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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而且往往与地方上的建设结合起来，受到广大军民的好评，享有较高的威信。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安徽六安由于遭受战争的破坏，天灾的袭击，史可法监军江上，驻节于此。大难之后，修城安营，筹措粮饷，兴建学校，特别是免除差徭之害，使六安成为江北重镇，人民得以安生，全赖这位史公之“经画”，“公终岁布衣蔬食，约己裕民，事无巨细，咸属亲裁，目视、耳听、口答、手批，靡不赡举，而始终无倦，致百废俱兴，虽值兵荒，百姓安堵，如觏升平”《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145页。两年后出任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代替朱大典总督漕运。原来淮扬漕既不能准时，又缺额数百万，史可法到任后从罢免不称职的督粮道员下手，又大浚南河，漕政焕然一新，积弊顿扫。崇祯十六年（1643年）升为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史可法一如既往，针对明朝这个第二都城的武备废弛，进行更新整顿，初见成效。
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事变爆发了，史可法立刻登上了历史大舞台。李自成攻向北京，皇帝告急，史可法欲率师勤王，四月初一，会合同僚发布檄文布告天下，以鼓舞士气，征求粮饷。列名的有：户部尚书高宏图、工部尚书程、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兵部侍郎吕大器、翰林院詹事兼侍读学士姜曰广等以下共17人，而史可法为之首，实际是明朝在南方的文武大臣领袖。至此，他们把明朝的命运系于其一身。
以史可法的名义发布檄文说：“夫连岁报陷，如西安、太原、武昌等处，皆行省也，其中金穴何止一家，牙签正不胜纪！若六时之牛酒不乏，虽八公之草木可驱，只坐一悭，遂成胥溺，岂不冤哉！欲图稳着，须问前车。诚清夜而念上恩，虽何曾之万钱，有难下咽；更援古以筹时策，岂王衍之三窟，便可藏身？同舟即一家，破巢无完卵，可不思之、思之、又重思之也哉！”《爝火录》上册，66页；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南都公檄”。当时南明官僚尚不知北京被农民军攻占的消息，故檄文中从西安、太原、武昌的陷落谈到明王朝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吁请各地方明朝官民为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要不惜身家性命，共同对付农民军。
史可法率军渡过长江，抵达浦口，因缺饷，勒令各地士绅输纳，十二日方得知崇祯帝殉国，北京易主。史可法如丧考妣，北向放声痛哭，“首触柱，血流至踵”，准备率兵与农民军，长驱死战。随行的官员将领则认为，既然崇祯帝已死，国不可无君，应当先定国君而后北伐，“可法乃身还南京”《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43页。
议立潞王未遂。朱元璋于明初大封藩王，到这时派上了用场。比较有资格当选的为惠王、桂王、鲁王、周王、潞王、福王等，其中潞王、周王随从众多，“独福王孑然，与常应俊等数人流离漂泊”。凤阳总督马士英见福王孤立无援，且又昏庸，以为拥立福王，可以由此控制朝政，乃暗中派人迎接福王，从淮安巡抚路振飞处借到船只载福王南行，居于淮安湖咀的杜光绍园，又移书史可法及礼部侍郎吕大器等南京官员，言福王为明神宗之孙，“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请奉为帝”《明季南略》，卷1，“南京诸臣议立福藩”。在南京的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人则认为：“福王（朱）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潞王（朱）常淓，神宗侄也，贤明当立。”或有人怕福王立，翻旧案，打击正人君子，史可法同意他们的意见。马士英征询史可法对立君的看法时，史可法即以“七不可”告诉马士英不应当立福王，而以立潞王为宜。马士英先下手为强，与在长江北岸的明将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发兵，武装护送福王到达仪真，造成既成事实。