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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为标志，距今85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需要说明的是，道教的创建与佛
教、基督教及伊斯兰教等不同，这些宗教一般都有明确的创教人和较为明显
的创教时期，因而比较容易查考确定。道教则不同，它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
产生、酝酿过程，是由多源头、多渠道逐渐靠拢、混合而成的，几乎与中国
古代社会及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关系，所以古人云道教“杂而多端”。
尽管如此，道教的产生仍是有规律可循的。
道教的主要来源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来源于我国古代的宗教和民间巫术。同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民族一样，
我国自原始社会就有了图腾崇拜及鬼神崇拜，在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祭
祀及祈福、禳灾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事这一职业的巫师是古
代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职业，他们使用种种巫术以降神、驱鬼、祈雨、预
言、医痫。早期道教正是承袭了古代巫师的这种巫风而兴起的，符录派做法
事时，亦比较多地沿用了古代鬼神祭祀的做法。
2。来源于神仙之说与方士方术。神仙之说，由来已久，主要出自燕、齐
文化与荆楚文化。如庄子的《逍遥游》就对神仙作过许多生动的描述：“藐
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
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神仙之说引发了人们许多丰富而浪漫
的联想，迎合了上层统治者永享富贵的奢望，一些方士乘机编造各种成仙之
方，骗取利禄。在方士们的蛊惑下，齐威王、齐宜王、燕昭王、秦始皇、汉
武帝等都曾派人入海觅仙寻求长生之药，其社会效应不可低估。后来，神仙
说成为道教区别于其他宗教教义的显著特点，神仙崇拜则成为道教信仰的核
心。方士们所行的种种方术，也大都为道教丹鼎派所信行。
3。来源于黄老学说及道家学说。黄老学说在战国时有很大的影响，继春
秋时的《老子》一书后，战国时又出现了一些依托黄帝的著作，在思想倾向
上是承继《老子》的，世称黄老之学。但是，不管是《老子》，还是《庄子》、
《列子》、《淮南子》，它们都是学术著作，道家学说，与宗教无关。但从
东汉后期起，《老子》逐渐被神化，道家著作被当作道教经典，黄老之学演
变为黄老崇拜，老子则被奉为道教教主，民间巫术与神仙方术亦开始依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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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思想，出现了一些将神道与道家融合的理论著作，如《太平经》、
《周易参同契》、《老子想尔注》，这些著作的问世标志着道教的产生，并
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神学体系。
凡宗教都有教化功能，可以诱掖人心。这种教化功能，使得道教在漫长
的封建社会里，时时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宠爱，或出于政治的需要，或出
于封建帝王的个人喜好，客观上则是道教参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在封
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王朝的更替和政权的巩固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北魏寇谦之改革天师道后，道教逐渐被封建统治者承认并官方化，道
士们随之抬着图谶、符命登上了政治舞台，以唐、宋时最为典型。唐朝是我
国历史上一个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道教发展的兴盛时期。在唐朝近300年
的统治中，道教始终得到扶植和崇奉，对道士优礼有加，规定在国家重要典
礼、公开活动等场所，三教的排列次序是：道教为先、儒教为次、释教为末。
唐朝为什么如此宠爱道教呢？是因为道教为李唐王朝的建立曾立下了汗马功
