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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懂得物理吗？或者历史？”
“什么都不知道，老伯。”
“会计呢？法律如何？”
大仲马满脸通红，第一次知道自己太不行了，便说：“我真惭愧，现在我一定要努力补救我的这些不行。我相信不久之后，我一定会给老伯一个满意的答复。”
他父亲的朋友对他说：“可是，你要生活啊！将你的住处留在这张纸上吧。”
大仲马无可奈何地写下了他的住址。他父亲的朋友叫着说：“你终究有一样长处，你的名字写得很好呀！”
你看，大仲马在成名前，也曾有过自己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的时候。然而，他父亲的朋友，却发现了他的一个看起来并不是什么优点的优点——把名字写得很好。
把名字写得好，也许你对此不屑一顾：这算什么！然而，不管这个优点有多么“小”，但它毕竟是个优点。你便以此为基地，扩大你的优点范围。名字能写好，字也就能写好，字能写好，文章为什么就不能写好？
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不自信的人，切不可把优点的标准定得过高，而对自身的优点视而不见。你不要死盯着自己学习不好、没钱、相貌不佳等等不足的一面，你还应看到自己身体好、会唱歌、字写得好等等不被外人和自己发现或承认的优点。
你不会“一无是处”。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潜藏着独特的天赋，这种天赋就像金矿一样埋藏在我们平淡无奇的生命中。那些总在羡慕别人而认为自己一无是处的人，是永远挖掘不到自身的金矿的。
（本文作者：肖峰）
第四章轮椅上的两天
形式上的帮助往往是一种负担和压力，我们更应该为他们独立生活创造条件，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常人无异，让他们在心灵上也能和我们站在同一高度。
那是1995年的春天，我刚进入中央电视台不久，我们节目组策划了一个专题节目——体验，就是让十种角色进入另一种角色的生活。第一期节目的选题定为“轮椅上的两天”，由我扮演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人，坐在轮椅上走进另一种生活状态，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非常体验。
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残疾人，我专门到北京残疾人康复中心，向医护人员学习了轮椅的用法及残疾人的一些其他生活技能，并且从前一天起，我便穿上了一双袜套，坐在轮椅上，提前进入了角色。为了能真实地反映出残疾人的生活状态，导演还特意嘱咐我，不要化妆、不要穿色彩艳丽的衣服，要尽可能显得普通一些。
起初，我以为能帮助残疾人的人一定很少，肯定有很多人会用歧视的眼光看待残疾人。但当我经过了电影院、商场、电话亭等公共场所以后，我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轮椅陷入坑里时，会有人帮你推出；在商场购物，高处物品够不着时，也会有很多人帮你取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我坐在轮椅上准备打车时，本以为司机会认为残疾人很麻烦，不愿意拉载，可当我挥手后第一辆车就停了下来。司机见我上车非常不方便，就一边笑着说：“我知道这样不合适，但也只能这样了。”一边将我抱上了车。
平时，我们总说世风日下，爱心太少。通过这次体验，我却感觉到现实生活中真正富有爱心的人是很多很多的，至少在残疾人遇到困难时，不再像前些年那样会有很多人幸灾乐祸地围观，这一点说明了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随着社会的发展还是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他人不断的无私的帮助对我却产生了越来越沉重的压力，体验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厌烦别人帮助的感觉，面对一双双热情之后想说：“不用，不用！”但是没有别人的帮助，有许多事，像过天桥、上台阶等我根本无法独立完成。
