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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周进和一伙商人来到省城。由于他执意要去科举考试的贡院看看，姐夫和几个商人只得陪他去贡院，买通了看门的，进到考试的号房里。不料周进一见号房，突然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众商人连忙把他抬出来抢救。但周进醒来后嚎啕大哭，且一间间号房哭过去，无休无止。大家见状不免责怪金有余：“周相公既是斯文人，为什么带他出来做这种事？”于是凑齐二百两银子，要替周进捐监（清代允许以银钱来买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生“监生”的资格。监生可以直接参加乡试，跳过考秀才的院试）。周进这才止住哭声，趴到地上连连给商人们磕头，说：“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进变牛变马，也要报效。”从此他步入仕途，成为一名政府正式官员。
做官是读书的惟一正途
上述故事反映出清代社会对于读书人的普遍看法。在中国古代，读书人的出路只有做官这一条正途。读书人所读之书就是专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职责之书”，这些书不外乎要人做忠臣孝子而已。在家行孝无生计可言，只有替皇帝做官治民，才能求得俸禄，才能奉养双亲，才能光宗耀祖，才能忠孝两全。读了书不能为君效劳，博取俸禄，读书人就会觉得是白白读书，觉得无面目立于天地覆载之间。而且读书人为皇帝效劳也是法律义务，如明太祖发布的特别刑事法令《大诰》中就特立一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规定不愿出仕为官的士大夫要处死刑。
另一方面，当时中国社会所能提供给读书人的用武之地也并不多。社会主体经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业的主要经营方式是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即使是拥有“千顷田”的大地主，一般也并不集中经营，而是把土地分成几十亩、十几亩的小片分别出租给一家一户的佃农，每年收取占收获量二分之一的地租，具体经营并不用操心——缺乏集约化、商品化的农业并不需要复杂的知识来经营。城市工商业虽然从绝对数额来看规模巨大，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并不很大。四分之三的商业分散于农村的集市，长途贩运商业比例较低，且不依靠严密的法律及公开的会计制度来维持，所以也就不需要读书人来提供法律上、经营上的服务。
僧多粥少，名额有限
读书人的“华山一条路”是做官，而政府官僚机构规模则受到财政、人事的制约，不可能趋向无穷大。尤其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如果官僚队伍及准官员、享有特权的士大夫阶层过于庞大，就会对皇权本身产生威胁。所以古代皇帝总是煞费苦心地维持国家财政与官员队伍、准官员队伍，以及皇权专制势力与社会士大夫阶层势力之间的平衡。在这一方面，清朝统治者最为成功——通过对参加科举考试人数、取中名额、考试次数的精心控制，有效地掌握了附属于皇权的士大夫数量、规模及其分布。而且为了防止官僚队伍中的士大夫力量过强，清朝皇帝又允许用银子“捐纳”为官，以这种“异途”官员和满族贵族官员来抑制士大夫势力。由于这种控制，清代读书人想出仕为官，就不得不努力攀爬一个层层台阶都极为陡峭的大金字塔。
读书做官金字塔
清代“读书做官金字塔”的基础是数以千万的读书人。而早在识字的启蒙教材里，就开始灌输“读书做官”的儒学传统，因此理论上，每个识字者都有着出仕为官的心理准备或主观要求。他们通过县官主持的每三年两次的“县试”、知府主持的“府试”而得以进入金字塔底层为“童生”。全国童生总数估计为两三百万人。
接着，各省学政每三年主持两次“院试”，童生参加院试如能考取，就成为一名“生员”（俗称秀才）。生员在理论上不过是县、府官办学校的学生，但却能够享受很多政治、法律上的特权，诸如可以礼见地方官而不用下跪、可以不受体罚、免去差役，成绩好的“廪生”还可获得政府发放的“膏火银”等等。所以考取生员就算是进入准官员的特权阶层——士大夫阶层或“绅士”阶层。这是金字塔的第一层台阶，录取名额限制极严。
