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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也这么说，就好像根本不怕因此失去他似的。甚至于有时候我都是故意这么说，看看他会不会就这样离开我，但是他没有，一次、两次，我想是因为舍不得我，但说得多了，他还是不以为然，我就觉得他是从心里已经认定了我们俩就这样，所以无论我说什么也没有用，对于他来说，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们没有爱得死去活来，但是也没有分道扬镳，这就是事实。现在我已经不这么说了，我懒得讨论我们俩的关系。
我们分吃一只柚子，她把果粒剥得干干净净、晶莹剔透，吃得分外小心，说话的时候眼睛并不看我。我不由猜想，这个女孩拥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她对于精致的日子和细致的感受的追求无处不体现。
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也好几年了，但是我不想结婚。我觉得我对他的爱没有强烈到要嫁给他。我想我没有遇到有足够吸引力的人，所以就没有离开他。其实我的男朋友是有恩于我的。这就要从我的初恋说起。那段恋爱很不成功，我一直觉得那时候的失败对我的影响是很难估量的。在我现在的男朋友之前，我曾经喜欢过一个人，说起来简直就是不顾一切。那时我刚到北京。
陈英似乎很抱歉似的看看我，有一丝不易觉察的不好意思。
我忘了告诉你，我是石家庄人。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住的房子是和我妈妈的一个朋友借来的。你想象一下我当时的情况，几乎可以说是举目无亲，我一直想到报社或者杂志社工作，当时做公司职员是我非常不情愿的。一个人。，孤单日子和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我当时的心情也挺灰暗。遇到他，他就成了我的一切。现在想起来，他应该是我的一个寄托吧，毕竟有一个人爱着，隐隐约约地也就有了一种说不出来是什么的希望，很朦胧也很美好。如果那时候他说他娶我，我就一定会嫁给他，因为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方式能让我的生活更有色彩。那时候的我跟现在的我不一样，没有主见也害怕独自面对生活。所以他就是我的全部。有一个词叫做“占领”，用在我们之间并不夸张，当然主要是他占领我。可是突然有一天，他说不行了，我们只能做好朋友。我说我做不到，当时的我的确是做不到。你想想，一对相爱的人，没有任何明显的矛盾，没有能说服对方的理由，昨天还甜甜蜜蜜，今天突然就说从此要成为路人了，是不是很难让人一下子接受？而且，我是一心一意地爱他，憧憬着和他一起生活。爱和不爱，怎么能是这么简单就说得清楚的呢？但是，任何一桩恋情都必须是双向的，就好比两个人合伙做一件事，有一方不肯合作了，那么另一个怎么努力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不明白这些，我就是要挽救我们的关系，我自己都想不清楚怎么就会那么爱他，爱到了根本不能容忍没有他一起生活，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无所不用其极。那段时间我一直在表达我是多么爱他。然而他和我的反应完全不同。我呼他，他不回；打他的手机，他不开机；我到他家门口等，他不回家。我真的绝望了。当时他的姐姐就和我住在一套房子里，她常常带来他的消息，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他。我的心情特别矛盾，想知道他的事情，心里又难受，不打听吧，又忍不住。我变得有点儿喜怒无常，动不动就会哭起来。就这么自己折磨自己。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那恐怕是我的经历中最黯淡的日子。
陈英陷入了沉默。我示意她喝一点果汁。她默默地端起杯子，一小口、一小口十分缓慢地喝着。房间里非常安静，甚至可以听到采访机悠悠转动的细小的摩擦声。这样过了大约有五、六分钟，陈英放下杯子，整理一下随意落在肩头的长发，仿佛同时也整理了自己的心绪。然后，继续讲话。
我生了一场很重的病，接着就失去了工作。我就靠着一点微薄的积蓄混日子。那时他姐姐搬走了。这样一个孤独的机会，我现在的男朋友守在我身边，真的是默默地为我做一切事情。我的情绪极其不稳定，骂他，赶他走，他都不和我计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对他那么不好，有时候回想起来，我觉得是因为我已经对所谓爱情非常失望了，反正也没指望再有什么新的开始，一切就随他去吧。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那么能容忍我，随便我怎么欺负他。后来我们俩好了，我问过他，他说因为他爱我，所以我怎么样他都不会在乎。我也跟别的朋友交流过类似的问题，我发现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男人爱上一个女人，就会非常宽容，对女人的，小脾气呀、，小心眼儿呀，都无所谓；女人和男人正好相反，女人爱上一个男人，越是爱得深就会越挑剔、越细致、越疑神疑鬼，而且会反复要求男人证明同样多地爱她，否则就会不平衡。
后来我病好了，他就带着我到处去面试，找工作。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找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他也非常留心，只要有做编辑记者的工作就督促我准备个人材料，给我打气，甚至于这样的次数多了，我自己都变得很疲惫，他还是一个劲儿地鼓励我，直到我到现在这家杂志社，做了编辑。我知道他做这一切就是因为喜欢我，你说我还能拒绝他吗？我们就顺理成章，也确定了关系。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再也不可能有从前那么大劲儿用在他身上。
