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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有窗，所以还是公共场所！〃
那就戴好吧，车子开到一家从老板、厨师、侍者都不是中国人的“中国餐馆”，女士们见到大红灯笼和红木窗格，觉得这已是中国地面，总可以解下头巾了，没想到刚冈lJ 动手，两位侍者就快步上前，轻声喝令不可造次。这下女士们急了，大声说：“这是中国餐馆！吃中国餐没法戴头巾！〃
一个白胡子老头出来，摇了摇手，算是这次赦免了，看神情他是老板，这么做只是为了赚钱，我们儿个女士顿时欢呼起来。其实，这顿饭质劣价昂，但她们一直为这个小小的胜利兴奋着，每一口都吃得津津有味，夸张地鼓动着没有遮掩的咀嚼中的腮帮，顺便用手僧一下嚣张地裸露在外的头发。
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小机会，绝大多数时间还必须老老实实戴上。她们这些女子哪里受得了如此委屈？于是成天在我们面前喊压抑。我们虽然也曾有过几分窃喜，故意神态放松地在车窗下逛来逛去，但同情之心还是占了上风，在行车途中尽量顺着她们，觉得这是男士们可以自由潇洒的代价。我们的五辆吉普车都装着对讲机，行车途中时时可以作全队交谈。一位女士冷不丁地说，前面山上这朵乌云真好看，话音未落，所有男士齐声呼应：“真好看，好看极了l ”另一位女士指着路边的小树说：“这好像是芦苇。”大家又异口同声：' ．芦苇，当然是芦苇！”态度之好，终于使女士们疑惑起来。
其实，我们的女士只包了一块头巾，车下满街的伊朗妇女完全是黑袍裹身，严格得多了。对这件事，外来人容易产生简单的想法，觉得这）L 的妇女太可怜了，需要有一次服饰解放，理由是这样的服饰禁锢了妇女的身心自由，遮盖了妇女的形体美，阻断了现代的社交活动和国际交往。这种想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文化人类学和民族生态学的眼光来看，并不公平。我想，除了中国古代裹小脚，以及有些地方的土著穿鼻、撑颈等明显带有生理伤残的习俗应该废弃外，对于一般的服饰文化没有必要树立一个统一的衡量标准。记得以前我曾在夺个王朝的背影》 中讨论过清初和清末汉族士大夫在“毁我衣冠”的问题上所产生的严重心理挣扎，可见此事关及一种历时悠久的文化尊严，比简单的明及饰解放”深刻得多。
我们在德黑兰街上专门为黑袍的问题问过几个年轻的女学生，她们的回答是：“我们的这个服装传统已延续了一千多年，而且与我们的宗教有关。我们没有感到压抑。”由此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一段时间，伊朗、土耳其政府曾明令要求人们把传统服装改为西式服装，但到七十年代积极呼吁恢复传统服装的，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现代青年。他们甚至认为，只有穿上传统服装，才能恢复自己的真面目。我想此间情景有一点像中国餐饮，一度有人提出中国餐饮太复杂、太浪费，油腻和味精也不符合健康要求，提倡西化餐饮，但到后来即使是年轻人也渴望恢复祖父一代的口味。在这类事情上夕卜人‘厢情愿地想去“解放”别人，有点可笑。
至于是不是毁损了一般意义的女性美，我看也不见得。我们一行中很多人得出一个以前怎么也不会相信的初步结论：从雅典出发至今，各国女性之美首推伊朗。优雅的身材极其自然地化作了黑袍纹褶的潇洒抖动，就像古希腊舞台上最有表现力的裹身麻料，又像现代时髦服饰中的深色风衣；她们并不拒绝化妆，却让一切干扰的色彩全在黑袍中躲避，只让唇、眼和脸颊成为惟一的视角焦点。这种风姿，也绝不像夕卜人想象的那么寒伦。
当然也面临问题，那就是：我们在要求世界对它多元宽容的时候，它也应该对世界多元宽容，包括对本国人民。对于进人本国的外国女性，不应有过多的限制。对于正当的企图追求另类生态的本国女子，也不应过多地呵斥。由此想起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客死异乡的巴列维国王，他的有些西化政策可能不合民情，但毕竟是在寻找民族传统和国际沟通之间的桥梁。