层层筛选出的佼佼者
19世纪时，全中国1741所官学，每次录取25089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二而已。所以能爬进这第一层台阶的读书人，已是相当不容易了。当时全国生员总人数约为46万人，他们可以考“五贡”进入第二层台阶（五贡指五种贡生，即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贡生是京师国子监学生，而以“贡”为名，是指贡献人才给皇帝）。贡生可以经挑选当官，也可以与其他生员一起向第三层台阶“举人”冲刺。
考选举人的考试称“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会举行一次，全国总录取名额不过一千三四百人，录取率仅为百分之一二。举人总数有一万八千多人，他们可以经过“大挑”考试当官，不过大多数是教职。要想当地方长官，就得参加每三年一次的全国性“会试”。会试被录取的称为贡士，贡士再经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就成进士。进士是第四层台阶，每次只录取两三百人，考取率也不过百分之二三而已。进士总人数约两千五百人左右，构成士大夫阶层的核心。至于这个金字塔的顶尖，则是每次会试、殿试中的佼佼者——十几名翰林学士。
与读书人要爬的这个金字塔相对应的，是官僚机构的金字塔。清代官职编制上有两万七千个，其中文官约两万个，武官约七千个。读书人所能填补的并非文官职位的全部，实际上有将近一半的官职是授予“异途”（包括捐纳或满洲贵族）的。所以只有进士才肯定能当官，而举人、贡生做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以上数字参考张仲礼《中国绅士》）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从几百万读书人中只能出一万左右的官，可见读书人做官跳龙门之艰难。《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劝告匡超人的话具有典型意义：读书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件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
不过跳不进龙门的，只能走教馆或作幕这两条路。从读书人所学无非是如何做个好官的道德训诫而言，作幕更为自然。清代幕学名著《佐治药言》起首就称：“士人不得以身出仕，而佐人为治，势非得已。”大多数幕友都是功名不就才转而作幕的，虽只能“佐治”而不能“主治”，但毕竟是官府衙门的沾边者，于心可安，还能自诩为“治国平天下”的一员，不至于像周进那样无地自容。另一方面，作幕的收入也较稳定，从“治生”的角度来看，仍不失为一条道路。“笔耕”、“舌耕”总比“手耕”要好。《佐治药言》亦说：“吾辈以图名未就，转而治生，惟习幕一途，与读书为近，故从事者众焉。”
第一章知县换人做做看
担任师爷并非一辈子原地踏步没出息，居干了二十年师爷，跻身当知县，知县当了一年，被弹劾罢官，回锅当师爷，仍是生龙活虎。
幕友主要是一批未能爬上读书做官大金字塔台阶的读书人，那么当了师爷以后还能不能进一步参加科举考试，完成读书做官的壮志呢？或者是否能由其他途径使“佐治”升为“主治”？这种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
下面举一个清代江南名幕汪辉祖的例子，则具师爷再走“正途”的代表性。
努力科举，改行当官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居士，浙江萧山人，生于雍正八年（1730），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他十一岁时，父亲去世，由嫡母、生母守寡抚养长大。十七岁时考中秀才，但家境贫寒，无力再参加科举，只得于二十三岁时跟随做官的外舅，当一名书启幕友。以后立志学习刑名，到了三十岁，终于成为一名刑名师爷，在江浙两省州县衙门应聘作幕，办了不少疑案，名声鹊起，为州县官争相聘请。
