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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有些难受，不仅仅因为离别，也因为在Z部Q部这几天我竟然不能回到相距咫尺的家里，竟然不能告诉父亲母亲我就在Z部Q部，而我的父母竟然也在Z部工作，父亲竟然还是Z部的头儿之一，唉，“纪律，是一把刀……”
飞机一上天我就不想了，而且睡着了——这几天折腾得可以。说来也是奇怪，从那天起，一上飞机我就想睡觉，也不管是什么飞机＇奇/书/网…整。理'…提=。供＇。我总是服从自己这个习惯，以至后来睡觉的习惯扩展到车上和船上。
那时侯不是每天都有飞深圳的航班。也许因为航班的原因，也许因为其他的原因，总之我到了白云机场。和以往一样，一个不声不响的司机在等我，看了我一眼后就示意我跟他走。
从黄埔那边走塞车，而且在修广深一级公路，司机说绕一条路，就开上了一条窄窄的年久失修的柏油路，路两边是茂密的芭蕉林。在B市早已是灯火辉煌了，这里天才渐渐有点黑的意思，空气中却早已飘出浓浓的暖意。司机递给我一个报纸包：“最近这条路上有人打劫。”我拆开报纸，果然，是一支六四式手枪，号称在四百米内都可以瞄准射击的家伙。
天边开始燃烧最后的晚霞，车窗前不时掠过煦烂与黑暗交织的树的剪影、房屋的剪影，偶尔还有踏着单车的人的剪影。不知名的树影飞快地从眼前掠过，有时也会经过一个小村镇，于是看见灯光下有许多“风炮补胎”和“生猛海鲜”的白字。我又有些想睡觉了，但是看到那个报纸包……会有人打劫我们？我在暗中摇摇头，拿出两支香烟点燃，塞了一支在司机嘴里。
“多谢。”
“换换吧？”
他想了一下，“好。不要停车。”
我们在路边撒尿，然后上车，车灯象剑一样劈开前面的黑暗，照出一片甘蔗田。
假如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最初执行“特别任务”时的情景，那个词就是“平淡”。我的工作和任何一家公司的小职员没有丝毫区别：送东西、拿东西、接人、送人、开业务会、填各式报表、按上司的吩咐打电话、陪上司出去、偶尔陪人吃饭……这个公司原来属于Z部Q部，后来划归新成立的AQ部，虽然和我们Z部Q部依然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管理渠道和管理方式已经不一样了，明显的区别就是他们似乎有用不完的经费。例如有一次叫我每天1600到天黑“守望”在某个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H大学教授家门口，记下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人去拜访他——我猜那些人是去游说他反对回归吧，我或者在离他家门约两百米处看书，或者就在离他们家门不远处打篮球，口渴的时候只好忍着，假如去售货机买水，无论矿泉水还是可乐都得投进去一个双轮——当时港币和人民币黑市价是一点二五比一，一杯水就是四块！B市的大碗茶可是两分钱管够！
晚上回去猛灌不要钱的功夫茶时，企划部经理把我叫去了：“你怎么才领两百元活动费？不要影响工作哦。给你！”随手扔给我一叠，“老总说过，情报工作不能省钱，因小失大划不来！”后来我忐忑地去找他报销，没有发票嘛，只好逐一列举所有费用请他签字，他看了一眼又皱起眉头：“你这是什么嘛！只用这一点，谁叫你省钱的？——上次我给你多少？”
“一共两千二百。”
他数了几张给我：“打条子！领到特别费五千港币！”
我一年的薪水是两万港纸加贴士，按H市标准属于低层，可是“特别”一星期就是五千，难道詹姆斯邦德那种纸醉金迷、一掷万金的间谍生活不仅仅存在于电影、小说里？
“你颠佬啊！”副总的周秘书，就是在深圳请我吃盒饭的那位小姐白了我一眼，“你想得罪所有人？”
我想她说的有些道理，因为在这里我总是看不到什么友善的目光，不象在学校、在Z部、在偶然经过的部队里，有一种狼和狼在一起的感觉，在这里则好象是狼和狐狸在一起，粗看大家长得差不多，仔细一想别人似乎都用怀疑和提防的目光对着我，包括做杂务的老头，每次我去打水都会发现他瞪着我，我究竟怎么了？我？
