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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无何，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与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怨而上变，告子，事连污亚夫。书既闻，上下吏。吏簿责亚夫，亚夫不对。上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廷尉责问曰：“君侯欲反何？”亚夫曰：“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乎？”吏曰：“君纵不欲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亚夫，亚夫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欧血而死。
不久，周亚夫的儿子给父亲从工官那里买了专给皇室制造的可用于殉葬的五百件铠甲盾牌，虐待搬运这些东西的雇工，却不给他们工钱。雇工知道这是盗买皇室专用器物，怀着怨恨上书朝廷，检举周亚夫的儿子，事情牵连到周亚夫。景帝见到了检举信，就下令将此案交给司法官员审理。官员用簿书逐条审问周亚夫，周亚夫拒不回答。景帝得知，骂他说：“朕不必要你的供词，也可以杀你！”下诏让周亚夫去廷尉处接受审判。廷尉审问说：“您为什么要造反？”周亚夫说：“我购买的东西，都是殉葬用的，怎能说是要造反呢？”审案的官员说：“您即使不在地上造反，也要在地下造反！”官吏的审讯逼供越来越残酷。当初，官吏逮捕周亚夫的时候，周亚夫就想要自杀，他夫人劝阻了他，因此没有死，被关进了廷尉的牢狱。于是，周亚夫绝食五天，吐血而死。
＇9＇是岁，济阴哀王不识薨。
＇9＇这一年，济阴王刘不识去世。
二年（己亥，前142）
后二年（己亥，公元前142年）
＇1＇春，正月，地一日三动。
＇1＇春季，正月，一天中发生三次地震。
＇2＇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发车骑、材官屯雁门。
＇2＇三月，匈奴入侵雁门郡，太守冯敬与匈奴交战，战死。朝廷征发战车和骑兵、步兵驻防雁门郡。
＇3＇春，以岁不登，禁内郡食马粟；没入之。
＇3＇春季，因为连年歉收，景帝下诏禁止内地各郡臣民用粮食喂养马匹；崐有违犯此禁令的，由官府没收他的马匹。
＇4＇夏，四月，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女工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亡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蓄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4＇夏季，四月，景帝下诏说：“追求器物的精雕细镂，就会损害农业；追求丝织物品的锦绣多彩，就会损害纺织业。农业受到损害，是造成天下饥荒的根本原因，纺织业受到损害，是导致百姓受寒的根本原因。天下百姓，在饥寒交迫时还能够不违法犯罪的，是很少的。朕亲身从事农耕，皇后亲自种桑养蚕，以其收获作为供奉宗庙的粮食和祭服，为天下做表率；不接受进贡，减少太宫的皇家饮食供应，节省徭役和赋税，想让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和纺织，平常都有储备，以防备灾害；强的不抢夺弱的，多的不欺凌少的，老年人可以安享天年，年幼的孤儿可以平安长大成人。而现在，只要有一年收成不好，百姓的食物就很缺乏，造成这种局面的祸根是什么？或许是因为奸诈的人做了官吏，公开行贿受贿，贪求钱财，剥削百姓，侵夺万民。县丞是重要官员，执法犯法，与盗贼共盗，太不像话！命令郡国守、相等二千石官员，各自严格遵守职责；不履行职责、政绩不好的官员，丞相要向朕奏报，议定处置的罪名。把诏书向全国公布，使天下吏民都知道朕的本意。”
＇5＇五月，诏算赀四得官。
＇5＇五月，景帝下诏规定，家中资财达到四万钱的，就可以做官。
＇6＇秋，大旱。
＇6＇秋季，发生大旱。
三年（庚子、前141）
后三年（庚子、公元前141年）
＇1＇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1＇冬季，十月，发生了日食和月食，日月呈红色，持续了五天。
＇2＇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行守太微；月贯天廷中。
＇2＇十二月月底，天空打雷；日光呈紫色；五大行星逆行，停留 在太微星座；月亮从天廷中部穿过。
＇3＇春，正月，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
＇3＇春季，正月，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珍珠、美玉之类的东西，饥饿时不能当饭吃，寒冷时不能做衣穿，把它当做货币使用，不知它何时使用何时废止。近来有时年成不好，或许是因为从事工商末业的人多，从事农业的人少。命令郡国官员，一定要提倡发展农桑，多种树，这样就可以得到衣服和食物等用品。官吏如果征发百姓，雇他们去开采黄金、珍珠、美玉，就按偷盗的罪名，把所得作为赃物来定罪处置。二千石官员如果听之任之，也按同样的罪名处置。”
＇4＇甲寅，皇太子冠。
＇4＇甲寅（十七日），皇太子成年，举行冠礼。
＇5＇甲子，帝崩于未央宫。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
＇5＇甲子（二十七日），景帝在未央宫驾崩。太子当上了皇帝，年仅十六岁。尊奉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尊奉皇后为皇太后。
＇6＇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阳陵。
＇6＇二月，癸酉（初六），将孝景皇帝安葬在阳陵。
＇7＇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为武安侯，胜为周阳侯。