汪辉祖在为人佐治的同时，仍孜孜不倦地向科举正途努力。乾隆三十三年（1768），他高中浙江省乡试第三名，成了一位举人老爷。但他并不满足，又先后参加了三次会试，终于在乾隆四十年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二十八名。不巧的是，那年他正值生母病故，按当时法律要报“丁忧”，回乡守丧三年，不准选官。于是汪辉祖返乡，仍应聘作幕。直到乾隆五十一年才赴北京参加吏部选官，成为湖南宁远县知县，并于翌年赴任。这时他已是花甲老人了。
在宁远知县任上，汪辉祖以精明强干、清廉正直著称，后兼知道州。乾隆五十七年，他因故遭劾，革职返乡，但从幕“佐治”三十四年，先后为十六位州县官作幕友，“具有贤声”。其所著《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等书流传很广，是清代最著名的幕学指导书。
名幕不见得能成名宦
从汪辉祖的经历来看，幕友仍可以走正途入仕。另外，走异途捐纳做官也不是不可能。幕友收入丰厚，如能积蓄，亦可用自己的钱来买个官做做。这也有不少成功的例子。
清代乾隆年间有位名叫居的刑名师爷，在直隶州县当刑名幕友达二十年，案牍熟练，精于判案，很有名气，被州县官争相聘请。后来，这位居师爷觉得自己佐治二十年，积得不少余财，很想捐个官做做，大展身手。他自信轻车熟路，必定能顺利一路升迁，于是出银子捐了个大八成的县官，又到督抚衙门里找了些门路，很快就候得实缺，得任直隶南皮县知县。不料到任后，事事不称职——坐在堂上主持审判时，“愦愦如木鸡”，面对原告被告，常常面红耳赤，语无伦次，甚至瞪着眼说不出话来。拜见上官时，也是慌慌张张，手足无措，进退应对的礼仪无不颠倒，引得上官不悦。最后才当一年的知县，就以“才力不及”而被参劾罢官，不得已只好转回来重操旧业，继续当他的居师爷。奇怪的是，一旦面对案牍，他依旧剖断如流，精明果决。后来这位不走运的下台县官，只得自嘲有“穷鬼”附身。（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一》）
幕前幕后毕竟不同
汪辉祖、居的例子都说明幕友可以走正途或异途做官，至于能不能胜任，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不过大部分幕友一般都满足于“佐治”，并不特别力争成为“主治”。这是因为作幕与做官不同，作幕友的可进可退，不受官规约束，某些情况下比当官更安全、更有利。而官员要对治下百里之内的治安状况负责，发生命案、盗案不能如期破案，就要受到查参处罚。清初几位著名清官如于成龙、彭鹏等都曾因此而被参劾。
此外，地方官上面还有重重治官之官在监视着，办事、应酬稍有不慎，就会影响前程。再则，官员每判一个案子，都要慎又之慎，因为理论上错判案件，是要担负“出入人罪”罪名的，倘若确为过失，虽说可以减等处罚，折为罚俸、降级，但毕竟是仕途上的一个污点。幕友却只对官员个人负责，即使办错事，顶多被辞退，丢掉饭碗而已，何况刑名师爷办错案件，后果也是由官员承担。所以幕友虽不能“大展宏图”，但不失安稳，且岁修有保证，不至于被罚，也不会有什么需要应酬的——幕友只在幕后从事案头工作，绝少公开露面。
正因如此，幕友如转到台前，往往不能适应角色的转换，也很难扮演好所谓“琉璃屏”式的官员。居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
师爷难懂官场游戏规则
除了那些实际利害关系的区别外，官与幕的为人之道也不相同。幕友理应真心对待幕主，而幕主亦要相敬如宾。所以幕友个人性情如何，并不特别重要。但地方官要应付的上司很多，只能虚与委蛇，对同僚也很难一片真心。
性情刚直或孤僻的幕友转变为官员时，常常因此得罪上司。如汪辉祖作幕一流、做官一流，可惜个性过强，在官场上吃不开。他初至湖南时，巡抚就告诫他不可锋芒太露。他虽注意收敛，但还是招来同僚的排挤、上司的猜忌。乾隆五十五年（1790），他被委派至桂阳检办刘氏四命案，半路遭遇山洪暴发，落水受伤，未能及时赶赴现场。那些平时对他不满的人，见状纷纷上奏参劾，以致最终他被革职罢官。
所以名幕很难成为名宦，幕友也为此而不力争入仕。
第一章五花八门的来历
师爷与雇主的关系无奇不有，有的是儿子当官，父亲在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