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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几件缠满海藻的破衣烂衫之外，就连马尔克也没能找到任何东西。从破衣烂衫里蹦出来几条刺鱼。海鸥发现了什么，互相祝愿胃口好。
不，马尔克并没有看上图拉，尽管听说她后来的确跟他玩过。他不合姑娘们的胃口，自然也不合席林的妹妹的胃口。他曾经像一条鱼似的瞅着我那两个从柏林来的表妹。倘若他真有什么事儿，那不过就是和男孩子们搞的名堂。我并不想说，马尔克搞同性恋。那几年，我们经常在浴场和沉船之间游来游去，大家都不太清楚，我们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实际上，在马尔克的眼里，如果存在女人的话，那么也只有天主教的圣母玛利亚才能算得上，尽管后来似乎有过一些与此相抵触的传闻和事实。仅仅是为了她，他才把所有可以挂在脖子上的东西统统带进了圣母院。他的所作所为——从潜水到后来更多是表现在军事方面的成绩——都是为了她或者——我难以自圆其说——只是为了把人们的注意力从他的喉结上面引开。除了圣母玛利亚和老鼠，这里还可以举出第三个主题：我们那所完全中学。这所散发着霉味、通风条件恶劣的学校，尤其是那个礼堂，对于约阿希姆·马尔克来说非常重要，它们后来逼你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现在该是讲一讲马尔克的面容的时候了。我们中间有几个是战争的幸存者，住在小的小城市和大的小城市，身体发了福，头发脱落了，口袋里有了几个钱。席林住在杜伊斯堡；于尔根·库普卡住在不伦瑞克，前不久移居加拿大。我一见到他们，两人立刻就谈起那个喉结：“哦，他的脖子上长着好大一个东西。我们将一只猫弄到他的面前，还是你把猫接到他的脖子上的……”我赶忙打断他们的话：“我不想提这些，只谈谈那张面孔。”
我们暂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他的眼珠是灰色的，或者是灰蓝色的，反正不是棕色的，明亮但不发光。面庞狭长、瘦削，颧骨四周肌肉发达。鼻子不算太大，肉乎乎的，遇上冷天很快就会变得通红。那个凸出的后脑勺前面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很难就马尔克的上嘴唇取得统一的看法。于尔根·库普卡赞同我的意见：它朝外翻，遮不住上颌的两颗门牙，况且这两颗门牙长得也不直，像野猪獠牙似的斜向两边——潜水时当然例外。然而，我们也有些怀疑，因为我们记得图拉的上嘴唇也朝外翻，门牙总是露在外面。最后，我们仍然无法确定，是否在上嘴唇这件事上把马尔克和图拉搞混了。也许只有图拉的上嘴唇朝外翻，因为她的的确确有一片朝外翻的上嘴唇。
席林住在杜伊斯堡。因为他妻子不满意未经事先预约的拜访，我们只好在火车站前的小吃店里碰头。他使我想起曾经在我们班里引起了一场历时数日争吵的那幅漫画。大概是在一九四一年，我们班里来了一个高个子的家伙，他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但却能言善辩。他们全家是从波罗的海东岸三国①迁来的。他出身高贵，父亲是个男爵。他衣着时髦，会讲希腊语，闲谈起来滔滔不绝，冬天总戴着毛皮帽子。他姓什么来着？反正名字是叫卡莱尔。他擅长绘画，动作快极了，而且照着图样或者不照着图样都行。被狼群围在中间的马拉雪橇；喝醉酒的哥萨克骑兵；像是出自《前锋》杂志②的犹太人；骑在狮子背上的裸体女郎，大腿又细又长，像瓷器一样光滑，画得并不下流；用牙齿撕碎小孩儿的布尔什维克分子；穿着查理大帝③的服装的希特勒；方向盘前坐着女士的赛车，长长的披巾随风飘舞。他能够迅速而熟练地画出老师和同学的漫画像，或用画笔、钢笔和红铅笔画在任何一张纸片上，或用粉笔画到黑板上。马尔克的像他肯定不是用红铅笔画在纸上的，而是用写起来嘎吱作响的教学粉笔画到了教室里的黑板上。
他画的是正面像。马尔克此时已经贸上了那种矫揉造作的、用糖水固定的中分头。他将马尔克的脸画成一个下巴尖尖的三角形，嘴巴绷得紧紧的。那两颗露在外面、让人觉得像是野猪獠牙的门牙，他倒是没画出来。眼睛成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圆点，眉毛痛苦地向上扬着。脖子画得稍稍有些扭歪，差不多成了侧面图，这样一来便突出了喉结所产生的怪物。在脑袋和痛苦的表情后面罩着一轮圣光：救世主马尔克完美无瑕，具有永恒的魅力。
