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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的苏州师爷王又槐，是位很精通《洗冤录》并精通检验术的师爷。他在《刑钱必览》中记载了一则使用《洗冤录》里“滴血认亲法”判断疑案的故事。
康熙五十年（1711）夏天，江苏苏州府吴县有一件疑案。吴县一个叫徐于清的无赖和一个叫周大的人在河边打架，两人打到了一座小桥上，正好一个名叫陈明贤的人从桥上经过，被徐于清一挤，竟挤下桥淹死了。乡邻们赶来打捞，可捞来捞去都捞不着。这时衙门里的捕快正好路过，见此情景，当下用铁链把徐于清拖到衙门里，准备办他一个杀人罪。
第二天县官升堂审案，听了经过情形，认为徐于清为“误杀”之罪，应判“斩监候”。但徐于清却一口咬定自己没有推人下河，并说陈明贤虽生不见人，可死不见尸，怎么能够说自己是误杀罪？县官无奈，只得再次召集人马打捞，过了将近一个月，才从河底捞得一具已腐烂的尸体。
陈明贤的妻子、女儿闻讯后，从绍兴赶到苏州吴县，但面对那具面目全非的尸体，也不能确定是否就是陈明贤。徐于清见烂尸无法辨认，更是咬紧牙关不肯认罪。县官无奈，只得请师爷出主意。师爷按《洗冤录》的说法，建议实行“滴血认亲”：将那具烂尸拆下一根腿骨擦洗干净，然后用针刺陈明贤女儿的手臂，让血滴在骨头上。只见那血滴滴上去后，渐渐沁入尸骨中。接着又用针刺陈明贤妻子的手臂，让血滴下，只见血滴在骨上凝聚一滩。最后，他们将徐于清的手臂刺破滴血尸骨，只见滴上去立刻流走，不留痕迹。徐于清至此才哑口无言，承认误杀罪名。
断案不能单凭滴血法
王又槐对此案滴血取证的解释是：“盖夫妻情所交感，虽不沁入，亦凝而不流，理也。”他说除了用滴血法检验已死的亲属外，也可用滴血法检验活着的人是否为亲人。办法是用一个干净的瓷碗装清水，然后同时滴入两人的血，如果是亲人，“二血交融不散”，如果不是亲人，两滴血就会各自“滚开不聚”。
虽然王又槐相信滴血法，但同时他也警告说，滴血法很容易被衙役动手脚，使检验结果无法确定。比如衙役有时会在碗中偷偷放入一点白矾，这样“即非亲人，其血自能融聚”；也有时衙役们会偷偷在碗里先滴上清油，这样一来，“即果系亲人，亦各自滚开不聚”。
滴血法是中国古代一种古老的检验方法，以现代眼光来看，一点也不科学，根本不能检验亲属关系，况且又如此容易作弊。即使不作弊，重复检验后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往往前一次聚合，下一次离散。汪辉祖在其回忆录《病榻梦痕录》中就记载，他曾办过一个案子，使用滴血法后，结果仍是“游移”。所以他不像王又槐那么相信滴血法，且主张能不用就尽量不用。这是清代大多数师爷所信奉的原则，尽管滴血法是《洗冤录》规定的法定检验方法，可是“谳牍不其据之，防诈伪也”，一般很少作为惟一的定案证据。不过除了滴血法以外，对于《洗冤录》记载的其他检验方法以及死因分析方法，大多数师爷都是坚信不疑的。精读《洗冤录》一直是习幕的基本要求。
第四章化身侦探乔装私访
有些命案充满玄机、陷阱，师爷除了要有高超精妙的推理能力外，更要拥有“超级侦探”的本领，才不会摆乌龙。
清代涌现出的一大批籍贯为绍兴的“名幕”中，李登瀛也是其中的佼佼者。他长期从幕，留下很多佳话。在浙江巡抚幕中，李登瀛曾破过一个大案，从而闻名天下。
这案子是衢州上报的“弑父”案件：有个母亲告发自己的儿子杀死父亲，说是某月二十七日深夜四更时分，见一青衣人从窗口跳入卧室，杀死丈夫，而自己儿子当天穿的就是青衣。儿子被抓到县衙审问后，很快就对杀父大罪供认不讳。按照清代法律，儿子谋杀父母罪列“十恶”的“恶逆”之罪，要处以凌迟处死的酷刑。
