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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朝廷和地方的臣属，凡是有功的加以奖赏，有罪的则加以诛杀，没有任何偏袒。法令规章并不繁多，却能做到天下大治。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抓住了治理国家的根本。等到国家行将衰败灭亡之时，文武百官不能选择合适的人才担任，各种禁令愈来愈多，防范措施也愈来愈严密。有功的因碍于条文得不到奖赏，作奸犯罪的却巧妙地利用法律，得以免除诛杀，上下劳苦骚扰，天下反而大乱。为什么会如此？是因为治理国家舍本逐末的缘故。汉灵帝时，州刺史、郡太守贪婪暴虐，如狼似虎，残害人民，无以复加。然而，朝廷却还在严格遵守“三互法”的禁令，以防止官吏结党营私。现在回顾起来，岂不正好是一场笑话，应该深深地引为鉴戒。
＇3＇封河间王建孙佗为任城王。
＇3＇封河间王刘建的孙子刘佗为任城王。
＇4＇夏，四月，郡、国七大水。
＇4＇夏季，四月，有七个郡、封国发生大水灾。
＇5＇五月，丁卯，赦天下。
＇5＇五月丁卯（初一），大赦天下。
＇6＇延陵园灾。
＇6＇汉成帝陵园延陵失火。
＇7＇鲜卑寇幽州。
＇7＇鲜卑侵犯幽州。
＇8＇六月，弘农、三辅螟。
＇8＇六月，弘农郡和三辅地区螟虫成灾。
＇9＇于王安国攻拘弥，大破之，杀其王。戊已校尉、西域长史各发兵辅立拘弥侍子定兴为王，人众裁千口。
＇9＇于阗王国国王安国攻打拘弥王国，大破拘弥军。斩杀拘弥王。戊己校尉、西域长史分别出兵援救，并帮助拥立拘弥王国送到朝廷当人质的王子定兴为拘弥王国的国王，全国的人口只有一千人。
五年（丙辰、176）
五年（丙辰，公元176年）
＇1＇夏，四月，癸亥，赦天下。
＇1＇夏季，四月癸亥（疑误），大赦天下。
＇2＇益州郡夷反，太守李讨平之。
＇2＇益州郡夷族起兵反叛，太守李率军前往讨伐，将其平定下去。
＇3＇大雩。
＇3＇朝廷举行祈雨祭祀大典。
＇4＇五月，太尉陈耽罢；以司空许训为太尉。
＇4＇五月，太尉陈耽被罢免，任命司空许训为太尉。
＇5＇闰月，永昌太守曹鸾上书曰：“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宜加沛然，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诏司隶、益州槛车收鸾，送槐里狱，掠杀之。于是诏州郡更考党人们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悉免官禁锢，及五属。
＇5＇闰月，永昌郡太守曹鸾上书说：“所谓党人，有的是老年高德，有的是士大夫中的英俊贤才，都应该辅佐皇室，在陛下左右参与朝廷的重大决策。然而竟被长期禁锢，不许做官，甚至被驱逐到泥泞地带，备受羞辱。犯了谋反大逆的重罪，尚且能蒙陛下的赦免，党人又有什么罪过，独独不能受到宽恕？之所以灾异经常出现，水灾和旱灾接踵而至，原因都由于此。陛下应该赐下恩典，以符合上天的心意。”灵帝看完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下诏，命司隶和益州官府逮捕曹鸾，用囚车押到京都洛阳监禁，严刑拷打而死。于是灵帝又下诏各州、各郡官府，重新调查党人的学生门徒、旧时的部属、父亲、儿子、兄弟，凡是当官的，全都被免职，加以禁锢，不许再做官。这种处分，扩大到包括党人同一家族中五服之内的亲属。
＇6＇六月，壬戌，以太常南阳刘逸为司空。
＇6＇六月壬戌（初三），擢升太常南阳郡人刘逸为司空。
＇7＇秋，七月，太尉许训罢；以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7＇秋季，七月，太尉许训被罢免，擢升光禄勋刘宽为太尉。
＇8＇冬，十月，司徒袁隗罢；十一月，丙戌，以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8＇冬季，十月，司徒袁隗被罢免。十一月丙戌（疑误），擢升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
＇9＇是岁，鲜卑寇幽州。
＇9＇同年，鲜卑侵犯幽州。
六年（丁巳、177）