我们坐在长凳上怪声大笑，直到有一个人揪住了漂亮的卡莱尔的衣襟，我们方才醒悟。这人先是赤手空拳地扑上讲台，然后又从脖子上扯下了那把不锈钢改锥准备大打出手。我们好不容易才将两人分开。
是我用海绵擦去了黑板上你的那幅救世主画像。
①波罗的海东岸三国指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②纳粹党在1923年至1945年间办的一个反犹太人刊物，经常刊登一些丑化犹太人的讽刺漫画。
③查理大帝（742～814），法兰克国王（766～814），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800～814）。
第 四 章
说句既是玩笑又非玩笑的话：你也许没有当成小丑演员，反倒成了一个类似时装设计师的人物。因为在第二个沉船之夏过后的那个冬天①，正是马尔克将所谓的流苏带入了这个世界。一根编织的毛线系住两个或单色或杂色、约莫乒乓球大小的羊毛小球，像一条领带似的垂在衬衫领口的下方，前面系上一个结，以便两个小球能像蝴蝶结似的横在两边。我经过证实得知，从战争爆发后的第三个冬天起，几乎在整个德国，特别是北部和东部，人们开始戴上了这种小球或者流苏——这是我们的叫法，在完全中学的学生中间尤为流行。在我们那里，马尔克是最先戴的，其实，他自己完全能够发明出来。也许他真的就是发明者。据他声称，他让他的苏茜姨妈用碎羊毛、粗细不均的旧毛线和他去世的父亲留下的补了又补的羊毛袜，做了好几对流苏。于是，他把它们套在脖子上，堂而皇之地带进了学校。
①即1941年至1942年冬天。
十天以后，这种流苏开始出现在纺织品商店，最初还只是怕难为情似的放在收款台旁边的纸盒里，不久则在玻璃橱窗里漂漂亮亮地公开亮了相，而且是免证供应——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后，它们从朗富尔区出发，不受限制地开始了进军德国东部和北部的胜利之行。甚至在莱比锡，在皮尔纳，渐渐地也有人戴上了这种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见证人。几个月之后，它们又零零星星地出现在莱茵兰和普法耳茨地区，这时马尔克已经把流苏从脖子上取了下来。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马尔克把他发明的东西从脖子上取下来的那一天。对此下文将会提及。
我们后来又戴了很长时间流苏，而这完全是出于抗议。我们学校的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认为，戴这种流苏太女人气，配不上一个德意志的年轻人，因此他禁止在教学大楼和校园里戴流苏。然而，许多人只是在上克洛泽的课时才遵守这项作为通报在每个班级都宣读过的规定。说起流苏，我倒想起了“布鲁尼斯老爹”。这个退休的参议教师在战争期间被重新招到讲台前面。他倒是觉得这种花花绿绿的玩艺儿挺有趣儿，在马尔克不戴以后，他还有过那么一次或两次，把流苏系在浆过的衣领前面，吟起艾兴多尔夫的诗句：“阴暗的山墙，高大的窗户①……”他也吟诵其他诗句，但无论如何也是艾兴多尔夫的，这是他最喜欢的诗人。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爱吃零食，尤以甜的东西为最。后来，他在教学大楼里被人抓走了，据说是因为他私吞了应该发给学生的维生素糖衣片，或许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布鲁尼斯是共济会②成员。不少学生受到传讯。但愿我当时没有说他的坏话。他那个长得像洋娃娃似的养女正在学习芭蕾舞，她穿着黑色的丧服走过大街小巷。他们将他送到了施图特霍夫③——他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这是一个神秘而复杂的故事，与马尔克毫无关系，把它留给别人在其他地方去诉诸笔墨吧④。
①艾兴多尔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这两句诗是他的《但泽》（1842）一诗的开头两句。
