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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个月后的一天，老板突然宣布晋升我为生产处主管，这是连升三级的破格提升。年少气盛的我当时笑得十分灿烂，以致完全忽略了周遭一双双妒忌的目光，还有李经理那怪怪的神情。
后来有人告诉我，李经理曾向老板提出反对破格提升我的意见，说我无论经验或技术都不足以胜
任。我听后当即“哼”了一声，说：“我会让某些人知道老板的决定绝对没错！”
我决心把新官上任的“三把火”点亮半边天。连续加班了一星期，我重新做了一个从接订单、买原料、排期生产、订车出货的流程。那天深夜，当我终于做完这更符合管理学原理的流程时，我兴奋得几乎失眠。
但刚开始执行就出现了问题。这天一上班，李经理拿了几个有问题的手套摔在我面前：“这就是你的新改革出的好玩意儿？”
我立刻跑到车间追查原因，原来一个缝纫组组长带头违反了新规程。我耐心地指了出来，她却嘟哝着说：“什么新改革，我那样做的时候你还没来呢！”
怒从心头起，我一拍桌子指着她声色俱厉地大骂：“在我面前倚老卖老！我告诉你我最讨厌这样的人！”她辩解一两句后泪水一下子决堤了。
下午，我被叫到了李经理的面前。他盯着我看了一会，然后问：“我就那么说你一句，你就找人出气，把一个老员工骂哭了！”我知道有人添油加醋地告状了。我理直气壮地把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还顶了一句：“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公司利益！况且我是你的中层干部，你是相信我还是相信他们？”
他没问了，沉默地盯着我看了数秒便无力地挥挥手让我走了。我有点得意地踱了回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虽赢得了这场争论，我却失去了很多。
杨经理因管理得有声有色，效益显著，老板越来越看重他。给了他一个独立的办公室，而地位比他高的李经理还在与几个人集体办公。每当我与杨经理谈笑风生时，李经理的眼光便如芒刺一样在背后盯着我。这时我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便更加我行我素。
但以后我开展工作，明显觉得李经理在处处制约我。有时我请教他一些技术问题，他总以嘲笑的口吻说：“你去问杨经理啦！”
那年年终，工厂决定12月28日以后停工盘点。28日一大早，裁剪组的人来向我投诉说缝纫组提前不接货了。我过去一看，缝纫组副主管说其生产线已盘点完毕，不干了。我不由火冒三丈：“你要么收货继续生产，要么你收拾行李走人！”他一扭头竟不睬不理地走开了。
我带着快气炸的肺找李经理要求炒掉这目无公司纪律的副主管。李经理却慢条斯理地说：“没那么严重吧，大过年怎么可以炒人呢？”走出办公室，我知道这次言出而无法执行，我的威信算完了。
果然，新年之后我命令下属做什么，他们再也不像以前那么听使唤了。他们的消极怠工使我的职责范围内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失误，老板对我的脸色也不再那么好看了。
这年4月，李经理被调往江苏新厂任经理。我长舒一口气，心想终于落得个清静了！哪知他走后两天，老板找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怎么搞的，上司离任述职时还历数你的罪状……”我的心一下黯淡了许多。
在杨经理升任总经理，成了我的新上司。他也实在器重我，让我参与管理全厂的许多事务。我们常一起加班到凌晨二三点，然后一起吃夜宵侃大山。我浑身又像灌注了用不完的劲。
在他的支持下，我更全力地推行新生产改革。然而，由于这要求工人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更因为长期以来与下属的龃龉，改革计划仍是阻力重重。杨总支持我开了几次“杀戒”——炒了几个人的鱿鱼。员工表面倒是依顺了些，背后却渐传出我是“小人得志”、“暴君”的叫骂声。
6月份老板要从台湾回来年中检查。5月份起整整一个月，杨总又让我与他天天加班到凌晨，准备那数十页的报表。