在埃及时，我和王纪言、郭崔两位特地到开罗吕法伊（ Ri 俪y ）清真寺拜遏了他的陵寝，一间绿色雪花石的厅堂里安放着他的白石棺，边上插着一面伊朗国旗，摊开着一部《 可兰经》 。我想，对他也应宽容，他是伊朗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厅堂里静谧无风，那面伊朗国旗，永久地垂落。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德黑兰，夜宿压leh 衣友馆
再凿西域
想一个人逛逛德黑兰，出门前先到旅馆大堂货币兑换处换点钱。递进去一张一百美元，换回来一大沓伊朗最高面值的纸币，让我吃了一惊。
他们最高面值的纸币是一万里尔（Rial ） ，印着霍梅尼威严的头像，现在捏在我手上是八十一张，即整整八十一万里尔！想起伊拉克最高面值的纸币印的是萨达姆威严的头像，每张二百五十第纳尔，我们早已习惯成沓地发给路边乞讨的儿童，f 明卜个数字毕竟还远远小于伊朗。货币兑换处边上站着一位风度很好的老人，一定看惯了外国人接受这么一个大数字时的惊讶表情，便用浑厚的男低音给我开起了玩笑：' ．先生真有钱！”我说：“是啊，转眼就成了大富翁。”
揣着八十一万现款逛街，心情很舒畅。 见一家小店里有束腰的皮带，选了一条，问价钱，老板说三千，我想这与／又十一万相比实在太便宜了，连忙抽出一张一万里尔的纸币塞过去，老板不仅不找钱，反而乐呵呵地按住我的那一沓钱又抽去了两张，说真正的价钱是三万里尔。为什么把三万说成只千呢？原．来老百姓在日常应用中也嫌数字太大，就自作主张，约定俗成地去掉一个零，以缩小舍？ 倍来称呼，也不叫里尔了，”耳特曼。结果，市场只说特曼，银行只说里尔，很不方便。
这种事情，按照我们的想法是必须解决又很容易解决的，不知为什么却一直不方便下去。民族性格的差异，真是到处可见。
德黑兰最让人惊喜的地方，是街道边潺潺的流水。流在深而无盖的石沟中，行人需要迈大一点的步子才能跨过。水质清纯，水流湍急，从不远处的雪山下来，而德黑兰又在斜坡上，因此等于是喧腾的山溪。
世间 在闹市中见到山溪终究希罕，不能不抬起头来仰望东北方向直插云天的达马万德山（Dama ； a ： ； t ML ）。一座城市，有名山相衬，有激溪相伴，也真可以说是得天独厚了。
但是，就在潺潺流水近旁，出现了德黑兰最大的遗憾，那就是交通。车多，好的少，都在抢道，越抢越挤，一塞好半天，到处充溢着浓烈的废气。这很影响情绪，而驾车的人情绪一坏最容易碰碰撞撞，反正塞车没事，就下来打架。两方面扭得很紧，难分难解，边上塞车的人也正无聊着，便跳下车来围观，也没有人劝解。
想想也是，如果劝开了，两人再并引卜地塞车，反而尴尬，因此人家明白，只有等车流开始移动，才会不了了之。
车流中有很多出租车，奇怪的是可以大大超载。司机边上的那个座位，挤着两个胖男人，后边一排还有两个人叠坐在别人的膝盖上，“坐怀不乱”。
德黑兰的交通问题历来严重，人口一千二百万，本来已经不少，但由于很少高层建筑，城市撑捌良大，几乎是北京的两倍，谁也离不开车，市民早已怨声载道。十几年前下决心造地铁，也已经在地下挖空一些土方，两伊战争中成了防空洞，战争结束后大家又惦念起来，于是继续开工，仁七羞度极慢。
终于有市民贴出一张漫画，画的是两千五百年前去世的波斯先祖居鲁士大帝从凌寝中发来一道圣谕：“德黑兰的地铁，什么时候才能修成呀？”连他老人家都等得不耐烦了。
政府压力很重，决定国际招标。中标的不是别人，正是中国。工程队已经来了两年，正在紧张施工。真希望地铁建成后德黑兰能重现疏朗、悠闲的风貌。在拥挤和局促中，很容易导致暴躁和极端。其实，波斯民族应该是很大气的。
现在德黑兰遇到的困境是许多东方都市的共同难题：不管历史多么悠久，风景多么美丽，一嘈杂拥挤，什么都变了味。因此，现代化的宿命，必然是先走进这个胡同再走出这个胡同。
此间最有趣味的事情是，本来已经够嘈杂拥挤的中国，居然腾出手来帮别人解决这个问题了。初一看让人疑惑，细一想很有道理，因为我们至少已经积累了大量以快捷方式缓解嘈杂拥挤的经验，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相当于“久病成良医”。