在那两天里我想我是真正走进了残疾人的内心，真正地理解了他们。作为一个残疾人，他们确实需要人们帮助，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更需要一种平等的感觉，他们更希望自己也能和健全人一样去完成他想要做的事情，如果不断地接受别人的帮助，会使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对社会无用的人，真的是一个废人。长此以往，思想上的压力更大于他肉体上的痛苦。
史铁生曾对我说：“十厘米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珠穆朗玛峰，所以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其实我们更愿意自己去做，这个社会应该提供足够的便利条件，让我们尽可能地独立生活，而不要造成台阶后，再来两个人把我们搬上台阶或扶上台阶，那么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无能的、无用的。如果在有台阶的地方能修一个斜坡。那么残疾人就能够自己上去，而不必让人去帮助，这样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和其他健全人没什么两样。”
康复中心的一位医生说，几乎每一个坐上轮椅的人都想到过自杀。我原以为他们是因肢体残缺，不再健康美丽，而不敢面对生活的，只要我们大家不再以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我们大家肯热情地帮助他们，他们就会坚强起来。但是当我自己真正置身于他们的行列时，我却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形式上的帮助往往又是一种负担和压力，我们更应该为他们独立生活创造条件，让他们觉得自己和常人无异，让他们在心灵上也能和我们站在同一高度。
因为平等才是最重要的！
（本文作者：整理文中子叶风）
第四章我在传呼台接送爱
家就是你半夜不归时那盏常明的灯，到子就是守在电话旁呼你归来的人。
高中毕业的我，一个偶然的机会走进一家寻呼台的大门，成为一个寻呼小姐。这是一个听声而不见人的职业，因为需要倒班，有时我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有时又是踏着午夜零点的钟声端坐在工作台前。
虽然是看不见的无线电波连着世界，世界也常在我们的眼前展现它丰富多彩的一面。除夕夜，传呼台接送千万条新年祝福的信息，让人感到生活是那样祥和；中秋晚，千里寄相思的亲情呼唤，使人觉得在这匆忙的世界还有很多人停下奔波的脚步，渴望亲人的团圆恋人的相聚……
现在只想说那一个被感动的夜晚。每天夜晚的10点左右，都是寻呼的一个小小高潮，那些呼唤丈夫回家的信息接连不断。那天恰是10点钟，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传来，“请呼……”“传呼内容？”“不要再喝酒了，记住医生的话！”10点半，又是这一个呼号，传呼内容是：“该休息了，别忘了明天出发，请速回家！”这个呼号第三次被呼叫时，进针正指向12点，那位心情急切的妻子的声音一传过来，我就知道了她要呼的号。对方声音还是那么轻柔甚至有些纤弱，想象得出这是一个贤惠善良的女人。只是这时，她的声音明显多了些困倦和焦急，更埋藏着深深的无奈和幽怨。她说完那个传呼号，要传呼的内容是：“我爱你，我在等你，请速回家！”
我清楚地记住了这个发自同一个女人的三次不同的寻呼。第二天，当与男友约会时，我禁不住问他：“你说，家是什么？妻子是什么？”男友一时莫名其妙，云里雾里望着我。没等他回答，我接着说：“记住，家就是你半夜不归时那盏常明的灯，妻子就是守在电话旁呼你归来的人。”我多么希望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不要成为妻子深夜中的牵挂和思念。静谧的夜晚，应该是夫妻相守的温馨时分啊。
（本文作者：李雯）
第四章踏平坎坷成大道
为了寻找创作环境，我四处漂泊，像雁一样两地奔波，一路辛劳。在夜夜梦寻故乡的旅途上，我知道我早已没有证明我是故土生民的一纸文凭，但我身上流淌着她远古的血，无论我漂向何方……
