、社会公德，在为国家、社会执法时顾忌个人阴德的观念，又是传统文化“公私不分”特色的典型。于是，法律在具体执行中营私舞弊、枉法擅断，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同时也使法律更难成为公平、正义的代表，发挥“保护好人，制裁坏人”的作用。
第四章告状起诉有一套
一张状子不得超过二百字，必须由官府指定的“代书”书写；诉讼案件的起诉流程、师爷替长官捉刀批示的要诀等等，都是一门大学问。
与现代司法制度一样，清代的诉讼审理程序也是从起诉开始的，这在清代称为“呈控”。起诉人称“控告人”、“首告人”、“告诉人”。命案的原告称“苦主”，盗案的原告称“事主”。呈控原则上要求必须是书面的，诉状称为“呈词”、“状词”、“控词”，俗称“状子”、“状纸”。呈词的格式各地并不统一，由当地官府的惯例决定，不过一般都要求有明确的被告及被告人确切住址、具体的诉讼请求事项，案由以“告状人某某告，为某某事”开头，一般不得超过两百字，状尾应开列干证（证人）、两邻、地保的姓名、住址。此外，诉状并非任何人都能写，按法律规定，它必须由官府指定的“代书”书写，至少是要由代书抄写原告已起草的草稿，加盖代书木戳，才能呈递。
性别、年龄、时间的限制
与现代司法制度不同的是，清代人民的诉讼权有很大的限制，妇女、少年儿童、老人一般都不能做“状首”（原告），只能由家里的壮年男性“抱告”。另外起诉的时间也有很多限制：每年四月初一至七月二十日的这段时间里，除了谋反、叛逆、盗贼、人命、贪赃枉法等重大案件外，其他的诉讼一律不予受理，这在法律上称“止讼期”。地方政府要在衙门两侧树立“农忙”、“止讼”两块大木牌，禁止民间起讼。其余月份，也不是每天都可以起诉。在清代，由政府所指定的“词讼日”，才允许民间起诉。词讼日也叫“放告日”，清初一般为每月的逢三、逢六、逢九日，而清末则改为逢三、逢八日，每月才六天，一年也不过六七十天而已。
词讼日是清代州县政府的一件大事。这天天刚黎明，衙门中就打一声梆子，敲“点”（一种上部绘有云纹的铁板，也称“云板”）七下，据说是喻意“为君难为臣不易”。听到这个信号，衙门里的书吏、衙役都必须集合。把门的衙役在门上的指挥下，抬出“放告牌”放在衙门口。其余皂隶各自准备停当。当官员起身，衙内打两声梆子，敲点五下，喻意“臣事君以忠”（也有说是指“仁义礼智信”或“恭宽信敏俭”）。听到这个信号，衙役们就指挥早在衙门口照墙（照壁）边上等候的呈控人排队，依次鱼贯而入，在大堂前的庭院里站立等候。迨官员打扮整齐，又由内衙发三声梆，传三声点，喻意“请慎勤”。这时皂隶们早已排列两侧，高喝：“升——堂！”再传一声点，喻意“升”。
这时，身着公服的官员才慢慢地踱将出来，至大堂正座上就坐。与此同时，呈控人一齐下跪，待衙役们敲响三通“升堂鼓”后，再起身依次来到堂前，那里早就安好一张长桌，由刑房书吏带着助手在桌旁收状。告状人亲手把状纸平摊在桌上，然后下阶（一般由东阶上，西阶下），仍跪在庭院原位置。等状纸全部收齐，刑房书吏高声喝报张数，逐张点名，点到的原告出列跪下，这时官员可观察告状人的面貌、神情，略加盘问，并当场批示受理或不受理——不过一般情况下，官员只是下令把状纸收齐、封好，就退堂了。退堂时又击鼓四通，“叩谢皇恩”。然后跟班带着状纸回到内衙，交给刑名师爷处理。（《长随论》）
师爷代官起草批词
对于呈控的案件是否予以受理，官府要作出明确的书面批示，叫“批词”。批词由刑名师爷起草，主要依据是看状纸是否合乎格式，所叙内容是否合乎情理，合乎法律。根据清代法律，赦前事不准告（告者反坐其罪）、不得牵连无辜、不得告不干己之事、不准告已经结案之事。另外，各地官府也会制订一些不受理事项的“土政策”。
除此之外，还要看所告之事是否有人证、物证、书证。师爷对于予以受理的呈词，要批示受理理由，并写明告状人、证人不得远离，随时听候传讯。对于不予以受理的呈词，也要依据法律、情理逐条驳回起诉人的起诉理由，使之不敢再轻易起诉，或转向府、道、司、院上控。理论上，批词应由官员本人批示，所以师爷作出批词后，要请官员过目，再发刑房书吏抄写，然后连同原状抄件一起在第二天张贴于衙门前的照壁上；当事人可以自己去看，也可付一笔“陋规”，请刑房制作一份抄件带回家研究。
无论受理与否都要得体
由于呈词的批示应在词讼日后的一两天内作出，所以这对刑名师爷的能力是一大考验，既要批得得体，又要批得合情合理合法——受理的呈词批示应使被告没有怨言，不予受理的呈词批示应使原告无法再起诉、上控。王又槐说：“批发呈词，要能揣度人情物理，觉察奸刁诈伪，明大义，谙律例，笔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