在江南的明朝官员只好派人迎接福王。史可法见到福王说：“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必报仇之义”《明史？史可法传》，卷274。，福王唯唯而已，史可法立即激起无限忧伤。福王以何种名分为国主，时有两种意见，一种主张应称监国，另一种主张马上称帝。史可法认为崇祯帝还有太子在，应以监国为是，尽管有人从内心不愿更立，还是定福王为监国。五月初三，福王称监国于南京，实际不过为称帝做过渡罢了。史可法等人拥立潞王失败，对南明的兴亡是有重大影响的，它使南京官员明显地分成为以姜曰广等东林党人为首的文官，和以马士英及江北四镇为代表的武将的政见歧异。史可法对福王失去信心，转而出镇江北督师，马士英控制朝政，掌握实权。
马士英入阁。福王监国后，明南京文武官员经过廷议，以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仍掌握兵部事，高弘图、姜曰广等人均入阁。马士英原以为拥戴福王一定能进入内阁为相，廷议的结果却是继续督师凤阳，不由得大怒，上疏揭发史可法以“七不可”反对立福王之事，而自请入朝，拜表即行。马士英率兵乘船1200艘，浩浩荡荡过长江，以武力进入南京。史可法与马士英势不两立，自请督师，出镇淮、扬。马士英的入朝是想实实在在操纵朝政，所以就把史可法视为达此目的之最大障碍，必欲排出在外而后快。按廷臣之议，皆主张马士英出任督师，而他寻找各种借口，把督师之责推到史可法身上，如说：“我驭军宽，颇扰民，且往岁擒刘超、服老回回，多负勤苦，筋力惫矣。公威名著淮上，军惮服，士民仰之，不啻明神慈父。公诚能经营于外，而我居中帅以听命，当无不济者。”史可法见他决心居朝中，自己只好答应出外督师。结果史可法督师扬州的消息一经传出，南京城里士民一片哗然，呼喊：“何乃夺我史公？”吴县的卢谓率领太学生们提出抗议，疏中有“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宋终北辕”之语，朝野传诵。当时挽留史可法的士民很多，在一份请愿书上联名的缙绅及在京士子就有305人，辞甚恳切，却没有被采纳。《史可法别传》，见《史可法集》，151页。
风云人物扬州殉难的史可法（2）
五月十五日，福王称帝，改元弘光。第二天，史可法辞行，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日马士英以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阁办事。史可法深知历来“守江南者必于江北”，故提出设江北四镇。其具体战守方案是：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安、山阴、清河、桃源、宿迁、海州、沛县、赣榆、盐城、安东、邳州、睢宁11州县隶之，经理山东一路；总兵高杰辖徐、泗，驻泗州，以徐州、萧县、砀山、丰县、沛县、泗州、盱眙、五河、虹县、灵璧、宿州、蒙城、亳州、怀远14州县隶之，经理开（封）、归（德）一路；以总兵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以凤阳、临淮、颍上、颖州、寿州、太和、定远、六安、霍邱9州县隶之，经理陈、杞一路；以总兵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以滁州、和州、全椒、来安、含山、江浦、六合、合肥、巢县、无为州11州县隶之，经理光、固一路。史可法本人驻节扬州，居中调遣。参见《史可法集》，卷1，15~16页，此依《明季南略》，两书文字稍异。
这个提议的主观动机是把长江以北的南明控制区划成以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四总兵负责的四个战区，使职责明确，事有专权。然而史可法又规定了四镇总兵在辖区有无限的权力，“一切军民听统辖，州县有司听节制，营卫原存旧兵听归并整理，荒芜田土听开垦，山泽有利听开采，仍许于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制器之用。每镇额兵三万人，岁供本色米二十万，折色银四十万，听各镇自行征收”《小腆纪年附考》上册，167页。等于把长江以北地区交给了四镇长官个人所有，朝廷在江北既无官吏任免、调遣军队之权，又无招商收税之利，仅剩下史可法这样一个空有其名的督师。高杰、刘泽清等人原本是李自成、张献忠手下的残兵败将，不但未惩前罪，反而骤然得到一大块土地人民为其所有，因此根本不把朝廷放在眼中。