“你随和一点点好了，”周秘书说。她似乎是唯一不提防我并且把我当朋友的人，经常开车送我去沙头角中英街买大陆烟，也经常请我吃大排挡。这使我很为难，我薪水很低，每个月除了吃饭之外还要买书，几乎是钱到手就光，吸烟只好吸极其廉价的“大前门”或者“飞马”，往往是站在书店里一遍遍核算下次发薪的天数。吃女人请的饭是我难以接受的，但是动用特别费去请她则更不能接受，幸而因为一次意外结束了我的首次特工经历，否则我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天我挨了很严厉的批评：前一天送资料给某客户的路上看见三个小痞子欺负一个大陆妹，旁边一个大陆仔头上流着血倒在地下，那条小路上的人都低着头匆匆走过。年轻气盛吧，我伸手管了闲事。TM的H市小报不说小痞子不好，反而津津有味地报道某“身材高大孔武有力之青年男子”“袭击”了三位市民，导致他们受伤云云，并说警方正在“缉拿该男子”。所以我的顶头上司找到机会把“该男子”骂了个狗血喷头：“这两天你不能出去！人手越紧张越惹麻烦，你们头脑里怎么都少根弦？万一你受伤或者被打残、打死呢？耽误了送资料的时间呢？遗失了资料文件呢？那个责任你负得起？啊？！”
我悔恨万端地走到公司后花园，就那么往地下一躺，昏昏沉沉地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见两个低低的熟悉的声音：
“……再穷不能穷情报，再苦不能苦间谍！这种工作自有其特殊性！再说，我们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嘛，让他们查好了！”天！是H市分公司董事长！原来的J省公司董事长，总部常务董事，大人物啊！
“也不光是经济，还有……”声音很低，但我已经听出是人事副总的声音。
“哼！醉翁之意，我看还是上次……”董事长很气愤。
“……我看还是过去吧，迟则不及。夫人、几位公子还有小公子我都安排好了，后天U国助理国务卿访问，CIA副头儿随访，肯定会问起这件事，我看……”
我等他们离开很久才浑身冰凉地站了起来。
“你要到哪里去？”企划部经理对我厉声喝道。
“少管！那种人死了算除害！”
几个人死拉活拽把我推进值班室，并且搜走了我的空注射器。
“你疯了？三个年轻人同时死于心脏病，你以为皇家警察都是猪？——明天一早回你部里报到去！”
副总经理的头伸了进来，把我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打量了一会儿，把企划部经理叫了出去。过了一会儿企划部经理带着医生进来了，量量体温测测脉搏，最后给了我一粒绿色胶囊叫我吞下去：“睡一觉，明天就好了——在这里太紧张，明天回去休整一段时间吧。”
我累了，想睡，但是睡不着，因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就是不对劲……“睡一觉，明天就好了，”不，不能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跳了起来：医生的话暗示我吃的是镇静药或者是安眠药，可是他们应该知道我经受过药物对抗训练，镇静药和安眠药对我根本没有作用，那么，他们给我吃的是什么？？？
我大量地不停地喝水，直到几乎呕吐，然后头朝下趴在床上开始无声地呕吐，直到吐出那粒胶囊。我收拾好现场，用防水纸和塑料膜把胶囊包好，装在牙膏后部，然后在我的一本书上做了点手脚，这时天已经亮了。
“走吧，民航中转航班八十分钟后起飞，你的箱子、提箱都理好了。”经理似乎忘了昨天的不愉快。
“好。”我当着他的面刷牙、洗脸，然后把盥洗用具装起来，“拜托，那本书。”他翻了一下，“好书。”帮我放进提箱。当我要拿桌上的香烟时被他拦住了：“你箱子里有，包里也有。快走吧。”
我又上了飞机，而且是前面的头等舱，和信使坐在一起。空姐拿来毯子盖住了我的膝盖腿脚，我调好座位一如既往地开始睡觉，同时计划两个小时后醒来。
两台罗尔斯罗伊斯涡流发动机推动这只巨大的钢鸟在启德机场斜斜地飞了起来。
第七章 无
我在自己规定的时间醒来，然后在洗手间吞下了原来撒在书里的火药。果然，下飞机时空姐关切地问我是不是不舒服，人丛中也投过来几道似乎是好奇的目光，我脸色苍白冷汗淋漓的样子会让一些人感到满意吧，我想。
