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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母、兄死时，陈寅恪三十四岁，正游学德国，噩耗传来，痛断肝肠。
陈寅恪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相识相交仅一年时间，王国维生性孤僻，木讷寡言，独独与陈寅恪相见恨晚，两人互相推重，互相欣赏，论书论世，意气发舒，至为契密，风义师友之间。1927年6月初，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绝命书中委托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信任之重非比寻常。陈寅恪猝失知己，不胜悲痛，他为王国维写下《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遗书序》等多篇文章，还有挽联挽诗，其哀悼深惜之意见于字里行间。在“碑铭”中，他特别强调“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可以说，这十个字是王国维的人生基调，也是陈寅恪的人生基调，为了坚持不离谱，不走调，他们都是孤注一掷，以命相争。
二、生计之痛 抗战时期，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备历艰苦，贫病交加，自不待言；内战时期，物价飞腾，陈寅恪曾穷到以书易煤的地步。1947年冬，清华大学绌于经费，无力供应暖气，即便是陈寅恪这样蜚声海内外的大教授，所得薪酬也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冰窟中岂能住人？他只好忍痛割爱，将珍藏多年的巴利文藏经和东方语文典籍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取暖。1948年12月，陈寅恪夫妇与胡适夫妇同机离开北平去南京，在南京仅住一个晚上，即搭车离开，后来胡适到上海劝陈寅恪同赴台湾，陈寅恪婉言谢绝。半年后，他就欣然接受了岭南大学代理校长陈序经的聘书，享受该校最高薪水，开“唐代乐府”一课，却只有胡守为一个学生选修，他照样认真讲解。傅斯年与陈寅恪素有交谊，且为姻亲（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是陈寅恪的表妹），他在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前后，致力于实施“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多次电催陈寅恪去台大任教，甚至要派专机来接，最后连“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和教育部长杭立武都登门来请，敦促陈寅恪去香港，答应给他十万元港币和一幢洋房，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他对蒋家王朝的种种倒行逆施多有领教，在和平时期，一个政府连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内第一流学者冬天取暖的小问题尚且置之不理，大溃败之际，再来临时抱佛脚，还如何能够收拾人心，聚拢人气？
1949年5月，中山大学教授不堪忍受生活的悲苦，力请当局清偿积欠多月的薪酬，竟集体出动，在广东教育厅门前挂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醒目大招牌，当街变卖首饰、衣物、图书、字画，招致市民围观，也引起舆论哗然，成为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陈寅恪住在一江之隔的岭南大学，对中山大学众教授内心的苦处显然感同身受，把最爱体面尊严的教授都逼上大街丢人现眼，这样的政府令陈寅恪失望之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举国饥荒，各地饿死人的事虽被遮捂，但已算不上什么新闻。陈寅恪就因为享受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定的住房、吃饭、穿衣的若干照顾，以致引起某些教职员工的不满，这些人质疑道：“我们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显然，他们只记得老祖宗的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却忘了往深处想一想，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
三、失书之痛 陈寅恪嗜书如命，却屡遭书灾书劫。关于藏书受到损失的情况，陈寅恪在写于“文革”期间的第一次交代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未寄出的书存在北京朋友家中。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1938年，陈寅恪为避兵燹，将另外两大箱书籍交由滇越铁路托运，却不幸失窃，其中最珍贵的是他亲手批注的中文史书和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照片。多年后，安南（越南）华侨彭禹铭在旧书店意外淘到陈寅恪那批失书中的《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无奈越南政府严禁书籍出口，这两册书便迟迟不能物归原主。其后，越战爆发，彭禹铭所藏古籍数千卷尽付一炬，陈寅恪的史本同为劫灰。这一损失严重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著述。
陈寅恪遭遇到的最大书灾当然还是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学生多次去这位史学大师居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将大字报贴得满院满室，甚至贴到陈寅恪的床头。红卫兵常常顺手牵羊，生活用品尚且不肯放过，书籍更是被他们抄得魂飞魄散。1969年5月17日，陈寅恪八十寿辰，女儿陈小彭回家探亲，陈寅恪气愤地说：“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同年10月7日，陈寅恪含恨去世，家人迫于外界压力，只好让学校将剩下的书籍全部搬走。最可痛惜的是，陈寅恪晚年口述的回忆录《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以及他的完整诗集，经此劫难，踪影全无，竟没人能够讲清楚这些手稿的下落。
四、病魔纠缠之痛 陈寅恪中年目盲，晚年足膑，半生吃尽苦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陈寅恪曾对“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谈及自身命运，用十二个字概括：“左丘失明，孙子膑足，日暮西山。”满怀悲怆意绪，尽皆溢于言表。