此案从县到府、省按察使司三级复审，都没有出现异议，报到巡抚处复审时，照惯例只是转一转手就上报朝廷。可李登瀛仔细读卷宗后，总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虽然“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母亲告发儿子恶逆，儿子也承认恶逆，不应该怀疑母亲。但儿子谋杀的动机却只是与父亲口角而已，如果当场动手还有点可能，怎么会等到夜半时分才入室弑父？他虽然没能亲往衢州案发地去查看，却凭卷宗里的勘验记录找到了漏洞：农历的二十七日只有凌晨时分有一弯残月，夜半四更并无月色；一贫如洗的这户人家自然不可能通宵达旦点灯，查勘现场的通详里也没记载室内点灯，那母亲是如何在漆黑的房间里看出凶手衣服的颜色？
于是，他建议巡抚亲自提审此案，并就这个疑点追问母亲。结果案情大白：原来母亲另有奸情，杀害亲夫，再嫁祸儿子。而孝顺的儿子不愿暴露母亲丑行，情愿顶罪。案情弄清楚后，如何量刑又成难题。有人认为让儿子抵罪放纵了父仇，而让母亲抵罪又会伤此孝子之心，建议给母亲减去死刑，并将儿子发配。巡抚请李登瀛拟定上报的判决建议，李登瀛即引用儒家经典里“妻弑夫不予讳”的说法，落笔道：“今此妇既忍杀其夫，又忍害其子，反纲灭嗣，人伦道绝。母固天属，而父尤重。朝廷制法以裁民情，母不得减，子不容坐。”此语一出，官场上传为绝判，朝廷果然依此定案，母亲被凌迟处死，而儿子无罪释放。
师爷变装查命案
刑名师爷以“笔耕”为业，案头工作为主，并无参与侦查的职责。不过如果幕友与主人有特殊关系，亦会主动参加侦查；前面提过的“父为子幕”故事里，那位少年进士知县所破的最轰动一时的案件，就是由他的父亲所亲自调查侦破。
案子的经过是这样的：某日少年知县出外巡察，迎面来了一队大户人家的送葬行列。按当地习俗，出葬队伍不能停，即使遇到上官，上官也得让道。于是县官就在路旁等候丧葬队伍通过。期间他听手下皂隶说，这位死者还很年轻，刚结婚不久就暴病而亡。当时他也不甚在意。不过等死者妻子的轿子过来时，正好一阵大风吹来，将这位未亡人的丧服吹起。知县瞥见她丧服下是一条红色的裙子，不觉起了疑心，当机立断叫皂隶挡下丧葬队伍，并把棺材抬到附近一座寺庙里封存，准备验尸。
由于丧家是当地大族，少年知县的举动惹得他们群起抗议，并向其上司上控。少年知县一时没了主意，也不敢断定死者验尸时一定能查出凶杀伤痕。他的父亲于是教他暂且装病，好拖延几天验尸，然后自己黑夜出衙，化装成一位算命先生游历至此地，到死者乡间查访。
一天晚上，老师爷住在一个瓜棚里，与看西瓜老汉闲谈，无意间得知死者的新婚妻子在婚前就与其表兄私通，结婚后表兄送了一个小僮给她，实际上是私通消息。老师爷听完这段情节，得知新娘有谋杀动机，心里便有了底。第二天回衙，向儿子交代验尸时要详细谨慎，肯定有谋杀证据。知县闻言立即出发亲自验尸，果然在死者的阴茎里找到一根五寸长的铁针。知县据此发令捉拿新娘及其表兄、小僮。连夜审讯。他先从小僮身上下手，动用刑具威吓，小僮因害怕，很快就吐供了。原来新娘与表兄早已蓄谋杀死新郎，那天见新郎从朋友家喝醉酒归来，便乘机与小僮将新郎绑在床上，然后下手杀害。新郎家虽有点怀疑，但既无证据，也不愿家丑外扬，故没有呈控，差点就使阴谋得逞。
少年知县破此奇案后，名扬省内，上司更打算提拔他。可是他却叹道：“辛苦一官，使老父心力俱瘁，殊不成人子。”遂上疏以供养父亲为由，辞官归乡。（《折狱奇闻》卷四）
亲自出马参与破案
虽然前述这些师爷亲自破案的故事很富于传奇色彩，是小说家的极好素材，不过实际上此类事情并不多见。而关于刑名师爷是否要参与破案，就连刑名师爷自己都意见分岐。有的师爷喜欢乔装私访，也有的师爷主张只须在署中指导捕快的侦察方向就可以了，更有的师爷主张“访案宜慎”，认为根本用不着师爷亲自出马去调查破案。