那以后的一个星期我在一所不起眼的小院子里度过，老女人和大白脸先来，然后是医生，然后是各式各样穿军装穿便服的人，反反复复地讯问我，一而在再而三地要我写各种材料，当然绝对限制出入，和外界也没有丝毫联系，没有电话，没有报纸，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只有几件事说明我不是囚犯：时时有医生来关心我的身体、警卫战士对我很客气、伙食很好而且还提供好香烟、讯问我的人来时和走时都和我握手——最后一件是老李和射击教员来接我回学校，并且带来了我装满子弹的手枪。
我象一只在大树上蹦蹦跳跳的小鸟，被赶出去飞了一圈又飞回来了。每天照例0530开始训练，0630坐在食堂里闻着蒸笼和木锅盖的味道，喝大米粥，吞馒头，吃着腌大头菜和一个咸鸡蛋，隔一天吃一次油炸花生米和半碟香肠；每天1830坐在同样的地方喝大米粥，吞猪肉粉条包子，吃着肉片煮大白菜和洋葱炒肉丝，晚饭后痛痛快快打一场篮球再去洗澡洗衣服，和师兄们嘻嘻哈哈……只是不能象以前那样站在雪地里“哗”的一声往头上倒一桶凉水，然后一边怪叫着一边拼命地用毛巾在身上乱擦，因为就在我住的一楼，原来放被服杂物什么的那一侧，现在住进了九个女学员。女学员……我想起了周秘书，弹力衫后面有着丰满胸膛的周秘书，玛丽莲梦露也罢香港的叶什么也罢，周秘书那个才是近在咫尺的“真家伙”——她是不是跟着副总经理跑了呢？
“跑了！都跑了！”老女人从牙齿缝里恶狠狠地挤出这些字句，“尽管你假装中毒瞒过了他们，但是‘那边’不相信我们！乔老爷还要了解、调查、核实！核实 *** 头！等你核实了，人家也没影子了！老头子气得拍桌子！——老头子年纪大了，想少管点事，可是大事还非得老头子拿主意，尤其是咱们军内的事”
我只能听着，不只是因为我不敢议论老头子、乔老爷，主要是因为我害怕老女人，据说她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找老头子，也据说连大白脸都不敢在他面前 *** 。
“你不错。我没有看错你。”老女人在小径上停住了脚步，冷酷的脸上似乎叛逃出一丝人性，天！她居然会笑！“你和我儿子一样大……二十岁，就已经是上尉了，你不错。我没有看错你。”她整理了一下我的新肩章，“没让你当教授，这次又差点被毒死，还怪我吗？”
“阿姨……”
冬日的夕阳映在她脸上，岁月给中国军事情报部门的这位传奇人物留下了一些往日的风韵：“我进这个门的时候比你大一岁，当时的副部长只对我说了一句：‘党要你干，不干也得干！’”
我浑身一颤。
老女人点点头，“孩子，以后你也会坐在这个位子上，那时别忘了对女孩子温柔点，别学你老爷子当年那样，也别学我……”
老女人走了，给我留下了上尉军衔和一等功证书，给学校留下了更多的经费、更新的设备、设施。食堂、宿舍也装修过了，连区队炊事班去买菜也有专门的半吨货车了。不知什么时候起小道消息开始流传：某个中央一级的干部，统战和情报工作的高级负责人带着一伙人和全家统统跑到某国去了，要不是有一位身经百战的高级军事情报员牺牲了自己生命向总部发出报警信号，我军在H市周围最新的空海军和导弹部队的大量情报就要全部落到M国人手中，H市的回归就要麻烦了。传到后来甚至说，叛徒们准备把情报员扔进大海，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搏斗，身负重伤的情报员跳海逃脱，在深圳海滩上对武警说了“立即报告小平同志”后就壮烈牺牲……
老李面无表情地看看我，我也面无表情地看看他。
没有人问过我这段时间去了哪里，也没有人问过我立功和提前授衔的具体原因。
点射，点射，点射……，打空一个弹夹后我把击发装置拨到单发，身体有节奏地随着枪声晃动，体味着人枪合一的感觉，这已经不是射击练习，已经是一种享受。我朝管理军士笑了笑，拿出了手枪，示意把胸环靶牵到七十米距离。
“斯巴达，手没有生啊。”老周——射击教员也要求我象喊老李那样喊他——有点疑惑，“你有地方练手？”
我点头：“我想。”这是我的新练法，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