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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一个中国社会大震荡的年代，中国人不能忘记，也不应该忘记的重要年代。
但是，1644年毕竟离我们而去已经三百多年了，究竟这一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事情的是是非非如何，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与现在有什么关系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但会自然地提出来，而且应当经过认真研究，给予科学的回答。为此，我们撰写了《1644年中国社会大震荡》一书，意图就1644年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探讨其来龙去脉，分析其是非曲直，以总结其经验教训，唯不敢说是科学的回答，因为事关重大，问题太多，非短时间内所能解决，亦非少数人可下定论。我们没有更高的奢望，如能借此研究成果的问世，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就满足了。
1644年，在中国的阴历上适逢甲申年。历史上有人把这一年发生的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进北京，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称为“甲申之变”（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或专就崇祯帝之死与明朝灭亡，痛称“天崩地裂之变”（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其实，1644年中国社会的震荡是极为复杂和深刻的，发生的大事也不只是这些。崇祯皇帝之死和统治中国277年的明王朝从此结束，仅是1644年所有中国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一件，或说第一件；其次还有李自成进北京及大顺政权在北京的42天统治；更为重要的是继李自成之后，清朝宣布定鼎燕京（今北京），而且就在这里树起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1644年的中国，除以北京为中心展开的争夺全中国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以外，在南中国还有在南京建立的福王政权，在成都有张献忠所建的大西政权，以及其他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进行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等等。当然对中国社会前途命运有决定作用的是大明、大顺和大清这三大政治势力。其他如内地的抗清义军，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或力量太小，或远离最高权力斗争旋涡，即如南明福王政权虽有相当多的人民和明朝旧有的官兵一时寄予厚望，旋起旋灭，均不能与大明、大顺和大清三大势力相比。
论是非，在1644年中国的震荡中，真是一言难尽。就明朝而言，无论从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全部历程来看，还是从明朝一代自身的发展变化来看，它都是一个反动腐朽的封建势力代表，它不但剥削压迫中国内地的广大农民，还肆意敲诈勒索边疆的少数民族，并镇压一切反抗其黑暗统治的革命斗争。但当明朝末年，东北的满族崛起，由满族贵族为主建立的清朝，以八旗铁骑向山海关内进攻，烧杀掳掠时，明朝军民的反抗和抵御，又具有无可争议的正义性。历史肯定萨尔浒之战以后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坚守进逼之策”（《明史？熊廷弼传》）；赞扬袁崇焕在诸将“罔敢议战守”的情况下，独自他始，敢议战守（《明史？袁崇焕传》），这就是说，在清（包括后金）向内地进行野蛮掠夺时，正义在明朝一边。人们痛斥明朝的不是它保护其统治下的人民生命财产，而是他们只关心维护少数人的腐朽统治；不是调兵遣将进行有力地抵御，而是组织不起来真正的抗击。明朝没有因为这一正义之战赢得胜利，使其长治久安；相反，它的黑暗统治断送了一切正义，屡战屡败，耗尽有生力量。又在与农民起义军作战中，一次次遭到惨败，终于不是被清朝，而是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率先把它推翻了。
在明朝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封建黑暗统治之下，明末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先是群雄并起，而后在战斗中涌现出了李自成、张献忠两位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他们二人有分有合，但在后期完全分为两支。李自成即闯王所领导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后一直保持旺盛的势头，越战越强，由河南而湖北，而陕西，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于西安称王，国号大顺，建元永昌。（《明史纪事本末？李自成之乱》）同年三月十九日攻入北京，崇祯帝于当日天未明，登煤山自缢，表明明朝277年的统治一朝覆亡。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确实是一场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一位封建史家记载，其在河南的革命斗争，备受欢迎，如说义军众数十万号百万，“驻匝南阳，分兵攻汝宁，陷之，所属州县，多望风纳款；城下，秋毫无犯，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张岱：《石匮书后集》）。但是这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革命者，攻进北京之后，他们的致命弱点就暴露出来了。首先是自身的变质，开始入城时，对农民军严格约束，不奸淫，不掳掠。没过几天，纪律大坏，奸淫掳掠，无所不用其极。其次是从原有明朝官民反应来看，本来他们知道崇祯帝自缢，已经纷纷愿意出来拥护新主人了，但是大顺政权的官兵“用惨刑拷索银物，有夹至三四不止者，有牵引株连累及平民十百余家者，死亡相踵，京城骚然”。连郊区的贫民也在劫难逃，“男子为之执爨，妇女被其淫辱”，人民大失所望，“于是京都之民如蹈汤火，皆利贼之败而追思先帝不置矣。”（刘尚友：《定思小纪》）特别是李自成等农民军领袖，没有远大志向，不善谋略，进北京是以此为都城，还是仅仅作为一系列流动作战的一个暂时的立足点，胸中无数。对山海关外虎视眈眈的清朝尤其缺乏必要的警惕和及时地派兵防御，以致招降吴三桂不成，使其投靠清朝，在清军及其收降的吴三桂军队来攻时，一败涂地，北京城得而复失。从此不是流动作战，反封建剥削反压迫，而是望风逃命，或与曾经反对过的明朝残兵败将联合作战了。事实证明，他们能够凭着义愤推翻封建的黑暗统治，却不能在那个废墟上重建一个长久坚持革命的政权。
