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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我还不知道天下有何事是无学问的人可以办到的。”当时，有一种说法众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别，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形变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大快朵颐，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辜鸿铭借题发挥，用这个说法痛骂袁世凯：“余谓袁世凯甲午以前，本乡曲一穷措无赖也，未几暴发富贵，身至北洋大臣，于是营造洋楼，广置姬妾，及解职乡居，又复购甲第，置园囿，穷奢极欲，擅人生之乐事，与西人之贱种到中国放量咀嚼者无少异。庄子曰：‘其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孟子曰：‘养其大体为大人，养其小体为小人。’人谓袁世凯为豪杰，吾以是知袁世凯为贱种也！”他还骂袁世凯寡廉鲜耻，连盗跖贼徒都不如，直骂得袁世凯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这就不奇怪了，辛亥年（1911年）冬，袁世凯阴谋夺取大位，唐绍仪、张謇已作投靠的打算，他们还想将辜鸿铭网罗到袁氏麾下，辜鸿铭断然拒绝，他出语讽刺唐绍仪为“土芥尚书”，张謇为“犬马状元”，掷杯不辞而去。
1919年，张勋六十五岁生日时，辜鸿铭送给这位尸居余气的“辫帅”一副贺寿联，上联是“荷尽已无擎雨盖”，下联是“菊残犹有傲霜枝”。意思是清朝灭亡了，那顶官帽已经全无着落，但还留下一条好端端的辫子，足可笑傲于这个寒光闪闪的时代。撇开这副对子精神内涵不谈，借喻确实极为贴切生动。辜鸿铭用苏东坡《赠刘景文》一诗中的名句做寿联，与其说是夸赞张勋的遗老骨气，还不如说他是别有深意，纯然作为自我表彰。毕竟张勋带头上演过复辟闹剧，他那条辫子已经臭名昭著，而辜鸿铭的辫子，大家无论是否情愿，确实承认它具有传统文化的符号意义，当新文化运动蓬蓬勃勃之际，称它为“傲霜枝”，虽有点滑稽，但还不算是比拟失伦。
诙谐的人很可能严肃，古怪的人也很可能正直，辜鸿铭生平最看不惯官场里的蝇营狗苟。以段祺瑞为首的安福系军阀当权时，颁布了新的国会选举法，其中有一部分参议员须由中央通儒院票选，凡国立大学教授，或在国外大学得过学位的，都有选举权。于是，像辜鸿铭这样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成了香饽饽。有位留学生小政客到辜家买票，辜鸿铭毫不客气，开价五百元，当时的市价是二百块。小政客只肯加到三百。辜鸿铭优惠一点，降至四百，少一毛钱不行，必须先付现金，不收支票。小政客还想讨价还价，辜鸿铭就大吼一声，叫他滚出去。到了选举的前一天，辜鸿铭果然收到四百元钞票和选举入场证，来人还再三叮嘱他明天务必到场。等送钱的人前脚一走，辜鸿铭后脚就出了门，他赶下午的快车到了天津，把四百块钱悉数报销在名妓“一枝花”身上。直到两天后，他才尽兴而归。小政客早就气歪了嘴巴，他赶到辜家，大骂辜氏轻诺寡信。辜鸿铭二话不说，顺手绰起一根粗木棍，指着那位留学生小政客，厉声斥责道：“你瞎了眼睛，敢拿几个臭钱来收买我！你也配讲信义！你给我滚出去！从今以后，不要再上我这里来！”小政客慑于辜氏手中那根粗木棍的威力，只好抱头鼠窜，逃之夭夭。在京城的一次宴会上，座中都是一些社会名流和政界大腕，一位外国记者逮住这个空当乘机采访辜鸿铭，他提的问题很刁钻：“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辜氏不假思索，立刻开出一剂猛药：“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所有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统统拉出去枪毙掉，中国政局就会安定些！”想想看，他这话往报纸上一登，还能不炸锅？还能不招致各路强梁的忌恨？