六年（丁巳，公元177年）
＇1＇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1＇春季，正月辛丑（十五日），大赦天下。
＇2＇夏，四月，大旱，七州蝗。
＇2＇夏季，四月，大旱，有七个州蝗虫成灾。
令三公条奏长吏苛酷贪污者，罢免之。平原相渔阳阳球坐严酷，徵诣廷尉。帝以球前为九江太守讨贼有功，特赦之，拜议郎。
灵帝下诏，命三公分别举奏苛刻酷虐和贪污的地方官员，一律将他们罢免。平原国宰相渔阳郡人阳球被指控为严刑酷罚，征召回京都洛阳，送往廷尉处治罪。灵帝因阳球从前担任九江郡太守时，讨伐盗贼建立过功勋，特别下令将他赦免，任命他为议郎。
＇3＇鲜卑寇三边。
＇3＇鲜卑侵犯东、西、北等三边。
＇4＇市贾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诏皆除太子舍人。
＇4＇京都洛阳有数十名小市民共同聚集到桓帝陵园宣陵，自称是“宣陵孝子”。灵帝下诏，一律将他们任命为太子舍人。
＇5＇秋，七月，司空刘逸免；以卫尉陈球为司空。
＇5＇秋季，七月，司空刘逸被免官，擢升卫尉陈球为司空。
＇6＇初，帝好文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并待制鸿都门下；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置其间，喜陈闾里小事；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又久不亲行郊庙之礼。会诏群臣各陈政要，蔡邕上封事曰：“夫迎气五郊，清庙祭祀、养老辟雍，皆帝者之大业，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数以蕃国疏丧、宫内产生及吏卒小污，废阙不行，忘礼敬之大，任禁忌之书，拘信小故，以亏大典。自今斋制宜如故典，庶答风霆、灾妖之异。又，古者取士必使诸侯岁贡，孝崐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治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奕，非以为教化取士之本。而诸生竞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臣每受诏于盛化门，差次录第，其未及者，亦复随辈皆见拜擢。既加之恩，难复收改，但守奉禄，于义已弘，不可复使治民及在州郡。昔孝宣会诸儒于石渠，章帝集学士于白虎，通经释义，其事优大，文武之道，所宜从之。若乃小能小善，虽有可观，孔子以为致远则泥，君子固当志其大者。又，前一切以宣陵孝子为太子舍人，臣闻孝文皇帝制丧服三十六日，虽继体之君，父子至亲，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从制，不敢逾越。今虚伪小人，本非骨肉，既无幸私之恩，又无禄仕之实，恻隐之心，义无所依。至有奸轨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载之时，东郡有盗人妻者，亡在孝中，本县追捕，乃伏其辜。虚伪杂秽，难得胜言。太子官属，家搜选令德，岂有但取丘墓凶丑之人！其为不祥，莫与大焉，宜遣归田里，以明诈伪。”书奏，帝乃亲迎气北郊及行辟雍之礼。又诏宣陵孝子为舍人者悉改为丞、尉焉。
＇6＇起初，灵帝喜好文学创作，自己撰写《皇羲篇》五十章，遴选太学中能创作辞赋的学生，集中到鸿都门下，等待灵帝的诏令。后来，善于起草诏书和擅长书写鸟篆的人，也都加以征召引见，便达到数十人之多。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又引荐了许多没有品行，趋炎附势之徒，夹杂在他们中间。每当灵帝召见时，喜欢说一些民间街头巷尾的琐碎趣事，灵帝非常喜悦，于是不按照通常的次序，往往对他们越级擢升。而灵帝很久没有亲自前往宗庙祭祀祖宗，到郊外祭祀天地。正好遇到灵帝下诏，命朝廷文武百官分别上书陈述施政的要领，于是蔡邕上密封奏章说：“迎接四季节气于五郊，到宗庙去祭祀祖宗，在太学举行养老之礼，都是皇帝的重大事情，受到祖宗们的重视。可是有关官吏却多次借口血缘关系已经非常疏远的王、侯们的丧事，或者皇宫内妇女生小孩，以及吏卒患病或死亡，而停止举行这些大典。