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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式即是由丹砂炼汞的反应。它在285℃时开始反应，因汞的沸点仅
为357℃，炼出来的汞继续与氧气反应，则可生成红色氧化汞，如（2）式所
示，即所谓“积变又还成丹砂”。
这种用硫和汞化合成丹砂的方法，在我国唐代就已达到了定量反应的水
平。
此外，还有关于铅的化学反应知识，砷化物的化学反应知识，炼丹家们
早在公元7世纪前就能制成铅、氧化铅和单质砷，这在化学史上是了不起的
成就。
道教炼丹家们的众多贡献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火药的发明。提起火
药，几乎人人都知道它与造纸、印刷术、指南针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它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从而制造出了枪炮，成为中世纪封建社会崩溃的原因
之一。但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火药的发明其实是炼丹术的副产品。
硫、硝、炭是制造火药的三种基本成分。道士们在炼丹过程中，常用硝
石与三黄 （硫、雄、雌黄）等为炼丹原料，极易发生燃烧和爆炸情形。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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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葛洪的 《抱朴子内篇》中记载了用硝石、玄胴肠（猪大肠）、松脂与雄
黄合炼丹药之方，这里，玄胴肠和松脂加热炭化后相当于木炭成分，雄黄则
含硫，这配方与黑火药的配方几乎完全相当。因此，在炼制过程中，各种原
料成分的比例与加热操作稍有不当，即可引起燃烧和爆炸。在唐宋两代，与
火药配方有关的资料更多。如中唐的《真元妙道要略》记载：“硝石，宜佐
诸药，多则败药。生者不可合三黄等烧，立见祸事。”正是从这些祸事中，
人们得出了原始火药的配方。以研究中国的科学和技术而闻名于世的李约瑟
先生曾这样说过：“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中，最早提到火药的，是一部题为
《真元妙道要略》的道教炼丹著作。”
2。对中国医学的影响。炼丹家们在寻求不死之药时，也导致了许多有医
学价值的发现。他们积极收集了各种疗疾单方，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养生学说。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在我国古代是一种颇有影响的价值观念，这一观念
在许多道教经典中也有具体的表述。著名道士兼医学家葛洪就曾明确指出：
为道者必须“兼修医术”。我国古代的许多医学家都是道士出身或道教信徒。
他们当中的著名人物如华佗、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
华陀是东汉末年的著名方士和医学家，他以毕生精力从事医学研究，包
括药物的运用、针灸乃至外科手术。他的医术出神入化，并以用麻沸散做麻
醉药动外科手术而创先例。 《三国志·魏书方伎传》记述了许多他治病妙手
回春的故事，其中包括救活被毒箭射伤的关羽。后来华陀因卷入策划谋杀曹
操的政治反叛而被杀害，其医书也因之散佚了。
另一位对我国古代医学做出重大贡献的是葛洪。他既是著名的炼丹家，
又是著名的道教医生。他关于用水银治皮肤病的记载，比意大利的著名外科
医生罗吉尔关于使用水银软膏的发明早了800多年，关于天花的发现也比国
外早500多年。他所著的《肘后备急方》被历代医家刻印、运用。
陶弘景作为道教学者、炼丹家，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同时他也
精于医学，他的《本草集注》将数千种植物——包括树、草、花、果、真菌，
根据其医学功能加以鉴别分类，常被后人所征引。他还增补了葛洪的《肘后
救猝方》，作《肘后百一方》。他们有力地促进了祖国医药学的发展。
初唐的孙思邈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医生和药物学家，据说他活了100多
岁，少时即有“圣童”之称，通晓百家学说，尤爱老庄。他撰有《备急千金
要方》于世，全书收方5000余个，详述救急、食疗、气功、养生、按摩等内
容，且以论带方，充分发挥了他作为道教理论家的优势。此书对后世中国医
学影响极大，而且东传日本、朝鲜等国。
道教中的科学内容是丰富的，其贡献也是多方面的。道教徒很大程度上
进行了实验科学的实践，他们将理论付诸实践，所以，“东亚的化学、矿物
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发端于道教。”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在中
国科技史上，道教的贡献要比儒教、佛教大得多。
道教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只是择其一二加以评述，
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人们的深入研究。时至今日，道教已今非昔比，甚至已
经衰落，但其影响早已渗透到我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以至于中国人的性格和
民族精神已深深地刻上道教的烙印。今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仍
可见到道教影响的痕迹，近几年来，国外学术界非常重视道教的研究，把它
当作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的钥匙，道教的一些思想资料也引起了中外科学
家、思想家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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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在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
烁、人才辈出的伟大时代。这一历史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
鸣、百花齐放的盛况空前的局面，在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
端。春秋战国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
由于农业的发展，手工业与商业也发展起来，城市也随之大批兴起，出现了
如临淄、安邑、邯郸、咸阳、定陶等繁华的大都市。伴随着地主阶级的产生，
大量的奴隶获得解放，而成为耕种私田的农民，或者成为小块土地私有者，
也就是自耕农。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成为社会上对立的两大基本阶级。尽管
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奴隶也还大量存在着，官营手工业作坊私家的奴隶仍然
没有获得解放，但是在农业生产中已经不使用奴隶了。个体工匠和商人在城
市和乡镇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当时的社会阶级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况。
春秋战国社会，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士”阶层的大量涌现
与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