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讲过：“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可见他对蔡元培颇为尊重。1919年6月初，北大教授在红楼开会，主题是挽留蔡元培校长，大家都无异议，问题只是具体怎么办，拍电报呢，还是派代表南下。大家都讲了一番话，辜鸿铭也登上讲台，赞成挽留校长，他的理由很特别——“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选择这个时候跟他抬杠。
在北大当教授，辜鸿铭并没有把本分之中的传道授业解惑当回事，他第一堂课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第一页），等到最后一堂课他还是要学生将讲义翻到page one。授课时间全在嬉笑怒骂中过去，但他的嬉笑怒骂全是学问。辜氏的课上座率极高，并不逊色于胡适多少。以怪论耸人听闻，以嘲骂语惊四座，以诡辩独擅胜场，眼瞧着那些青年听众两眼发直，挢舌不下，被牵着鼻子走，这才是辜鸿铭乐此不疲的事情。又有谁比北大的学生更合适做他的听众？要领会他的幽默讽刺，必须有点悟性。胡适初至北大任教时，辜鸿铭根本没把这位二十七八岁的留美博士放在眼里，他批评胡适讲的是美国中下层的英语，与高雅不沾边。胡适开哲学课，更让他笑掉大牙，他指出，欧洲古代哲学以希腊为主，近代哲学以德国为主，胡适不会拉丁文，又不懂德文，教哲学岂不是骗小孩子。辜鸿铭在课堂上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持他们的饭碗。他们的饭碗可跟咱们的饭碗不一样，他们的饭碗很大，里边可以装汽车，装洋房，装姨太太。又说，现在的作者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站不住脚，譬如“改良”一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的，你既然是“良”了，还改个什么劲？莫非要改“良”为“娼”？有一次，他向学生表示，他百分之百拥护君主制度，中国社会大乱，时局不宁，主要原因是没有君主。他举出一个小小的例子，以证明此言不虚：比如讲法律吧，你要讲“法律”（说时小声），没有人害怕；你要讲“王法”（大声，一拍桌子），大家就害怕了，少了那个“王”字就绝对不行。说到王法，还有一个笑话，辜鸿铭讨了一位中国太太，还讨了一位日本姨太太，她们对他很好，但有时也会联手对付这位古怪老头，因此辜鸿铭多少有点惧内，别人抓住这个题材调侃他时，他的回答出乎意料：“不怕老婆，还有王法么？”
辜鸿铭经常将孟子的那句名言挂在嘴边，“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他雄辩滔滔，亦诡辩滔滔，其雄辩与诡辩如山洪暴发，势不可扼，难以阻截，当之者莫不披靡，不遭灭顶之灾不得解脱，英国作家毛姆和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都曾领教过他的厉害。有一次，辜鸿铭在宴席上大放厥词：“恨不能杀二人以谢天下！”有客问他二人是谁，他回答道：“是严复和林纾。”严、林二人均在同席，严复涵养好，对辜鸿铭的挑衅置若罔闻，林纾则是个暴脾气，当即质问辜氏何出此言。辜鸿铭振振有词，拍桌叫道：“自严复译出《天演论》，国人只知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于是兵连祸结。自从林纾译出《茶花女遗事》，莘莘学子就只知男欢女悦，而不知有礼义，于是人欲横流。以学说败坏天下的不是严、林又是谁？”听者为之面面相觑，林纾也无从置辩。王森然在《辜鸿铭先生评传》中如是评论传主：“其为人极刚愎，天生叛徒，一生专度与人对抗之生活，众所是则非之，众所喜则恶之，众所崇信则藐视之，众所反对则拥护之。只得到与人不同之处，便足快乐与骄傲矣。林语堂谓：‘辜为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骂。若曾借他钱，救他穷困，则尤非旦夕待其批颊不可，盖不如此，不足以见其倔强也。’”
