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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所称之“翁”为乡间俗语对长辈的统称，为“翁媪”之“翁”，非“翁姑”之“翁”。
案件转至江苏巡抚处，当时的巡抚庄有恭是乾隆四年的状元，是官场上有名的才子。他亲自披阅卷宗，先驳诘：王氏视同凡人，就好像与浦阿四毫无关系。汪辉祖顶详：童养媳为虚名，王氏平时称呼浦阿四为兄，阿四称王氏为妹，兄妹称呼不得视为夫妻。庄巡抚又驳诘：此案事关名分，不得同凡。汪辉祖又顶详：根据儒经《礼记·丧服》，未庙见（未正式拜堂）还不能算媳；《礼记·王制》有“附从轻”之说，比附人罪要从轻；《尚书·皋陶谟》“罪疑惟轻”，王氏的媳妇地位有可疑之处，就该从轻处罚。他建议仍按普通人通奸罪处罚，但枷号延长为三个月，王氏归娘家另嫁，浦阿四另娶。庄有恭这才表示同意，称赞汪辉祖所拟申详“合情合法”。汪辉祖从此名扬江南。
为重人命顶总督
乾隆二十六年（1761），已做了五年师爷的汪辉祖在浙江秀水县当刑名幕友。这年正月初五黄昏，有个叫许天若的中年男子喝醉了酒，经过邻居虞姓寡妇家时，见虞氏恰好站在门口，就仗着酒劲，拍拍自己的钱袋，大声叫唤，要请虞氏一起喝酒，结果被虞氏臭骂了一顿。
两人对骂了一阵后，各自返家。第二天，虞氏到县衙门递诉状，告许天若调戏。知县虽受理了案件，但“官无三日急”，并未马上传讯和审理。而两家人倒也相安无事。
二月初一日，虞氏到县衙门去递交催促办案的状子，返家路上又和许天若吵了起来。对骂一阵后，虞氏因在声势上吃了亏，当晚竟想不开，在家里上吊自杀。按照清朝法律，调戏妇女致使其“羞忿自尽”者，要处以绞刑；但如果仅仅是污言秽语辱骂导致妇女轻生自尽，就应处以流放。
汪辉祖认为，许天若和虞氏是对骂，彼此都说了很难听的话，可见虞氏并不那么贞洁，许天若的辱骂和虞氏的轻生并无直接关联，可以分别处理，即按一般的辱骂案件处许天若杖刑和枷号，而以普通自杀案件处理虞氏自杀一事。如此一来，本县就可结案，无须上报上级衙门。幕中其他的幕友得知汪辉祖的决定后，都认为他这样做太危险，但孙知县信任汪辉祖，同意照他的想法来处理，但仍要他按照人命案件发出“通详”。
然而案件一经通报，闽浙总督马上下令将许天若逮捕关押，同时严词斥责秀水县办理此案援引法律错误，予以驳回。孙知县闻讯大为紧张，但汪辉祖却不屈不挠，拟定“顶复”。他首先列举了有关此类案件的全部法律条文，详细解释说这些条文的主要立法意图是惩治罪犯“奸淫之心”的罪恶动机，即儒家经典所谓的“诛心”。而在本案中，许天若并没有诱奸的意图；且即使许天若在正月初五晚上属调戏行为，可虞氏相隔二十八天后才自杀，显然并非因为“羞忿”。自杀当天双方是吵架，而非调戏，故虞氏是死于“气愤”，而非“羞忿”，在此没有必要按照调戏致死的法律来处理。
这个顶复先是在嘉兴府被驳回，再经力争后总算得以照转；以后报到省按察使司，又被驳回，多亏汪辉祖再三说明，才得以通过。虽然最后闽浙总督那一关过不了，仍然命令按照因调戏羞忿致死的法律办理，但部分接受了汪辉祖的意见，将许天若按辱骂导致妇女轻生罪名处理，并且再减刑一等，判处杖一百、徒三年。
这个案子由于汪辉祖的坚持，许天若才得以活命，但也因他的坚持，致使虞氏的形象变得恶劣，她的家属因此无法用“节烈”的典范去申请建立贞节牌坊。为此汪辉祖心里始终留有很大的阴影。直到三十五年后，已经退休的他仍梦见虞氏要把自己带到阎王殿去评理。梦醒后，他在自己的回忆录《病榻梦痕录》里告诫后人：“治刑名者，奈何不慎？”
运用文字技巧反驳成功
顶复的重点是将法律解释得为己所用，而且在崇尚文句优雅的时代，若顶详的文句优美简洁，也会得到上级首肯。光绪年间，广东发生了一起杀奸案：有个人的妻子偷了家里的一些钱财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两年后，丈夫在几百里外的地方找到这对野男女，就将他们都杀了，然后到衙门自首。