劳。
隋朝末年，义军蜂起。公元617年，当唐高祖李渊在晋阳起兵反隋时，
许多道士都向李家父子靠拢，以“杨氏将灭，李氏将兴”，“天道将改，将
有老君子孙治世” （相传老君姓李）等政治谶言大造政治舆论。据 《混元圣
纪》卷八载：隋大业七年，终南山楼观道士歧晖对门下弟子曰：“王道将改，
吾犹及见之，不过数岁矣。”或问曰：“不知来者若何？”曰：“当有老君
子孙治世，此治吾教大兴，但恐微躯不能久保耳。”这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君
权神授舆论，为李渊父子赢得了人心归附，争取了群众。歧晖还尽以观中钱
粮资助李渊，李渊兵至蒲津关时，他又派道士80余人前去迎接。歧晖为李渊
尽心尽力，出谋划策，李渊亦深领其情，在称帝以后，授歧晖为紫金光禄大
夫，敕令新修楼观，并赐予粮、田等，从政治和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
还有著名道士王远知，在李渊起兵时，也称奉老君旨意向李渊“密告符
命”，称李当受天命。 《混元圣纪》卷八又载：“初，高祖诏玉清观道士王
远知授朝散大夫，赐金缕冠，紫丝霞帔，以远知常奉老君旨，预告受品之符
也。”不仅如此，在唐太宗李世民与其长兄太子李建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
争中，王远知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佛教徒以法琳为首，拥护李建成，
道教徒以王远知为首，支持李世民，为李世民上台大造舆论。当李世民还为
秦王时，曾私访王远知，询问未来之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
秦王乎？”太宗以实相告，远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当时太
子已立，王远知却恭维李世民为“圣人”，称之为“太平天子”，无异于告
符命，暗示李世民将登上帝位。结果，李世民即位后，对王远知非常器重，
授银青光禄大夫。因王远知一心归山，太宗便下诏书重修茅山道观。
宋朝是继唐朝之后道教的又一个兴盛时期。宋太祖、宋太宗从一开始就
注意扶植道教，太祖赵匡胤曾利用符命为其夺取政权大造政治舆论。太宗赵
光义承其兄太祖之位时，有“烛影斧声”之说，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个悬案。
为了平息人们的议论，道士张守真奉太宗旨意编造了一个神话：张守真闻空
中有召唤声，原来是天神降临，他自称是高天大圣玉帝的辅臣，奉玉帝之命
降临于世，辅佐大宋王朝。太祖临死前，此神命张守真传言于宋太祖云：“吾
乃高天大圣玉帝辅臣，盖尊符命，降卫宋朝社稷。”
又曰：“晋王有仁心，晋王有仁心。”意为晋王（太宗即位的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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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即位。次日太祖死，太宗即帝位。太宗即位后，对这个神话大加宣扬，试
图以此证明自己继承皇位乃是玉帝的旨意。
道教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与道教徒们对政治的积极参与是分不开的。早期
道教形成之初就有着积极的救世精神，道教经典《太平经》就明确指出：“上
士学道，辅佐帝王，当好生积，功乃久长。中士学道，欲度其家。下士学道，
才脱其躯。”也就是说，辅佐帝王救治天下为高尚，个体修道成仙只为末流。
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一些著名道士身在山林，心系朝政，经常作为国师辅臣
参与政事。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些著名道士佐国扶民的故事。
寇谦之，生于前秦建元年 （公元365年），卒于魏太平真君九年（公元
448年），是北魏时北方天师道的首领。他在有生之年，对天师道进行了改
革，实现了道教与皇权的结合。寇谦之曾两次托神造经，先是托称太上老君
降临，授他以天师之位和新科律《老君音诵诫经》；后又托称有上师李谱文
降临，授予他《录图真经》。《录图真经》是一部图谶式的神书，书中称寇
是李谱文之义子，受命奉持真经来辅佐北方真君。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迎
合当时入主中原的鲜卑族拓跋部北魏统治者。北魏统治者原是塞外的少数民
族。为了对付汉人的反抗，他们实行与汉族同化的政策，笼络门阀士族地主
阶级为其巩固皇权服务。泰常8年 （公元423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后，寇
便把神书《录图真经》献给了太武帝，被接受，并得到了太武帝的赏识。据