尽管辜鸿铭与其日本夫人和中国夫人相处得都很和睦，在家里也不像普遍的中国男人那样喜欢颐指气使，作威作福，但他脑子里并没有女权的影子，他对女性的轻视往往出之以诙谐。譬如他用拆字法将“妾”字解释为“立女”，妾者靠手也，所以供男人倦时作手靠也。他曾将此说告诉两位美国女子，对方立刻加以驳斥：“岂有此理！照你这么说，女子倦时又何尝不可将男子作为手靠？男子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她们甚为得意，以为这样子就可轻易驳倒辜鸿铭，使他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她们太低估自己的对手了。辜鸿铭果然祭出他的撒手锏，这也是他被人传播得最广的一个幽默：“你们见过一个茶壶配四个茶杯，可曾见过一个茶杯配四个茶壶？”与此说相类同，他还在北京大饭店的宴会上戏弄过一位英籍贵妇。那位贵妇跟他搭讪：“听说你一向主张男人可以置妾，照理来说，女人也可以多招夫婿了。”辜氏大摇其尖尖的脑袋瓜，连声否定：“不行不行！论情不合，说理不通，对事有悖，于法不容！”那位英籍贵妇正要提出质询，辜氏又反问道：“夫人代步是用黄包车？还是用汽车？”她据实相告：“用汽车。”辜氏于是不慌不忙地说：“汽车有四个轮胎，府上备有几副打气筒？”此语一出，哄堂大笑，那位英籍贵妇顿时败下阵来，面红耳赤，嗒然若丧。
辜鸿铭曾针对外国人批评中国人不爱卫生，喜欢随地吐痰，很少洗澡的说法反驳道：这正是中国人重精神胜过重物质的表现。实在是强词夺理，只能当作笑话去听。但有一点是千真万确的，辜鸿铭极其欣赏三寸金莲，他娶的中国夫人，裙下双钩尖如玉笋，莲步跚跚，绰约多姿，仿佛凌波仙子。他将小脚之妙总结为七字诀，流播士林，成为定论。他说：“小脚女士，神秘美妙，讲究的是瘦、小、尖、弯、香、软、正七字诀。妇人肉香，脚惟一也，前代缠足，实非虚政。”他还说：“女人之美，美在小足，小足之美，美在其臭，食品中其臭豆腐、臭蛋之风味，差堪比拟。”辜氏有嗜臭奇癖，常常捧着夫人的三寸金莲捏捏嗅嗅，顷刻之间即如服下兴奋剂，简直应验如神，于是灵感骤至，文思泉涌，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辜氏喜欢巡游北里，逛八大胡同，其意不在选色征歌，而是专找小脚的妓女下单。他常说：三寸金莲乃中国女性的特有之美，中国妇人小脚之臭味，较诸法国巴黎香水，其味尤醇，能使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若让一位强悍的女权主义者听到他这些谬论，必会踹其裆，唾其面，批其颊。辜氏运气好，他游历东西方多国，喋喋不休，居然没有遇到过一位凶巴巴的铁娘子，不用口舌，只用拳脚，使他感到窘迫和尴尬。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英文教授温源宁作文《一个有思想的俗人》，尝言：“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了。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这也许算得上是一针见血之言。辜鸿铭刻意追求与众不同，大凡别人赞成的，他就反对；别人崇拜的，他就蔑视。时兴剪辫子时，他偏要留辫子；流行共和主义时，他偏要提倡君主主义。由于他才智出众，凡事都能谠言高论，自圆其说，也就决不会穿帮。有人骂他为“腐儒”，有人赞他为“醇儒”，其实都不对，他只是一位天生反骨的叛逆者。
辜鸿铭天才踔厉，欧美名校给他颁赠过十余个荣誉博士头衔，他的小脑袋中装满了中国的孔孟老庄和欧洲的歌德、伏尔泰、阿诺德、罗斯金……仿佛一座大英博物院的图书馆，随便抽出几册黄卷来抖一抖，就能抖人一身知识的灰尘。他恃才玩世，恃才骂世，恃才劝世，不知得罪了多少人，他至死依然我行我素，不投机，不曲意，不媚俗，以不变应万变。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此牢固不拔，行之终身而不懈，举世能有几人？在中国官商士民被洋鬼子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年月，只有他能捅出几个气孔，给洋人和洋奴一点颜色瞧瞧，这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有人说：“庚子赔款以后，若没有一个辜鸿铭支撑国家门面，西方人会把中国人看成连鼻子都不会有的。”辜鸿铭、陈友仁被西方人评为近代中国两位最有洋气最有脾气也最有骨气的人，辜在思想上，陈在政治外交上，最善大言不惭，为中国争面子。乱世有了辜鸿铭，乱世因而添出一份意外的美丽，这是无疑的。辜鸿铭对中国的道德文化具有坚深的信仰，自视为“卫道之干城，警世之木铎”，他生平最痛恨中国人唾弃旧学，蔑视国俗，可惜他悲天悯人的善意无人心领，他洞察古今的睿识无人神会，一肚皮的不合时宜惟有出之以嬉笑怒骂之言，伤时骂座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