元明清时期，法律都赋予丈夫“于奸所将奸夫奸妇登时杀死”的权利，因此丈夫连杀二命可以不受任何刑责，但如果去官府起诉，则奸夫淫妇都只会被判二年徒刑而已。但在这个案件中，丈夫杀死奸夫淫妇已是在通奸两年之后，是否算“登时”？而且所杀之时他们并未交欢，所杀的地点也非通奸现场，是否算“奸所”？当两广总督将案件通报朝廷刑部时，刑部就以这两个理由予以驳回，要求将这个丈夫按照一般故意杀人的罪名来惩处。于是，两广总督李瀚章聘请的一位杨师爷在主稿顶复时，写出了最关键也是最经典的两句话：“窃负而逃，到处皆为奸所；久竟不获，乍见即系登时。”这个顶复受到当时的刑部尚书、著名律学家薛允升的激赏，立刻行文批准判决。（刘体智《异辞录》卷二《奸案判词》）
揣摩上司意旨好办事
像汪辉祖这样敢于据理力争的师爷并不多见，一般的东家也不愿为此而得罪上司。大多数刑名师爷只是揣摩上司意旨所在，将详文千锤百炼，使案件的真实性让位于行文的方便性。清朝人早已看到这一弊端，说天下申详如出一辙，尤其是以云南的刑名师爷最为轻松：“命案止两套，一索欠理曲，衅起还殴；一衅起调奸，殴由义愤。笑者谓可刊两板，但填姓名可耳。且死者万分强暴，凶手一味温柔。凶器无不金刃，皆受刃者自备资斧，从无有操刀而来者也！”（《折狱奇闻》卷一）这是因为“索欠”、“调奸”而导致“斗杀”的命案，加上强调凶手被迫杀人的情节，在朝廷秋审时，往往可获得减刑的机会。且这样的案情最“干净”，只要一两个人证和一两件物证就可以了，容易“剪裁”。
政治主导案情的发展
不过也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必须“锻炼”详文。以撰写《明通鉴》一书而闻名的史学家夏燮在担任江西豫章县知县时，为了清除“洋教”，曾杖毙十八名教民，并写了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呈文，说这是“绌邪崇正、除暴安良之计”。结果江西布政使刘秉章见了，告诉他：“你这个呈文若报到朝廷，那些有列强撑腰的洋教士，就会到朝廷去闹事。这样一来，不但朝廷要为此烦恼，你自己也免不了受处分。”夏燮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和江西巡抚的高姓刑名师爷商量，把案情改写为“械斗”，并伪造一批口供来“证明”这十八个人是械斗而死，然后靠高师爷在县、府、道、司各衙门的同乡师爷，一路开绿灯放行，最后竟把“清除邪教分子”完全改成械斗案，一边死一半，没有要抵命之人，在报到朝廷时，也获得批准。（刘体智《异辞录》卷二《刑幕功用》）
第五章管钱管账的财政专员
钱谷师爷是州县长官的财神爷、大总管，主管六十种业务，包括钱粮、人口、土地、水利、气象等等，没有他，衙门就开不下去。
在师爷中能与刑名师爷争坐第一把交椅的是钱谷师爷。钱谷师爷有时也叫钱粮、钱漕。钱谷师爷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官员处理税收事务，管理州县政府的公共财政支出。清代政府最主要的税收，是土地税——即田赋，也称“正项”。
古代政府的土地税一直是征收粮食实物，自唐中叶进行“两税法”改革，改为既征钱又征粮后，就把“田赋”称为“钱粮”。到了明代，实行“一条鞭法”，田赋改收白银，称“田赋银”；清代“地丁合一”，田赋又称“地丁银”。不过民间仍习惯称为“钱谷”、“钱粮”。筹划征收钱粮的师爷也就被称为“钱谷”了。
田赋税收是重头戏
古代的赋役征收制度一般采用“民收民解”的方法，即指定若干户，或由民户轮流担任催征、收税、保管、运送的职责。若有损失，则由民户赔偿，官府只加以监督而已。明“一条鞭法”实施后，田赋改为“官收官解”，即纳税人要自己到衙门缴纳税银，或到官府粮仓缴纳粮食。税银及运送上京的“漕粮”，都要由官府征收保管、储存运送，官员征收解送如超过期限，就要受到责罚，如有亏损，还必须填赔。这样一来，基层州县政府的财政工作负担大大加重，而基层州县政府的编制却并未因此而扩大。
