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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与真文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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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生传记及相关推荐阅读书目:著者书名出版社出版年份

  多人《旷世怪杰》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李玉刚《狂士怪杰?辜鸿铭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

  辜鸿铭《辜鸿铭文集》海南出版社1996年

  多人《辜鸿铭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   


王国维:义无再辱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就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当代学者杨君实有一持平之论,“王国维在学术上是新典范的建立者,在政治上是旧典范的坚持者”,这句话颇为中肯,以此为纲,则其他一切均可张目。

  档案案主:王国维

  籍贯:浙江海宁

  属相:牛

  生年:1877年卒年:1927年

  享年:51岁墓地: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

  父亲:王乃誉母亲:凌氏

  配偶:元配莫氏,续弦潘氏出身:秀才

  好友:罗振玉、陈寅恪等职业:教书

  著作:《人间词话》《殷周制度论》等

  经典话语: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

  1926年9月26日,由于“中西两医并误”,王国维的大儿子王潜明患伤寒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二十七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殁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甚服帖,他妻子罗曼华(孝纯)与婆婆也多有龃龉,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犹如“金人”一个。罗振玉一向视孝纯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老大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不和,皆因王国维偏袒潘氏,遂使继室养成雌威。对此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一辩。此外,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后,赁居上海石库门一所凶宅,风水不好,别人在意,他不在意,及至他北上应聘清华讲席,仍让新婚的长子长媳住在原来那个鬼地方,以至于好端端的儿子暴疾而死。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即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潜明生前服务于海关,死后获得一笔抚恤金,再加上一个月工资和罗孝纯变卖首饰所付的医药费,合计三千元,王国维将这笔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于1926年10月31日写信给罗振玉:“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连这样愤激的重话都讲了,罗振玉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便从书房中清理出大叠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信上分明写着“静安先生亲家有道”、“观堂亲家有道”之类的字样,都是罗振玉的亲笔。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之至。

  独赴清流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第三十五号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门票,即踅进园子。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风景,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诗词,可以说,他对颐和园有很深的依恋。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烟雾袅袅腾腾间,陷入沉思。

  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印漳瞎椋嫠讲恢狄晃那樱 闭叛幢偈О芎螅蛲饨缧啤爸驹诒厮馈保豕尢镜溃骸叭倌昀矗说么巳耍闶未死罚嗳艘辔薮拥孟ⅲ说热司胛碚茫裨蛱炖砣说谰憔印!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冯玉祥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则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惟有一死,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王国维曾作《教育小言十则》,其中第八则将国人废学之病归咎于意志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结果,于废学外,又生三种之疾病,曰运动狂,曰嗜欲狂,曰自杀狂”。患此狂疾,则一生万事皆休。第九则他专论自杀,讲得更透辟:“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这就对了,王国维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掊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撰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投水者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仓促间即已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他一直在园外静等,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入敛之后,众亲友弟子扶柩停灵于校南的刚秉庙。当天到场送殡的,除了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清华学校教授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和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燕京大学教授容庚。1927年7月17日,家属遵照遗命,将王国维营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的麦垅中,送葬者,自曹云祥校长以下数十人,多为学界名流。

  王国维自杀后,最感到愧疚和后悔的要数罗振玉,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学术上的畏友和政治上的盟友,还永远失去了一个与密友和亲家消释嫌隙的机会。出于补救心理,罗振玉画蛇添足,伪造了一份王国维转呈逊帝溥仪的遗折,通篇皆是孤臣孽子的口吻声气,不乏忠谏之词,溥仪读后大为感动,遂颁下“上谕”,加恩“谥予忠悫”,并赏赐给王国维家属陀罗经被一床,治丧费二千元。

  1927年8月25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手持鲜花,带领学生数十人前往王国维墓地酾酒祭拜,他的悼词充分肯定王国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的死因:“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这一途。”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评价极高:“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自沉之谜

  用公正的眼光去看,无论何时,中国翘翻一个居于九五之尊的皇帝,根本算不了什么,折损一位正当盛年的学者,就有些可惜。更何况一位正当盛年的大学者竟为一个提拎不起的逊帝而牺牲性命,那就更是折本到家的生意。王国维毅然殉清,投水自尽,事、理、情三者本已极为分明,身后荣辱他也懒得去管,只是大家惋惜他这种死法,为他感到不值,便要寻出他自杀的别种原因,以冲淡他身上那股子比樟脑丸、红花油还要冲鼻的遗老气息。较有代表性的有五种说法:一是殉清说;二是尸谏说;三是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四是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五是厌世说。

  殉清说 最早提出殉清说的是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他在王国维自尽当晚即向众人宣布:“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池,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梁启超也力主此说,他认为王国维是古之节士伯夷、叔齐、屈原那样的人物,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正为了忠于前朝,明行显志。随着国民革命军不断北进,王国维的复辟梦想宣告破灭,他自觉无法顺应新时代,倒不如一死了之。梁启超在致长女梁令娴的信中特别谈及这个话题:“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日本人川田瑞穗也认为王国维自杀意在“殉国”,他称赞道:“其气节凛凛足以廉顽立懦,际有清三百年之末运,能明此意以捐其身者,公一人而已。”

  王国维早年赞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日本,后党嚣张,国家元气大丧,王国维深感悲愤失望。1898年9月26日,他在致许家惺的信中写道:“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他视保守派为“病人”,视维新变法的志士为“医者”,这种思想在当时够激进的了。王国维的头脑中不太在乎满汉夷夏之辨,对民族革命素来不抱同情,他对中国同盟会的少年始终缺乏好感。王国维游学日本时,曾在复罗振玉的信里预卜革命党的前途:“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日后的事实证明,他所料不差,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黄兴、蔡锷未获中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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