1939年春，陈寅恪的命运本已露出一线曙光，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夏日长假，他离开昆明，前往香港，准备全家乘船去英伦。不幸的是，他抵港后不数日，欧战爆发，远航成疑。及至秋天开学，他重返西南联大，惟有感叹“人事已穷天意远，只余未死一悲歌”（《己卯秋发香港重返昆明有作》）。一年后，陈寅恪再去香港，等待赴英时机，战争阴霾越发浓重，较年前更难成行。为生计考虑，他只好就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41年12月8日，日军空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事爆发，不久，香港即告沦陷，陈寅恪失业在家，赋闲半年。早在1937年11月初离开北平时，陈寅恪的右眼视网膜即已出现剥离迹象，如果两年后能顺利前往英伦，眼疾很可能得以治愈，不致失明。天欲废斯文，必先废其人；天欲废其人，必先废其眼。一代史学大师，所患眼疾，国内竟无医能治。1945年，由于战时生活苦，营养差，再加上治学不倦，陈寅恪的左眼视网膜亦加重了剥离，不得已，他住进成都存仁医院，接受手术，医生回春乏力，终告束手。当年，先生诗作皆充满悲凉惨淡之意。“少陵久废看花眼，东郭空留乞米身。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此其一。“渺渺钟声出远方，依依林影万鸦藏。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破碎山河迎胜利，残余岁月送凄凉。柴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此其二。最令人读之揪心凄绝的是《五十六岁生日三绝》的第一首绝句：“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人间何世，陈寅恪视生日为祭日，视做人为做鬼，给书房取名为“不见为净之室”，其深心的苦闷分明已经达至极点。抗战胜利后，机会姗姗来迟，陈寅恪辗转飞赴英伦，由于最佳治疗时机一再被耽误，他的眼睛再也无法复明。一位盲眼的教授，即使清华大学、岭南大学给他配备多位助手，治学上的种种不便还是难以全部解决。陈寅恪的平生志愿是要写成一部中国通史，总结中国历史的教训，这一愿望终于未能达成。陈寅恪晚年与好友吴宓在羊城见面，为诗自嘲曰：“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惟剩颂红妆。”其注意力完全被柳如是和陈端生这两位才高命薄的奇女子吸引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最得其心的是柳如是，陈寅恪精搜力探，撰成皇皇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决意为这位遭“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的才女和美女洗扫烦冤，表彰其远胜须眉的民族气节和侠义精神。他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寒柳堂”和“金明馆”，将自编论文集总称为《金明馆丛稿》，即源出于柳如是感伤身世、题旨为“咏寒柳”的“金明池”一词，其中有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正击中了陈寅恪内心最脆弱最敏感之处。他是柳如是的异代知己，钟情思慕，老而弥狂。史学界对陈寅恪晚年放弃正业，一门心思钻研女性精神世界颇有质疑之声，还是老友吴宓暗中为之辩护，他在1961年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此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清闲、风流之行事……”吴宓撇得太清，其实并无必要，岂不闻“太上忘情，其次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陈寅恪即是“我辈”之一。
1962年夏，七十二岁的陈寅恪在家中跌断右腿骨，因其年老体弱，医生不敢动手术。蒋天枢建议恩师请上海中医骨科专家王子平、魏指薪治疗，由于母兄皆死于庸医之手，陈寅恪向来对中医印象不佳，遂婉言谢绝。腿断之前，眼虽失明，有家人搀扶，陈寅恪尚可在门前白色甬道散步。腿断之后，他惟一的户外运动即告取消，无论住院居家，都等于自囚，老人内心感到更加凄苦寂寞，体质也变得越来越羸弱。1962年，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指示医院派遣三名护士轮流照顾陈寅恪的饮食起居，并给老人送去牡丹牌电唱机一台，唱片三十二张，以名伶新谷莺领衔的广州京剧团也多次到中山大学演出，听戏遂成为陈寅恪晚年惟一的娱乐。“文革”之初，电唱机被造反派学生抄走，陈寅恪每日能听的只剩下挂在院中的高音喇叭，全是红卫兵的高亢噪声，声讨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的愚蠢言词更令老教授怒不可遏。陈寅恪的工资被削减了，牛奶被断掉了，他的健康失去了最根本的保障。一代鸿儒，遭此折磨，究竟是谁之罪？！
五、晚年之痛 1954年春，国务院派特使去广州迎接陈寅恪赴京，就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第二所所长，在别人看来，这是一件亦喜亦荣的好事，家人、朋友都劝他成行，他却以“贪恋广州暖和”、“宁居中山大学，康安便适（生活、图书）”和“从来怕做行政领导工作”为由，不愿挪窝。在某些领导看来，陈寅恪这般矜持，显然是不识抬举。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开锣，陈寅恪首当其冲，遭到攻击，在政治排队中，也被列为“中右”。他一怒之下，不再授课，从此潜心著述。1959年，中宣部长周扬在广州探访了陈寅恪，尽管他没把那句“政治先行，学术跟上”的口头禅挂在嘴上，两人的交谈仍然欠缺愉快。后来，周扬在一次大会上提及自己与老教授的“正面交锋”：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一（按，这是周扬记忆偶误，错父为子）。1959年我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1958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是可以，但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从以上的交谈可以看出，陈寅恪性格耿直，竟然斗胆诘问中宣部长，他真是有什么讲什么，心中藏不住话。从另一方面看，周扬也该感到幸运，毕竟他还见到了陈寅恪的真容，康生想要登门拜访，则吃下一道冷冷的闭门羹。年纪愈大，陈寅恪就愈不待见要人，这完全是由他内心的感情和理智决定的。
1961年7月，吴宓从重庆到广州，探望老友陈寅恪，他们自西南联大一别，已经暌违了十多年。故友重逢，把酒言欢，自然是推心置腹。陈寅恪当年的心迹在吴宓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录。吴宓在1961年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辈如陈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逊，但屹立不动，决不从世俗为转移。”吴宓在1961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又记道，“陈寅恪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