理论上催征田赋、计算各种附加税额、统计应上缴朝廷及地方政府留成的税款分配等，都要由官员亲自主持。但实际上官员对此既不熟悉，又不愿意去做；而户房书吏熟悉本地情况，精通财务档案，不过不能得到政府长官的信任。于是，出现了一批长于记账筹划、训练有素的师爷，来帮助官员主持这项政务。
财政税收对地方政府而言，是与司法审判并重的大事，工作绩效直接影响官员的考绩，尤其影响官员的收入。所以钱谷幕友能与刑名幕友平起平坐，既分占幕中首席位置，束修也与刑名幕友相差无几。
六十项繁杂的业务
钱谷师爷要处理的事务相当繁杂。据清代抄本《长随论》（也称《偏途论》）记载，应送钱谷师爷处理的事务有：“接收交代、奏销钱粮、门牌清册、地丁人口、屯田籴谷、口粮籽种、乡饮酒礼、开垦熟田、丈量田地、匿契隐粮、杂税牙行、水旱飞蝗、强占田界、阻壅河道、私典盗卖、找价回赎、粮食时价、阴雨旬报、小户抽丰、绕越偷关、奉宪采买、俸工兵饷、河工碎修、水利船政、道路桥梁、庵观寺院、关津渡口、营汛卡房、火具修狱、造具衙门、颜料木植、铜铁铅斤、军功贡器、上用龙衣、夫马递、脚捐报销、钱法私铸、军需战船、强买硬赊、控追账债、当铺小押、违禁取利、屠宰烧锅、木榜禁私、抗租抗粮、经征经解、清查仓库、亏空盗追、侵吞公款、查抄家产、邻境荒歉、流丐饥民、劝捐袄裤、赏恤贫人、老人育婴、孤寡疗贫、干旱无收、开仓赈济、分别钱粮、皇恩大赦”，总共有六十项之多。凡有关政府开支及民间经济事务，都要由师爷处理。
两大首席互相争锋
在六十多项由钱谷师爷处理的事务中，有十六项与司法审判有关。有的是民事纠纷，如强占田界、私典盗卖、找价回赎、强买硬赊、控追账债、当铺小押、违禁取利等。也有的是刑事案件，如屠宰烧锅、木榜禁私、抗租抗粮、亏空盗追、侵吞公款、查抄家产等，其事务常与刑名师爷事务相交叉。而这一方面的分工，完全根据当地衙署的惯例、官员对某位师爷的信任程度，以及师爷的才干能力等来决定，各地不同，没有统一的制度可参照。所以如果刑、钱两位师爷是个性刚强的人，就免不了要争吵；“刑、钱交涉事件，每多分晰不清，以致争竞”。
王又槐在《刑钱必览》中认为，刑名、钱谷师爷有关司法审判的分工要视当事人的诉讼动机而定，如果是单纯的土地、房屋、坟山、继承、债务、交易、税契之类的纠纷，即使在诉词中牵涉到了没有造成伤害的斗殴、赌博之类的情节，仍应由钱谷师爷处理。但如果是告斗殴、奸伪、坟山、婚姻、继承之类的“有关纲常名教一切重事”，都应由刑名师爷处理。照王又槐的说法，两类师爷的分工并不严格按现代民事、刑事的概念。现代法律上的民事案件如婚姻、继承等，被当时人认为是有关纲常名教的“重事”案件，而现代法律上的刑事案件如侵吞公款、查抄家产、钱法私铸等，却被当时人认为是“轻事”，只因与“钱”有关，就由钱谷师爷处理了。
多人管理地方财政
由于钱谷师爷的事务繁杂，所以在一些赋税重的地区，往往还要聘请一位专门管理征税事务的征比师爷。有的州县甚至聘请上、下两位钱谷师爷，一起处理财政会计事务。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晚清，在官员的“长随”中，出现一类叫“钱漕”或“钱漕门上”的长随，也负责帮着照应有关衙门里的财政税收事务。钱漕门上的身份仍是仆从，自然不能坐着办公，只能奔走传话，监督管理，号称“立幕”。
第五章地方官交接实务
新官旧官交接，是一项整死人的艰巨工作，交接不清，休想走人。而钱谷师爷要把所有的库房账册都详细清点，免得接下一笔烂账。
清代小说《儒林外史》第八回《王观察穷途逢世好 娄公子故里遇贫交》中写道：王蕙喜得江西南昌知府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