万枫江在《幕学举要》中主张幕友应指导侦查。他认为捕快缉捕破案全凭经验，毫无知识，没有头脑，师爷应该向主人献计献策，“运筹于帷幄之中”，自然能够使案件顺利侦破。他认为“缉贼不可有成心”，不能被老经验束缚。比如一般都认为夜盗来去不会超出二十里路，所以缉查夜盗都在二十里内访查。可实际上也有一些“强悍之徒”，夜经此地，临时起意作案，完事后连夜出走四五十里路。为此缉查时也要注意沿路百里以内第二天是否有可疑人物经过。又如师爷平时要注意当地的无赖流氓，做到心中有数。“平日访察不可不密，有等游手好闲，一无生计，而锦衣美食，或竟日聚赌，或白昼酣睡，必非善良”，这些人都有可能是夜盗案犯。
办案时应置身事外
汪辉祖对于师爷参与破案的看法正与万枫江相反，他不但反对平日访查，连案发后也主张幕友不要参与查访侦缉。他在《佐治药言》中专列“访案宜慎”条，认为幕友亲自私访，或官员派亲信私访，都是弊多利少之事。首先幕友虽深居署内，一般乡下很少有人认识。可师爷毕竟是外来人，口音相异，即使经过变装，也是外地书生的模样，下乡后难以瞒过对方当事人的耳目，很容易被对方将计就计，制造假情报哄骗。尤其重要的是，幕友乃至官员，若亲身参与侦查，就会对案件存有先入之见，无法作出公正的判断。他认为“盖官之治事，妙在置身事外，故能虚心听断。一以访闻为主，则身在局中，动多挂碍矣”。这里所说的“虚心”，就是指办案时没有先入之见。毕竟经历了私人访查的见解作出判断，就会形成主观臆断，造成冤假错案。
关于师爷参与破案这部分，就现代眼光来看，当属汪辉祖的意见较为正确。中国古代地方官兼侦查、审判职能，确实容易形成主观臆断。不过面对这样的状况，汪辉祖的意见并未发挥什么影响力。
第四章躲在屏风后的法官
师爷是黑官，在审判堂上没有座位，他们通常在大堂屏风后面听审，发现供证有漏洞，立即传话给官员，教他们如何见招拆招。
很多描写古代的戏剧、小说里，常出现官员坐在公案后审案，师爷站在一旁出谋划策的情景。这实际上是一种误会。由于师爷没有任何官方身份，因此是不能出庭干预审讯的。师爷至多只能在大堂后面旁听审讯，不过很多师爷甚至连堂后听审都不屑为之，因为听审并非他们的职责。
衙门正式审讯的地点，可以是大堂，也可以是二堂，若有关奸情暧昧或涉及地方士绅的案件，则可在二堂两侧的花厅或内衙审讯。其中大堂、二堂审讯形式相当隆重，官员必须盛装官服，正襟危坐；至于花厅、内衙审案，则可比较随便。
一般大堂、二堂审案允许百姓入衙旁听，但不准喧哗。预定开审那天，一大早衙役就会在照壁前召集原告、被告、证人及其他涉讼人员，然后填写“到单”交给把门的门上，由门上传入内衙。官员一般到午时才升堂，升堂前的敲梆传点一如呈控放告日。喊发三梆时，衙役举着“听审牌”将第一桩案件当事人带入庭院，跪在阶前，一般原告跪东阶，被告跪西阶，干证跪中间。有功名的秀才、举人，退休“乡官”之类的绅士则免跪，站立听审。跪齐后，衙役才高声齐喝“升堂”，俗称“喊堂威”，官员这才升堂就坐。这时，官员身旁会站一名值堂的长随，身后站一两个伺候倒水、点烟、磨墨的门子。而大堂两侧各站一排皂隶，公座下方近门处，则摆一张长桌，刑房书吏坐在桌后，准备记录口供、证词。官员公案上通常摆着插堂签的签筒及文房四宝，不过他们很少亲笔记录供词。
在屏风后听审的师爷
师爷在堂上并没有座位。对于一般案件，他只需在审后详阅供词记录就可以了。而徒刑以上申详上级司法机关的案件，师爷往往会到大堂屏风后听审，如发现供证有漏洞，即唤门子传话给官员，提示如何抓住漏洞，一举突破被告心理防线，或提醒官员用刑适度，不要意气用事。
中国古代对于司法审讯历来有“五听”之说，即“辞听”（分析被告供词）、“色听”（观察被告脸色）、“气听”（观察被告呼吸）、“目听”（观察被告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