②世界性的秘密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石匠与建筑工匠行会团体。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共济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③位于但泽以东三十六公里的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有一个集中营。
④在小说《狗年月》里，主人公哈里·利贝瑙描述了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现在还是回到流苏的话题。马尔克发明这种东西，当然是想为他的喉结带来一些好处。有一段时间，它们的确可以让那种难以抑制的跳跃平静下来。但是，当流苏到处流行起来，甚至成为整个年级的时尚之后，它在它的发明者的脖子上就再也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冬天对于他来说一定糟糕透了，既不能潜水，流苏也失灵了。我经常看见约阿希姆·马尔克孤零零地走在东街上。他穿过熊街，朝着圣母院方向走去，那双黑色的高腰系带皮鞋把煤灰路面上的积雪踩得嘎嘎直响。他没有戴帽子。两只红通通的招风耳光滑透亮。抹了糖水、已经冻硬了的头发自头上的旋儿开始，从正中向两边分开。眉尖紧锁，面露愁容，一双大大的眼睛看上去比平时更加淡而无光。外套的领子翻了起来，这件外套也是他父亲的遗物。紧挨着尖尖的、甚至有些干瘪的下巴额儿围着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上面别着一枚很大的、老远就看得见的别针，以防它滑落下来。每走二十步，他总要从外套口袋里伸出右手，检查一下脖子前面的围巾乱了没有。我曾经见过一些丑角演员戴着这么大的别针表演，如喜剧小丑格洛克①、电影里的卓别林。马尔克也在练习。男人，女人，休假的军人，孩子，零星地或成群地从雪地里朝他走来。所有的人，包括马尔克，都从嘴里呼出白色的雾气。雾气又顺着肩膀飘到身后。所有迎面而来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枚滑稽的、非常滑稽的、非常非常滑稽的别针——马尔克心里大概会这么想。
①格洛克（1880～1959），原名阿德里安·韦塔赫，瑞士著名丑角演员。
在这个寒冷而干燥的冬天，我和从柏林来此度圣诞节假期的两个表妹曾经进行了一次远足。为了凑成对儿，叫上了席林。我们越过结冰的海面，去那艘被冰封住了的扫雷艇。我们稍微吹了点牛皮，想让这两个娇滴滴的柏林姑娘开开眼界，瞧一瞧我们的沉船。她们俩长得都挺漂亮，有着金黄色的鬈发。我们还希望，能在沉船上同这两个在有轨电车里和沙滩上装作羞答答的小妞，干点什么就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的好事。
然而，这个下午却全让马尔克给搅和了。破冰船多次往返于通往港口的航道，所以在沉船的前面堆积了许多冰块，重重叠叠，犬牙交错，形成了一道布满裂缝的冰墙，甚至把舰桥都遮住了一部分。风儿吹来，冰墙呼呼作响。席林和我爬上约莫一人高的冰墙，首先看见了马尔克。我们把姑娘也拉上了冰墙。舰桥、罗经室和舰桥后面的通风管道以及其他露在冰上的东西形成了一块涂了一层蓝白色釉彩的糖果，一轮冻僵了的太阳正在徒劳地舔着它。没有一只海鸥。它们恐怕都在远处的海面上，围绕着停泊场被冰封住的货轮上的垃圾盘旋。
马尔克自然已将外套的领子翻了起来，紧挨着下巴额儿裹着围巾，前面别着那枚别针，头上什么都没戴，仍然留着中分头。马尔克那两只招风耳倒是套上了那种运垃圾和啤酒的工人常戴的、黑色的圆形耳套，固定耳套的是一个铁皮弓架，它像横梁似的正好与头发的中缝交叉。
他正在沉船前舱上的冰面上忙碌着，没有发现我们。想必他已经干得浑身发热了吧。他试图用一把灵巧轻便的斧子凿穿那里的冰层，前舱那个开着的舱口大概就在那层冰的下面。他迅速而敏捷地挥动斧子，砍出了一道环形的、约有下水道盖子大小的裂口。席林和我从冰墙上跳下去，又把姑娘们接了下来，将她们一一介绍给马尔克。他肯定没有脱下手套，只是把斧子换到左手，伸出热乎乎的右手和每个人握了握。我们把手刚缩回来，他的右手立刻又握住斧子，朝着裂缝砍了起来。两个姑娘嘴巴略微张着站在旁边。细小的牙齿冻得冰凉。呼出的气在头巾上结成了一层白霜。她们睁大发亮的眼睛紧盯着铁斧和冰面撞击的地方。席林和我无所事事地站在一旁，开始谈起他潜水的事迹和夏天发生的事情，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