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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1901年），李叔同二十二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与黄炎培、邵力子等人同学。有趣的是，这个特班中举人、秀才居多，普通资格的教师根本镇不住，结果总办（即校长）何梅笙专诚请来翰林学士蔡元培先生作国文教授，自然是一物降一物，名师出高徒了。
李叔同天性纯孝，丧母之痛乃是其人生之至痛。二十六岁那年，他成了孤儿，心中再无牵挂，遂决意告别欢场，留学东瀛。他特意赋了一阕《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其壮志奇情半点也未销磨：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
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辜负？母亲弃世后，李叔同改名为李哀，自号哀公。他既哀自身孤茕，也哀万方多难。次年（1906年），他在日本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这年秋天，李叔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改名李岸。其留学生涯中最值得称道的举动是，他与同窗学友创立了春柳社演艺部。翌年（1907年），祖国徐、淮告灾，春柳社首演《茶花女遗事》募集赈资，日人惊为创举，赞赏不绝。我国戏剧家洪深也誉之为“中国戏剧革命先锋队”。据欧阳予倩回忆，李叔同演戏并非图个好玩，而是十分认真的，“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他还特别喜欢扮演女角，在《茶花女遗事》中饰演茶花女，被日本戏剧界权威松居松翁赞为“优美婉丽”；在《黑奴吁天录》中则饰演爱美柳夫人。从留存至今的剧照看，李叔同居然将自己的腰束成了楚宫细腰，细成一握，真是惊人。为了演剧，他很舍得花本钱，光是女式西装，他就置办了许多套，以备不时之需，他饰演茶花女时穿的就是一件粉红色西装。
东京美术学校学制为五年，李叔同毕业时已是1911年春，三十二岁。这一年，他家中遭到了两次票号倒闭的池鱼之灾，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对此他竟能处之泰然，不以为意，倒是对于辛亥革命成功，大好河山得以光复，他感到异常欢忭，填词《满江红》一阕以志庆贺：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作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这又是一个想不到，像他那样文质彬彬的书生，居然轻易将满腔豪情铸成伟词，再次爆了冷门。毕竟是琴心剑胆的高才，他挥动如椽巨笔，哪怕一生只挥动这样一次，一生只铸成这样一首伟词，也足够了不起了！
素心人夏丏尊对素心人李叔同有一个简明的评价，即“做一样，像一样”。果然全是做的吗？当然啦，行者常至，为者常成，总须用心用力去植一棵树，才可望开花，结果。但对自然的助力，即天才，绝对不可低估。
素心人俞平伯也如是说：“李先生的确做一样像一样：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风流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又岂止“像”，活脱脱就“是”，样样都能从一个“真”（真性情、真学识、真才具）字中抽绎出人之为人的一等一的神韵，够好了。是真公子自翩翩，是真名士自风流，是真高僧自庄重。世人真不了的时候，才会去追求“像”，而在天地间，“像”字背后总不免藏着一个狐媚和猫腻的“假”字，让眼力不济的世人轻易辨别不了。
李叔同学成归国后，起初任教于上海城东女校，开始参与南社的各项活动，旋即出任《太平洋报》画报副刊主编，刊发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画报停办后，他欣然接受旧友经亨颐之聘赴杭州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1913年改名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图画音乐教员，但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即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校长以经费拮据、市面缺货为由，想打折扣，李叔同则答以“你难办到，我怕遵命”，硬是逼经亨颐乖乖地就范。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称赞李叔同先生“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真是赞得到点到位。据画家刘海粟先生回忆，李叔同是中国最早使用裸体模特儿进行美术教学的人，在民智未开的当年，能如此引领风气，真是不简单不容易。李叔同的教学方法颇为别致：“弘一法师的诲人，少说话，是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老，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的，这真可说是人格感化了。”（吴梦非《弘一法师和浙江教育艺术》）
李叔同教得用心，弟子也学得上劲，身边有丰子恺和刘质平那样的高足，还有夏丏尊先生（他为人忠厚，调皮的学生暗地里都谑称他为“夏木瓜”）那样的素心人做朋友，日子应该不会太难过。但他是一个十分认真的人，认真的人决不会让任何一个日子变得骨质疏松。姚鹓雏在《乐石社记》中对李叔同的评价颇为切当：李子博学多艺，能诗能书，能绘事，能为魏晋六朝之文，能篆刻。顾平居接人，冲然夷然，若举所不屑。气宇简穆，稠人广众之间，若不能一言；而一室萧然，图书环列，往往沉酣咀啜，致忘旦暮。余以是叹古之君子，擅绝学而垂来今者，其必有收视反听、凝神专精之度，所以用志不纷，而融古若冶，盖斯事大抵然也。关于李叔同的认真守信，戏剧家欧阳予倩先生也回忆得水镜般清晰：自从他演过《茶花女》以后，有许多人以为他是个很风流蕴藉有趣的人，谁知他的脾气，却是异常的孤僻。有一次他约我早晨八点钟去看他……他住在上野不忍池畔，相隔很远，总不免赶电车有些个耽误，及至我到了他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他开开楼窗，对我说：“我和你约的是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罢。”说完他便一点头，关起窗门进去了。