在旅途上漂泊的人，每一处可以喘几口粗气、打几个盹的地方都是家。而当我们终于到达新的站点回望时，才知家是灵与肉都可以安放的地方，而我这30年来每一处的停落都不是家——包括我充满酸楚荆棘密布的出生地。
1982年，爹在修“红旗堰”（70年代开始修，人力物力耗资数亿，却半途而废，在四川省天全县境内）。家家屋里穷得揭不开锅，娘从她姐妹中“化缘”求米，想让我读完全区第一届“重点班”。奶奶每隔三日便将瓜果蔬菜背至学校，低价给我换伙食费，10里山路啊，我怎么忍心呢？书不读了，回家种地。
就在这衣食不全的山沟里，我竟疯狂地迷上了绘画，而这贫瘠的故土无法承载一个山村少年五彩斑斓的梦想，预示着我的前路必定是灵与肉的漂泊。
初踏打工
1983年，早就辍学的我，被县里叫去与县领导一道去省城参加“四川省中小学中师师生美术作品展”。我把伙食补助节约下来买了两本画册，每翻一页都有一股激动，常常按捺不住拿笔即画，甚至吃完饭也要用剩汤残羹在破桌上画一幅。只要空闲便跑去邻乡背河沙卖给工程队，每立方3元，一天可以挣6到8毛钱，这些钱我一分也舍不得花，积攒下来，成了我以后去参加展览的路费。农村业余作者是没有单位报销路费的，看着血汗钱都被我“洒在路上”，爹认为生养我是他一生的错。他恼怒地把我就地取材刻制的石板画全都捣毁了，叫我别在他锅里蝴口。我无言以对。艺术在温饱尚未解决的山村里是没有出路的。我脑子很乱。那时候我常独自一人蹲在后山巨石上，石雕一样，蹲着蹲着，太阳出来又落下，大雨淋过，大风又吹……
1985年，县文化部门办展览到乡下收稿，我给他们说，我不敢再画了。来人知道乡下的难处，便通过朋友介绍我到县水泥厂的外地施工队打杂，当小工每天3元，包吃包住。我瘦弱，可以想象，体重40公斤的人担着数倍于自己体重的沙石水泥浆，摇摇晃晃地穿行于简易脚手架上的样子，稍有闪失就将不复存在。我在那段日子的业余作品后来陆续参加市区美展，并大都得以发表。离市里不远，有机会开始为地区报刊画插图。不久，建筑队完工解散，我重又回到我的山村。
物竞天择我做异乡人
回乡后我被看成是“见过世面”的人，不足18岁就被村里选为村官兼生产队长，是上级的“培养对象”。然而我的心里压根儿不想这些。我心中似有干山万壑。严酷的现实和我内心的文化需求矛盾日益尖锐。生活的重压，父辈的指责，家庭的破败，使我终日感到生不如死。死都不怕的人还怕什么呢？终因思想歪，狂放不羁不适合培养。爹每逢便骂“金碗都被我硒烂，还有脸在家丢人现眼。”
为此，我躲进大山里。我想像“祖先”一样生活，是否可以重塑一个“我”呢？什么也不想吧！不想就心安理得，慢慢就适应了。
大雪封山的寒冬腊月，正是砍荒植树的时节，我通过熟人在林业员那儿弄来了一些造林指标，便和弟弟用三尺长柄的大砍刀砍荒植树。每日一身潮汗湿，晚上睡在简易草棚里，第二天头上尽是白霜。就这样日夜狂砍满山荆棘，把淤积于胸的牛劲发泄在冷酷寒寂的荒野。砍去荆棘丛栽上杉树，握着锋利的砍刀，我希望能在冥冥之中劈开布满棘刺的人生走出一条路来。整整与世隔离的三个月，我们兄弟被荆棘划得体无完肤，经历着雪与霜的冶炼。我冷静地思考，我不能在这里呆了，我要到外面去。
朝着皇城走
1989年年关，正是出外人归乡的时候，我出门了，向着北京。
通过亲戚介绍，我去铁道部十六局第五工程处做临时工。工程处是搞建筑的，干体力活基本上是以貌取人，看块头大小卖力气，日工资5元至6元不等。我个小瘦弱，常做查漏补缺的料，抽来调去干杂活。最后一段时间我被抽去四处在北京西单修地铁。我们常常深夜坐着敞篷车从西单经天安门去朝阳区的住处。
白天是禁止卡车载人经过长安街的，凌晨时无其他车辆，开车的山东司机撒野一般把车开得风驰电掣。十里长安街一过，会把耳朵冻得碰丢了也不知道。后来工程少，单位精简，其时我又不争气地被电钻卡伤，只有被裁员的份儿。最后一次从长安街上驶过时，我仿佛看到一块招牌上有“天全”二字。我是天全人，吵着下车去会老乡，司机跑了很远才停下车。我独个在街上寻找，待我筋疲力尽找到印象中的门店前坐下，店门早关，招牌背放着，我翻过来一看竟是“全天营业”，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北京没法混了，偌大的皇城并不收留我。
1990年12月，我准备去唐山找十六局我认识的广西朋友。离开北京时，为节约盘缠，我不敢住旅店，而是寻找到一个一米高的下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