说他还为太武帝祈福于嵩山，感动了太上老君，授帝以“太平其君”之号及
冠服符录，自此北魏改用太平真君年号。寇还怂恿太武帝以皇帝身份亲临天
师道坛接受道教符录，成为道教徒。太武帝欣然从之，于公元442年，“亲
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皆青，以从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
皆如之。”
由于寇谦之的努力钻营，道教在太平真君年间名噪一时，成为北魏国
教，寇谦之也被尊为“帝王师”，佐国扶民，太武帝在军政大事上常咨询于
他，公元426年，太武帝想出兵进击大夏，掌握兵权的太尉长孙嵩畏难不肯，
太武帝“乃问幽微于谦之”，寇谦之云：“必克。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
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太武帝听从之，亲自率兵连年
出击，横扫中原，先后消灭了大夏、北燕、北凉等割据政权，完成了其统一
北方的宏图大业。
稍后于北魏的寇谦之，南朝的陶弘景是一个隐而有名的道士，他一生经
历了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曾入仕途，36岁辞官隐居，在茅山开始了40
余年的修道生涯。他读书万卷，学识渊博，以学问修养而饮誉后世。尽管隐
居山林，并未完全脱离政治，而是“身在山林，心存魏阙”，密切关注着政
局的发展。南齐内部动乱后，雍州刺史萧衍 （即梁武帝）于永元三年（公元
501年）自江陵起兵向阙，次年代称齐帝，建立了梁朝。梁武帝起兵军至新
林时，陶弘景就派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表示拥戴。禅代之时，国号未定，
他又援引图谶，以“梁”字为应运之符，被武帝采纳。武帝即位后，请他出
山参政，陶弘景画了一幅画给武帝作为答复。画上画了两头牛，一头牛散放
于水草之间，随意吃草饮水；另一头牛则头被黄金笼头所羁，被人用绳子牵
着，棍子驱赶着。梁武帝见画后知其不愿出山，对他恩礼愈笃，书问不绝。
据 《梁书》卷五十一载：“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
有数信，时人谓为山中宰相。”南朝的许多文人权贵都拜在陶的门下。当时，
玄学之风盛行，崇尚空谈，陶弘景深感忧虑，曾作诗警告人们，只空谈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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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亡国的危险，其诗云：“夷甫（晋清谈家王衍）任散涎，平叔（魏玄学家
何晏）坐论空，岂悟昭阳殿，遂作单于宫。”隐喻梁朝将像晋朝那样亡于北
方少数民族的侵扰。据说后来果如陶所预言，侯景乱梁时篡位于昭阳殿。
元代时，丘处机掌教的全真教声誉鹊起。丘是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的高足
弟子，王重阳死后，丘入石番溪穴居，隐修6年，后又赴陇州龙门山修道7
年。隐修期间，他乞食度日，行则一蓑一笠，居则肋未沾席，人称“蓑衣先
生”。他的苦修惊世骇俗。1191年后，他以山东栖霞太虚观为中心进行传教
活动。由于他既努力拯救民众苦难，又广交高官显贵，声誉远播，且逐渐上
达于朝廷。金世宗就曾多次召见丘处机，亲问养生之道。1213年后，金、南
宋、蒙古角逐中原，拥有强大的民间势力的全真教团则成为他们争取的一个
重要目标。公元1219年，金、南宋都曾遣使召见丘处机，丘皆未应诏。同年
5月，成吉思汗发出了《召丘神仙手诏》，这时蒙古的势力已扩张到北京一
带，丘处机审时度势，不顾山高路远，慷慨应诏，率十八高徒一起北上。当
时丘处机已是72岁高龄，他们一路上饮风吸露，卧冰覆雪，历尽艰辛，终于
在西域雪山 （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见到了成吉思汗。
丘处机之所以不辞劳苦北上，除了想利用成吉思汗进一步扩大、发展全
真教的势力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成吉思汗进献良策，以达其弭兵济世、
恤民保众的弘愿。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皇帝，成吉思汗在征战过程中，存在
着严重的滥杀行为。 《元文类·耶律楚材神道碑》就载有：“因汉人无用，
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以为牧地”的主张。对此，丘处机深感痛触，以为
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