史可法姑息高杰。高杰和李自成是同乡，故随李自成参加起义，因战斗勇敢而受信用，经常留守老营。相传他和李自成妻子邢氏私通，后来二人怕被李自成发现，就投降了明将洪承畴。崇祯十六年（1643年）秋，李自成进攻陕西，高杰战败逃到淮南。史可法以高杰为四镇之一，令其驻泗州，而高杰图谋据扬州，为扬州人所不纳。高杰发兵攻城，知府马鸣、推官汤来贺率居民“坚守月余，杰知不可攻，意稍怠”《明史？高杰传》，卷273。高杰入城未得，整天纵兵掳掠妇女，滥杀乡民。史可法前往调解纷争，高杰素惧史可法，急令部下趁夜掩埋尸骨。史可法来到高杰军营，首先对其部属示以慰问，然后责备他说：“将军之所以贵显者，以有君命也，如不奉诏而妄冀非属之地，则诸军与扬州之民，皆得弯弓而射将军矣。”而为高杰开脱说，扬州一些官员乱杀零兵，才使“衅不可解”；又替高杰奏请驻瓜洲，这使高杰“浸易可法”。他虽然想到黄河以北失去最高统治权威，可能出现混乱，提出勿使“前功尽弃”，却对吴三桂和清军抱有幻想。当他听说吴三桂打败大顺军，即敦请福王选派有才望的廷臣，带着监国、即位两份诏书及赐给吴三桂的敕书，直抵山东、河北一带，晓谕当地人民，心归南明，而且乐观地估计，“扫三秦之余逆，肇百代之中兴，在指顾间矣”李天根：《爝火录》上册，207页。
六月中旬，看来史可法已知道清兵入关的消息，却仍进一步主张联络清朝，共同对付农民军。且看他的《请遣北使疏》如何说吧：
先帝以圣明之主，遘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是目前最急者无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近闻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之晋界而还。或云假之以破贼，或云借之以成功，音耗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宁前既撤，则势必随以入关，此时畿辅之间必为所有；但是既能杀贼，即为我复仇，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宥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其丑类，亦今日不得不然之著数也。前见臣同官马士英已筹及此。事期速举，谋戒需迟。今奔马闻已南来，而凶寇又将东突，见庙堂之上，议遣何官，用何敕，敕何称谓，办何银币，派何从人，议论徒多，光阴已过。万一奔马临河，然后遣行，是彼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彼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所重者，皇上之封疆；所轻者，先帝之仇耻。既示我弱，益长彼骄，不益叹我中国之无人，而自此北伐之无望耶。《史可法集》，27~28页；又见《爝火录》上册，235页，且“奔马”作“胡马”，即指清兵。
史可法是公认的福王政权中最杰出的英雄，可是仔细分析他的这篇奏疏却实在令人失望。第一，清军既已南下，他仍把镇压农民军作为当务之急，没有看出主要矛盾是清朝的威胁；第二，清朝从关外进到关内，已宣布定都北京，竟然还认为他们是帮助明朝，足见其不敢正视现实；第三，对来势凶猛的清军，不作针锋相对的备战和抵抗，却致力于遣使的细枝末节，不仅此举必然落空，即整个全局难免酿成大悲剧。
软弱与无能果然引来的是清军的得寸进尺。七月末，大清摄政王多尔衮致书史可法，公然要福王政权缴械投降。最奇怪的正是清朝也拿李自成农民军作靶子，指责福王小朝廷，不报君父之仇，“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荼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遗一矢”，反而由清兵与吴三桂“驱除枭獍”，入京之日，为崇祯帝、后加谥，礼葬。宣称：“国家（清朝）之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非取之于明朝也。”这是真正的军事较量，所谓是否“正义”的争论无足轻重。史可法却被引入了陷阱，他精心炮制给多尔衮的回书，除连篇累牍为北京被李自成攻占，明军土崩瓦解辩护之外，便是罗列历史上各个偏安王朝，以证明福王之立无可非议，但是临到结尾，画龙点睛，还是明确乞求清朝“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忿。则贵国义问，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从此两国世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蒋良骐：《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