＇7＇三月，封立皇太后的同母弟田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8＇班固赞曰：孔子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崐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8＇班固赞曰：孔子说：“现在的民众，与三代圣明的君主推行王道达到天下大治所依靠的民众，没有什么不同。”确实是这样啊！周末、秦代政治的弊病，在于法网繁密，政令严苛，但奸邪盗寇却防不胜防。汉朝建国以后，废除繁苛的法令，让民众休养生息；到孝文帝时，用谨慎俭朴的作风治理国家；孝景皇帝遵守大业成规而不改。五六十年之间，就达到移风易俗，百姓淳朴敦厚。说到天下大治的时代，周代有成王和康王时期，汉代有文帝和景帝时期，真是好啊！
＇9＇汉兴，接秦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漕转山 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继以孝文、孝景，清净恭俭，安养天下，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诎辱焉。当此之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自是之后，孝武内穷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萧然，财力耗矣！
＇9＇汉朝建国，承接的是秦末营造繁多而财力匮乏的疲困社会，纵是天子都不能配备四匹同样毛色的马匹拉车，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平民百姓没有积蓄。天下平定之后，高祖就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织的衣服、不许坐车，并且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用这些办法来控制和羞辱商人。孝惠帝和高后在位时，因为天下刚刚平定，又放松了限制商人的律令，但是商人的子孙，仍然不允许做官为吏。朝廷计算官吏俸禄和官府各项费用的总额，据此向百姓征收赋税。而自天子到封君的汤沐邑，都把山川、园池、市井商业税收作为各自费用的来源，而不向朝廷领取经费。经由陆路、水路运输到京师，供给各官府使用的来自于崤山以东地区的粮食，每年不超过数十万石。接着是孝文帝、孝景帝先后治理国家，清静廉正，谨慎俭朴，安养天下百姓，七十多年之间，国家无事，如果不发生旱涝灾害，百姓就可以人人自给，家家足用。城乡的粮仓都装满了粮食，府库中贮存了剩余的物资；京城国库中的钱累积万万，串钱的绳子都已朽烂，无法清点数目；京城粮仓中的陈旧粟米一层盖一层，装满太仓而流出仓外，只好在外面堆积着，以至于腐烂而不能食用。百姓居住的大街小巷都可看见马，在田野间的马匹更是成群结队，骑母马的人要受到排斥而不能与人聚会。把守里巷大门的人吃的是白米好肉；做官的人长期任职，可在任期内把子孙抚养成人，有的人则把官名做为自己的姓。所以人人自爱而不愿触犯法律，以行义为先而避免羞辱。在这个时期，法肉稀疏，百姓富足，有人依凭钱财骄横不法，以至于兼并土地；那些豪强之辈，在乡间作威作福，横行霸道。享有封地的宗室 贵族、公、卿、大夫及以下官员，互相比赛谁更奢侈，房屋、车辆、衣服都不顾地位名分地僭越于上，没有限度。事物发展到鼎盛就会走向衰败，这本是变化的规律。从此之后，孝武帝对内穷奢极侈，对外攻打夷狄各族，天下萧条，财富全都耗费完了！
汉纪九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建元无年（辛丑、前140）
汉纪九汉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公元前140年）
＇1＇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 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敝，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
＇1＇冬季，十月，汉武帝下诏，令大臣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武帝亲自出题，围绕着古往今来治理天下的“道”，进行考试。参加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人董仲舒在回答说：“所谓的‘道’，是指由此而达到天下大治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推行‘道’的具体方法。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去世之后，他的后代可以长期稳坐天下，国家几百年太平无事，这都是推行礼乐教化的功绩。凡是君主，没有人不希望自已的国家能安宁长存，但是政治昏乱、国家危亡的却很多。用人不当，治理国家的方法不是正道，所以国家政治一天比一天接近灭亡。周王朝有幽王、厉王时期出现衰败，并不是由于治国的道路不存在了，而是由于幽王、厉王不遵循治国之道。到了周宣王在位时，他仰慕过去先王的德政，恢复被淡忘的先王善政，弥补残缺，发扬周文王、周武王的功业，周代的王道再次焕发出灿烂的光彩，这是日夜不懈地推行善政而取得的成效。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乱废兴在于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悖谬，失其统也。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孔子说：‘人可以发扬光大道，而不是道弘扬人。’所以， 国家的治乱兴亡在于君主自己，只要不是天意要改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