那么“士”这一阶层是如何产生的呢？西周之时，学校都是官府所办的。
那时的史官，既是官府的官吏，又是学校的老师。
夏商周三代，官府完全控制着学校，学必须以官吏为老师，各种各样的
学问，都要向官府有关主管的官吏学习。例如，要学习法律，《周礼·地官》
记载：“受法于司徒”，也就是向司徒之官学习法律。但是，并非任何人都
可以进学校学习，只有王公贵族的子弟才有资格。《周礼》明确规定，那时
的学校只允许“国之贵族子弟学焉。”普通人是不能掌握文化知识的。周平
王东迁，天子的地位衰微，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形势。一些“王官”便散
入各诸侯国，有些则流落民间。《论语》卷十八《微子》记载流落民间的“太
师”、“乐师”、“鼓师”、“少师”等都是“王官”，是专门为王室服务
的。在动乱中，他们分别逃到齐、楚、蔡、秦等国；有的人居于黄河或汉水
之滨，有的则处于海边。因而他们就把本来属于官府的文化传播到民间。正
如孔子向郯子学官之后对旁人说：“‘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还有另一种使王官散入民间的途径，例如，《吕氏春秋》卷二《当染》记载，
鲁惠公使宰让请周平王派史角到鲁国传授“郊庙之礼”，史角被鲁惠公留在
鲁国，“其后在于鲁，墨子学焉。”也就是史角及其后代便定居于鲁国，成
为墨子的老师。他是西周末年周王室掌管“郊庙之礼”的史官，他被留在鲁
国以后，经数代相传，“郊庙之礼”并没失传，可是，他的后代已经不是周
王室的史官了，于是“郊庙之礼”便流传于民间。
随着“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私人办学之风开始兴起来了。入学条
件也比西周时期大为改观，如孔子所办的私立学校招收的对象则不分高低贵
贱等级，只要学生送给他“束脩”（即一串干肉）作为学费，就可被接收。
这样一来，就大大地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因而有学问的人就迅速地多了
起来。这些人就是“士”。
“士”的成分很复杂。他们分属各个阶级。“士”可以经人推荐而担任
官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就记载，中牟的地方官壬登（原文误为王登）
在一天之内推荐两位学问渊博的人 （即“士”）当上了中大夫，而且赏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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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宅。因此，中牟的人纷纷抛弃自己耕种的田地，出卖了房屋与园圃，“而
随文学者邑之半”。也就是说改学文学的人竟多达中牟人数的一半。由此可
见，当时弃农为“士”的人数不少。虽然“士”的来源还有多种途径，而私
人办学的发达，则是最主要的。
“士”阶层的活跃，还和当时社会上的“养士”之风的盛行，有密切的
关系。各诸侯或大夫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
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他们还需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
从而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尊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
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
招来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大贵族“四公
子”也就是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
他们“养士”多达几千人。还有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有“食客三千”。
这些食客都是有一技之长的“士”。
春秋战国诸侯、大夫、贵族的“养士”之风，使“士”受到重视，既使
他们生活有了保障，又使其学术活动有了方便的条件。其中一些出类拔萃的
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取得卿相的地位，如吴起、商鞅等。这就鼓励了“士”
阶层的活跃和大大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出现，正是上述社会与阶级关系在我国
古代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可是这种“百家争鸣”的出现，则又是有其特
殊的历史环境的。春秋晚期与战国初期，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变法改革。这
些都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用政权的力量来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
会秩序，从而完成封建化的过程。到战国时期，因为各国处于封建割据的状
态，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没有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
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变法改革，因此，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
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居统治地位的地主
阶级，本身政权还不巩固，他们的思想也还没有形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这就为诸子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春秋中后期至战国时期
社会的各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教育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
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且不受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排挤和束缚。可是一
旦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确立，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形成，就很难再出现春秋战国
时期那样的“百家争鸣”的盛况了。
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与当时各个诸侯国宽容
的学术政策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对“士”
这一阶层往往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政策，允许学术自由发展。这就为他们
著书立说、发表个人见解，创造了十分良好的条件，从而大大促进了战国时
期的思想解放。
各国对“士”都给以十分优厚的待遇，而其中以齐国威王、宣王时期的
稷下学宫尤为突出。田齐政权尽管倡导黄老之学，可是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
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