开汇报那天，杨总让我向管理层通报公司情况。也许是连日的疲劳，我竟接连说错了两组数据。老板粗暴地打断我，指着我的鼻子高声骂道：“你长的是什么脑子？怎么做事越来越差！”而这时，许多同事眼中分明浮出了幸灾乐祸的笑意。
我冲到洗手间，委屈的泪水滂沱而下：我为谁辛苦为谁忙？到头来只落得一场臭骂！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我向杨总递交了辞职信。他极力挽留我，并推心置腹地和我谈了许久。
然而信心已碎的我哪里还听得进？我背起行囊开始浪迹天涯……
我独自流浪了一年多。
终于有一天，东海之滨喷薄而出的骄阳重新燃起了我的信心和勇气。
我又回到了南方，这次我选择了深圳。我隐去自己的大学生身份，在一家知名的民营企业中谋得一个生产工的职位。以后便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了3年，今天我终于稳健地坐上了销售部总经理的位置。
回首我第一次上路的日子，那重重摔倒的伤口仍让我隐隐作痛：假如我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和别人，谦虚谨慎，不那么张狂；假如我能对培养过我的李经理在人格上多多尊重一些，在工作上多支持些；假如我在处理与同事乃至上级的关系上，不亲一个、疏一个；假如我能方圆相济地处理下属中出现的问题，不那么专横跋扈；假如我能把目光放长远些不与老板赌一时之气……也许就不会有后来许多的受挫。
好在，我把生活给我的教训铺在了前进的路上。
（本文作者：黄知子）
第四章香港老板让我懂得怎样打工
“每天都有人在扔出‘香蕉皮’让别人去踩，也总会有一些企业会踩着别人扔出的‘香蕉皮’。我不能去踩别人扔出的‘香蕉皮’，我们不能重复别人的错误……”
你为什么不会
老板姓成，大家按香港企业的称谓习惯称呼他成先生。成先生有过很长一段留学日本的经历，所以，在工作中总是有条不紊，工作作风严谨。尽管我从没计算过自己的工作量，然而我总感觉，如果按照成先生的要求，那么在铁定的8小时工作时间，我必须像一匹马般始终保持着“奔跑”的速度，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而且当天的工作必须当天完成，且必须将自己当天的工作实绩通报给部门主管。
刚进公司时我以为自己掌握的知识已足可应付工作。然而我发觉，面对成先生不断布置的工作，如果不学习，我也会被淘汰。认识到这点，缘于一件小事：某天快下班时，成先生从香港打来电话，吩附我将本部门的信息迅速汇总整理成文档并通过E—mail传送给他。当我用最快的速度将相关信息输入电脑后，傻眼了，我还没有发过E—mail。这种小事换在其他公司，找个懂电脑的同事帮助一下就0K了。在这里我却不好请人帮，所有的同事都在忙碌，帮助我就意味着他们在下班后得继续留下来干自己的工作。于是我只好找出自备的书籍，像盲人走路般摸一步，走一步。当我总算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发送完最后一篇文档，才发现食堂阿姨送来的面早已成了烂糊面。而自己在凉风习习的空调办公室里也已汗流浃背。后来在工作例会上，部门主管为了夸我工作认真，将我“临时抱佛脚”的事讲了出来，我原以为成先生会给我几句夸奖，没想到成先生转身问我：“别人会的你为什么不会？”
互相帮助惹风波
我的同事来自全国各地，大家很友好。然而，有一次同事间的互相帮助却惹起风波，留给我长久的思索。
美丽的同事吕小姐人缘很好，任职于公司计算机统计部。一次因为复印机出了点小问题，忙了一小时也没有解决，同事小张见状主动放下手中的工作帮助吕小姐解决了问题。冷眼旁观的成先生将两人叫进办公室，一小时后吕小姐哭哭啼啼地走了出来，小张低着头一声不吭坐回办公桌前。后来我了解到成先生问话的内容。
成先生问吕小姐：“为什么你不能独自处理自己工作中的问题？”
成先生问小张：“为什么你要放下自己的工作去做不是你工作范围的事？”