逛街回到旅馆，在大堂遇见一个高个子的中国年轻人，他就是负责德黑兰地铁工程的中信公司总代表周志伟。他从电视里知道我们的来到，专程邀请我们一行到工地做客，还指定我必须发表讲话。
于是，我们很快又进人了一个中国人的世界。见到墙上贴的中国字就兴奋，更何况一进院子就闻到了中国饭菜的久违香味。假装没闻到，一本正经地热情握手。讲话我是推不掉的了，便对工程技术人员们介绍了历史上中国和伊朗的交往趣事。最后我说，过去中国的史书扎当恿西域的壮举写成“凿通西域”或“凿空西域”，你们倒真是在地下“凿”了。何时凿通，他们的居鲁士会高兴，我们的张赛也会高兴。
伊朗人把中国叫成“秦”，我已拟好了居鲁士大帝的第二道圣谕：“东土秦人，好生了得！〃
张赛则谦恭地回答：“彼此彼此。”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德黑兰，夜宿妞leh 旅馆
荆天棘地
今天离开德黑兰向南进发。
第一站应该到伊斯法罕（Isfaham ） ，第二站到设拉子（ shir 。 ）和波塞波里斯（Pe 、e 卯lis ） ，都是历史文化名城；下一站是向东拐，到克尔曼（Kerman ） ，进入危险地区，一直到札黑丹（z ahedan ） ，乒衬主东就进人巴基斯坦。这一条行车路线，每站之间相隔五百多公里，大多是一天一站，全在伊朗高原上颠簸，其间辛苦可想而知；但焦心的是路途不靖，真不知会遇到什么麻烦。
日前问过一位在伊朗住了很多年的记者，有没有去过克尔曼、札黑丹一带，他的回答是：“这哪里敢呀，土匪出没地带，毫无安全保证。一家公司的几辆汽车被劫持，车上的人纷纷逃走，一位胖子逃不下来，硬是被绑架了整
整三个月。更惨的是一位地质工程师，只是停车散步，被绑架了八个月，他又不懂波其社合，天天在匪徒的驻使下搬武器弹药，最后逃出来时须发全白，神经都有点错乱了。
我问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说是不久前。
开始我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夸张，但读到此间伊朗新闻社的一篇报道，才知道事情确实有点严重。
报道所说的事情发生在今年十一月三日，也就是在二十天之前，地点是札黑丹地区。当地警方获得线索，一些毒品贩子将在某处进行钱物交割，便去捉拿。出动的警察是三十九名，赶到那个地方，果然发现五名毒贩，正待围捕，另一批毒贩正巧赶到，共四十五名。于是，三十九名警察与四十五名毒贩进行战斗，历时两个小时，结果让人瞪目结舌：警察牺牲了整整二十五名，只有四人活着！我和几个同伴反复阅读了那篇报道，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场战斗为何打成这个样子。警察缺少训练，在这些国家是完全有可能的，但那伙毒品贩子也太厉害了。另一篇报道则说，除了毒品贩子，那个地区的匪徒劫持外国人质，索要赎金极高。
现在，我们就在向这个地区进发。
即使终于越过了这个危险地带进人巴基斯坦，那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警告我们，那儿的情况比伊朗更严峻，有很大一部分区域不在政府严密控制之内。
当然，再远的事情更没法想了。例如已有消息，今冬喜马拉雅山雪锁冰封、寸步难行；如果改道继续向东，在云南入境，那么又怎么通过缅甸？连著名的Discov 柳探险队也没有走通，原路而回。
由此想起，我们出发至今，无论是每天的报道还是我的日记，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优”。一是怕给人留下“危言耸听”的印象，二是麻烦未曾解决时不知如何来写，一旦解决了又失去了写的价值。结果给人的感觉是一路上消消停停，轻松自在。其实根本不是刀万回事。到出来才知道，以前旅行时早已习以为常的安全保证和诉求网络，在这些国家大多不存在。像我们这样一个在性质上只属于民间，在形态上却引人注目的车队，不寻求保护很危险，寻求保护更危险。
一些本来很遥远的传媒概念，如“极端主义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反政府武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