天鼓已鸣绪论（2）
1644年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另一个生力军，也是最后的胜利者清朝，它和明朝及农民起义军都不完全相同。所谓不完全相同，还意味着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他们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成员，其所进行的战争，无论怎么特殊，应该承认是中国境内的斗争。不同的是，这个政权是以满洲贵族为主所建立的。满族原居于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明末在辽东（今辽宁省）东部建立后金国家，进入辽沈之后，1636年改后金为大清。先统一东北，而后发兵攻向山海关内。人们公认满族（前身为女真人）在明朝统治下备受封建统治者欺凌压迫，他们起而反抗有其正义性，努尔哈赤宣称与明有“七宗恼恨”，即属于反对明朝的剥削压迫。但是，他们借复仇为名，继续攻向内地，造成严重后果，理应受到谴责。而在占领地区建立统治，向来看法不一。这其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从社会发展水平上看，有人认为清朝较为落后，他们的政权仍处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初期阶段，以其统治内地是把先进的社会拉向倒退。实际上清朝并没有那么落后，也没有把其原有的生产方式强加于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第二，满族统治者从僻居一隅，攻向全国，并成为全中国的统治者，是否合理？清朝统治者自己宣称他们得到的地方是“天赐之地”，他们取得全国统治权也是“堂堂正正”（乾隆敕撰：《满洲源流考》）。历史上长久以来对此不以为然，连日本学者都认为这是“华夷变态”，即“华变于夷之态也”（林叟发：《华夷变态》序）。迄今为止，人们对满族人当上中国皇帝异议不多，而对其征服过程中的残酷屠杀仍持批判态度。清朝由于抓住了明朝被李自成推翻的有利时机和大顺政权失去民心的社会条件，逼降国破家亡的吴三桂，成功地取得了山海关大战的胜利，并乘胜进入北京。五月二日入城，第二天，宣布定鼎燕京。不到半年时间，北京三易其主，清朝成为最后的主人，也就是全中国的主宰者。它不是凭着革命，也不是凭着先进，它依靠的是勇敢和实力，加上英明的政策和策略。
《明史》提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神宗本纪二》）从明神宗即位到明朝灭亡，共有72年，除去万历初年短时间的张居正秉政，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外，约有五六十年的漫长岁月，明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不断走向尖锐激化，终于形成明末的三大势力角逐，其中明朝是要维护既有的统治，大顺和大清都要推翻明朝统治而代之以各自所建的政权。在此应该指出，自明末社会危机加深以来，中国是否在大明、大顺、大清以外还有代表真正先进的社会势力，从历史事实反映看来不能说没有，而是力量非常微小，这就是随着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上的动向。这种动向还没有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只是通过个别人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论反映出他们的一定要求，张居正的改革有为资本主义萌芽滋长开辟道路的成分，而他本人不能说是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李贽反传统儒家的思想很强烈，但仅限于个人的某些理论观念，没有完全反映到政治上，影响也很小。徐光启、李之藻等人较前者都更具代表性，主张学习西方科学；发展海外正常贸易，对日本“除盗不除商”（徐光启：《海防迂说》）；在国内，对农民起义和满族崛起，虽然也积极献计献策进行平息和抵制，但都强调尽量缓和矛盾，以发展生产和加强军队近代化训练，实现“富国强兵”，保持社会安定。然而徐光启等人仍是提出建议，供决策者酌情采摘和实行。因此尽管明末世界范围内的近代曙光已经来临，古老的中国大地，政治舞台上尚不见他们作为一支争夺最高统治权的独立力量在活动。只有来自不同方面的大明、大顺和大清三大势力，在施展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传统惯伎。三者之中，清朝之所以能成为最后胜利者，与另外二者不同的就是他们超迈前贤，审时度势，在征服全国的过程中，采取了适应社会发展的一些变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各种主要政治势力的要求，如清军进入北京三天之后，“令臣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李天根：《爝火录》，卷3），既使一些原明官员更加痛恨李自成农民军，又使他们转而相信清朝是他们的救星和新的主人了。继而宣布定鼎燕京，凡京城内被李自成蹂躏之后，“有鳏寡孤独，谋生无计及乞丐街市者，著一一察出，给予钱粮恩养”（《清世祖实录》，卷5），极力在人民群众面前改变固有的抢了财物就带走的形象。之后又取消了明末的加派和使人民不堪负荷的三饷（辽饷、剿饷、练饷）。有一项以摄政王多尔衮名义发布的谕令专门安抚参加农民起义的人，规定“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倘抗拒不服，置之重法，妻子为奴；开城投顺者，加升一级，恩及子孙；有能擒献贼渠将佐者，论功优升，永同带砺”（《清世祖实录》，卷8）。清朝就是以这些战略策略，增强了实力，战胜了大顺、大西农民军，消灭了一个个南明政权，重新实现了全国的江山一统。
中国向来不是绝对孤立世界之外的。如果说《鞑靼漂流记》所载三艘日本商船是被大风偶然刮到中国来的；那么《鞑靼战纪》的作者卫匡国、参修《时宪历》的汤若望等却是久居中国的外国人了。就是说，1644年时，不但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尼德兰和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有相当一些东西方国家的商人及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但是，中国的这场既广且深的社会大震荡仍没有和他们发生联系。中国走的完全是自己的路。这条路与自己的过去相比，有所进步，但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就很不相称了。
历史是最具说服力的教科书，1644年中国社会的这场大震荡给后世留下的经验教训极为丰富。郭沫若先生于1944年首先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