某天，在工作前30分钟的例会上成先生提出了自己批评的理由：“工作中的协调是必须的。我不希望我的手下毫无人情味。但是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出了问题而需要别人的帮助，那就是在浪费另一位同事的时间，也就是在浪费我的钱！如果一位同事不断有时间去帮助别人，那就提醒我要增加这位同事的工作，同时对他完成工作的效率和质量要进行一次评估……”
后来我发现吕小姐在废寝忘食地“啃”复印机维修指南，而小张的工作更忙了，但薪水标准却依然如故。
不能去踩香蕉皮
在某次会议上，公司一个部门需要与外界联络，有关人员提出工作烟的报销问题。成先生一口否决。有关人员提出“烟能通路”，老板却说：“为什么内地需要靠敬烟才能联络工作？香港也有抽烟的，但绝不会在联络工作中给别人敬烟，相反在跨人其他公司时会主动消除自己身上的烟味，就是为了能以一个健康的形象去与客户交流……”工作烟的提议最终被否决，但同仁们依旧为完成自己的任务自掏腰包去买烟。
成先生对我们要求虽然严格，可是为了联络感情，提高工作积极性，我们也经常也会得到港方老板的私人邀请，或在宾馆，或在某家特色菜馆，或到食堂增加几个菜小聚一番。每次吃饭我们又能见到成先生平易近人的一面，也常听到他关于企业经营的一些妙语。
有一次成先生问我们：“香港每天有很多企业破产，你们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回答。成先生对我们说：“这是因为每天都有人在扔出‘香蕉皮’让别人去踩，也总会有一些企业会踩着别人扔出的‘香蕉皮’。我不能去踩别人扔出的‘香蕉皮’，我们不能重复别人的错误……”
我曾在国有企业“混”过日子，也在个体企业中得过且过。但为香港老板打工却留给我这么多思索，让我觉得似乎还有很多东西在延伸。
（本文作者：尹学兵）
第四章被踢出来的钢琴家
对我来说做钢琴家不单是生存而已，要成功这就要求必须有坚韧不拔的求生欲望和内心深处的动力。
在我小时候，大家从来没有说过我是个天才儿童，特别有意思，从来没有人看好过孔祥东有一天能成为钢琴家，“钢琴家孔祥东”这六个字能放在一起——没有人。但是，这个梦想始终伴随着我的奋斗。我是每天在做梦，真的，我可以说在中学里，吃饭的时候，都要想一想，哪一天我参加国际比赛，走上舞台的感觉，我每天都有这种幻想。我记得在初一的时候，走在南京路上，落人人海当中，我望望身边的人群，心想哪一天我能脱颖而出，能成为一个自己特别想成为的人。我在那个阶段是一个特别没有自信的人，我想也许是我家庭的关系，我父母离异，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心理负担，但我妈妈对我来说是一种强大的支持，在父亲方面从来没有得到过强大有力的支持。一直到我14岁，才碰到范大雷老师，那就感觉是在人生的道路上，出现了一丝曙光。
我是从5岁开始练琴，但这一段练是属于相当被动的，是完全被动的状态，我从来没有被学院重视过，班里8个钢琴学生我排第六个。我对自己从来没有信心，平时练的百分之百，上台就打六五折扣。小时候我是个顽皮的孩子，练琴时也做过把戏，闹钟拨快十分钟，半小时里去五六次小便的事常有。
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做的纸板琴键，我在纸板琴键上练钢琴，家里有钢琴不能用，因为如果邻居听到的话，就要告诉居委会、派出所。大冬天家里什么暖气也没有，上海特别冷，家里是潮湿的，冬天把纸板铺在地板上，然后穿得很多很厚，戴着妈妈做的手套，把前面剪掉，肚里装着盛着热水的大瓶子练琴，而夏天却很热，没有风扇。那时我练琴的指法不对，妈妈就用针扎。后来妈妈谈到这件事，心疼地说：如果早知道你会有今天的成绩，当年不该对你太狠了。我却说，如果不是我小时候你对我狠，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成绩了。
我是范大雷老师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我的母亲一样，有过同样的期待，他的父亲曾是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主任，叫范济生，他本人是家中的长子，琴弹得非常的不错，但是很怯场，没有一种强胜的心理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