结果，忘却了礼敬天地神明和祖宗这一类大事，专门听信那些禁忌之书，拘泥于小事，以致减损和毁坏国家大典。从今以后，一切斋戒制度都应恢复正常，以平息上天震怒和妖异灾变。此外，古代朝廷任用官员，总是命令各国诸侯定期向天子推荐。到汉武帝时期，除了由每郡官府推荐孝廉以外，还遴选贤良、文学等科目的人才，于是著名的大臣不断出现，文官武吏都很兴盛。汉王朝遴选国家官吏，也只不过是通过这几个渠道而已。至于书法、绘画、辞赋，不过是小小的才能，对于匡正国家，治理政事，则无能为力。陛下即位初期，先行涉猎儒家经学，在处理朝廷政事的空暇时间，观看文学作品，不过是用来代替赌博、下棋，当作消遣而已，并不是把它作为教化风俗和遴选人才的标准。然而，太学的学生们竞相贪图名利，写作的人情绪沸腾，其中高雅的，还能引用儒家经书中有益教化的言论；而庸俗的，却通篇是俚语俗话，好象艺人的戏文；有些人甚至抄袭别人的文章，或冒充别人的姓名。我每次在盛化门接受诏书，看到对他们分别等级一一录用，其中一些实在不够格的人，也都追随他们的后面，得到任命或擢升。恩典既已赏赐，难以重新收回更改，准许他们领取俸禄，已是宽宏大量，不能再任命他们做官，或者派遣他们到州郡官府任职。过去，汉宣帝在石渠阁会聚诸儒，汉章帝在白虎观集中经学博士，统一对经书的解释，这是非常美好的大事，周文王、武王的圣王大道，应该遵从去做。倘若是小的才能、小的善行，虽然也有它的价值，但正如孔丘所认为的那样，从长远的观点观察却行不通。所以，正人君子应当追求远大的目标。还有，不久之前，陛下把‘宣陵孝子’一律任命他们为太子舍人。我曾经听说过，汉文帝规定，服丧只需三十六日，即令是继承帝位的皇帝，又是父子至亲，以及身受重恩的三公、九卿等文武大臣，都要克制自己的感情，遵守这项制度，不得超越。而今这批弄虚作假的市井小人，跟先帝并非骨肉之亲，既没有受过先帝的厚恩，又没有享受过官位和俸禄，他们的孝心，从道理上说没有任何依据。甚至有一些为非作歹的人，也乘机混到里面。窦太后的棺柩抬上丧车时，东郡有一位犯通奸罪的逃亡犯混进孝子行列之中，幸而被原籍的县府追查逮捕，他才服罪。象这一类弄虚作假的肮脏行径，难以胜数。皇太子的属官，应该挑选有美德的人士担任，岂能专门录用坟墓旁的凶恶丑陋之徒？这种不吉祥的征兆，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应该把他们都遣归故乡，以便辨明诈骗和虚伪的奸佞小人。”奏章呈上去后，于是灵帝亲自到崐北郊举行迎接节气的祭祀，以及前往太学主持典礼。又下诏，凡是“宣陵孝子”被任命为太子舍人的，一律改任县级丞、尉。
＇7＇护乌桓校尉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徵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灭。”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于朝堂。蔡邕议曰：“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势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夫以世宗神武，将帅良猛，财赋弃实，所括广远，数十年间，官民俱匮，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鲜卑种众不弱曩时，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徵发众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夫边垂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方之于今，何者为盛？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国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之虏校往来之数哉！虽或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