我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春柳社的开场、兼论李叔同的为人》）弘一法师谈及他在俗时的性情，曾向寂山法师坦承：“……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曾用意于世故人情，故一言一动与常人大异。”他在母亲的追悼会上自弹钢琴，唱悼歌，让吊客行鞠躬礼，便曾被津门的亲友称做“李三少爷办了一件奇事”。夏丏尊先生为人敦厚，他所写的回忆文章中也颇有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内容，比如这一段：“他（李叔同）的力量全由诚敬中发出，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学他。举一个实例来说，有一次宿舍里学生失了财物，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指示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他说，‘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说明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说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惭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弘一法师之出家》）
李叔同并非拿夏丏尊先生逗乐子，这样冷峭尖刻的幽默也不是他的长项。严肃认真到那样不耍半分虚伪的地步，他又怎忍看着自己的国家沦为军阀刀下的“蛋糕”？怎能容忍政府比妓女还要鲜廉寡耻，比奸商还要缺乏信用？又怎忍看着老百姓流离失所，草间偷活？苦闷的灵魂别无出路，他惟有去寻找宗教的精神抚慰。
遁迹佛门
说起来，李叔同出家的远因，竟是由于夏丏尊先生的一句玩笑话。有一次，学校里请一位名人来演讲，李叔同先生与夏丏尊先生却躲到湖心亭去吃茶。夏丏尊先生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正所谓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叔同内心顿时受到很大的触动。民国五年（1916年），李叔同读到日本有关断食（即辟谷）的文章，称断食为身心更新之修养方法，他认为值得一试，便在十一月间择定虎跑寺为试验地点，断食二十余日，不但毫无痛苦，而且身心反觉轻快，有飘飘欲仙之象，好似脱胎换骨过了，尤其不可思议的是，他竟因此治好了纠缠多年的神经衰弱症。这无疑使他的道心大增。李叔同体弱多病，自忖不能长寿，也是他决意出家，早证菩提的一个隐因。远离浊世，寻找净土，与其清高的性格也正相吻合，他在《题陈师曾画荷花小幅》中已透露出个中消息：“一花一叶，孤芳致洁。昏波不染，成就慧业。”断食期间，李叔同先生对出家人的那种生活非常喜欢，而且真心羡慕，对于素食也怀有好感，因此这次断食便成了他出家的近因。
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挂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他的日籍夫人福基则不好打发，她曾求过，哭过，或许还闹过，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移。在致刘质平书中，他说：……不佞以世寿不永，又以无始以来，罪业之深，故不得不赶紧修行。自去腊受马一浮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近来请假，就令勉强再延时日，必外贻旷职之讥，内受疚心之苦。……当然，还是李叔同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说得更详尽些：及到民国六年（1917年）的下半年，我就发心吃素了。在冬天的时候，即请了许多的经，如《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及《大乘起信论》等很多的佛典，而于自己房里也供起佛像来。如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像，于是亦天天烧香了。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到虎跑寺里去过年。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愿力，李叔同便注定要披剃出家，皈依三宝。佛门广大，方足以容此心，容此愿。他原本就是看重器识的，“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话，他多次讲给弟子听，其实也是讲给自己听。“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这就对了。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已表明了自己对文艺事业尽心尽力之后的欣慰之情：“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诚然，文艺毕竟只是身外的附丽之物，只是枝叶，性命才是最紧要的根本。
李叔同于民国七年（1918年）农历正月十五日皈依三宝，拜了悟老和尚为皈依师，法名演音，法号弘一。当年七月，他正式出家。出家前，他将油画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将朱惠百、李苹香所赠诗画扇装成卷轴送给好友夏丏尊，将音乐书和部分书法作品送给最器重的高足刘质平，将杂书零物送给丰子恺，将印章送给西泠印社。出家之后，他自认“拙于辩才，说法之事，非其所长；行将以著述之业终其身耳”。
李叔同的突然出家引起外间不少猜测和评议，丰子恺猜测他是“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陋巷》），只算是挨边的话。南社诗人柳亚子对故友弘一法师的苦行精修更是从未表示过理解。他认为，一位奇芬古艳冠绝东南的风流才子什么不好干？却“无端出世复入世”，偏要“逃禅”，是不可理喻的。
李叔同出家后，谢绝俗缘，尤其不喜欢接近官场中人。四十六岁那年，他在温州庆福寺闭关静修，温州道尹张宗祥前来拜望。弘一法师的师傅寂山法师拿着张的名片代为求情，弘一法师垂泪道：“师父慈悲，师父慈悲，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妻子亦均抛弃，况朋友乎？乞婉言告以抱病不见客可也。”（丁鸿图《庆福戒香记》）张宗祥自然只吃到了一顿好不扫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