陈英把一块已经被揉搓了不知多少遍的抽子皮扔在脚下的报纸上，从侧面看去，她的眼里有闪烁的泪光。
我常常想，是不是我的第一次恋爱已经让我耗尽了所有的爱一个人的力量，是不是我从那一回开始就已经不会再全身心地爱一个人了？我想不明白。但是我很清楚，我从来就没有忘我地爱过我现在的男朋友，尽管我们跟所有那些准备结婚的恋人一样过着亲密的生活，就像夫妻一样。我没有办法让他明白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所以可能我变得挺不可理喻吧。也可能是因为心里知道他不是我最爱的人，甚至以为即使他离开我，我也不会太难过，所以才自认为可以随便怎么样对他，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比如有时候，我想看录像，他想休息，我就赶他走；有时候他不在，而我忽然就很希望他在，我就打电话找他，说你必须现在就来，我记得曾经有过这么一次，他说现在是半夜里呀，我说我才不管呢，你不来我就坐在楼门口等。我自己也知道我不讲理，甚至可以说是跋扈。但是没办法，到时候我就控制不了自己。我说不清楚，挑剔和折腾他也许就是因为对现在的状态不满意吧，又不能直说你为什么不是那个让我不计代价跟你走的人。
陈英停下来用征询的眼光看着我，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表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只好用同样的目光看着她。她非常善解人意地对我点点头，兀自说下去。
其实我也不是想听你怎么评价我这种行为，有好多朋友都觉得我这样有点儿病态，我没法跟她们讲我的理由，讲了她们也不会理解。但是我看了你的采访录，特别是你写的那个挑剔丈夫、一而再、再而三地离家出走的女人的状态，我就觉得特别理解她，也觉得你一定能理解我。而且我很庆幸我还没有结婚，假如我现在的一切感受都是在婚后，那么我恐怕比那个女人还要极端，真的，我自己知道。前一阵子因为一笔生意，他几乎投入了所有的钱，其中也有我一部分。有一天我出去采访，回来特别累，身上的钱花光了，让他和我一起出去吃饭，他说他只剩20多块钱了。我气急了，就骂他没用。我说你可真有本事啊，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养活自己还不难，现在跟了你，连一顿饭都吃不上了。那天他一声不吭地走了。我知道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事后想起来，其实我也明白，合同一签下来我们就有钱了，这一天恰好窘住了也只是一个巧合，我急了并不是因为钱，关键就在于我心里知道他就不是那个让我喝凉水、饿肚子也愿意在一起的人。所以我没法说服自己去结婚。
我现在住的房子是我自己租的，条件不太好，但是至少它是属于我个人的空间。我男朋友家里有房子，而且他家也在催我们差不多就结婚吧，但是我一直没做这样的决定。我曾经跟他说过，即使我们真的结婚了，住到他家，我也必须保留我自己的这样一个独立的空间，我要跟他保持一个距离，也要让我自己保留一些独处的机会，这并不意味着两个人的疏远，我认为只有适当保持距离，婚姻才有可能稳定，双方互相渗透的太多，反而会因为过于了解而走向解体。
我一边听陈英说，一边就想到了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著名作品《一间自己的屋子》。我没有问陈英是否看过这本书，但是她所表达的一切竟与那个十分自我的、最终自己结束了生命的女作家所表达的一些内容不谋而合。也许这可以认为是新一代职业女性的独立意识的直接体现吧。
我看见那些结婚以后略带憔悴、平静淡然的女人心里就不舒服。我觉得婚姻已经使这些女人越来越快地丧失自我了，直至完全成为一个平庸男人身后更加平庸的角色。我觉得爱一个人是很危险的， 那种爱强烈到几乎会把自己和对方都毁掉，如果有一方拒绝被毁，就会出现另一方的失恋；如果双方乐意同归于尽并且走进婚姻，这种婚姻肯定是一种绝处逢生的美好。我也曾经憧憬过这样的婚姻，一个我甘心奉献自己的人，但是我至今没有遇到。
我曾经很想嫁给我第一个男朋友，他拒绝我了。其实假如我是在现在这种条件下遇到他，也未必还那么执著。现在这个男朋友很想娶我，我下不了决心。我想再等等，当然我也不知道能等来什么，只是不太甘心吧。
陈英看了看表，突然惊叫起来：“哎呀，我忘了中午还要开会，我得赶紧赶回单位去。”的确，说话之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三个小时。她似乎还意犹未尽。“但是我必须得走了，你知道女 人在不能确认爱情的时候，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工作。”她笑了，显然，她把这样一句有些无奈的话当成了一种幽默。
送陈英走的时候，我给她装了一小袋饼干，我想她一定没有时间吃午饭了。
第九章 不可理喻的人自有不能对人言说的理由
惧怕婚姻的女人
采访时间：1997年11月28日 星期五10：00AM
采访地点：东三环路某酒店
姓名：魏泓 性别：女
年龄：31岁
大学本科毕业，现为公司职员。
假如能有第二次选择，我不会看不起那些试婚的女孩子——我挺在意钱和地位的。我觉得有时候人的价值就是通过这些才体现出来的——我不想要他的孩子，也不知道该要谁的孩子——他曾经说过，他做一切都不能感动我，没有人能用什么让我感动——我们的问题就是精神上的问题。他的那种生活观念是我的事业和工作的绊脚石——我并不认为有了一个婚姻，女人就有了成就——我想通过一个成功的婚姻来证明自己有价值，同时我也希望找到我自己的位置——有了这个人之后有了一些比照，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知道这注定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恋爱，让一个好男人、一个爱女儿的父亲离婚几乎是不可能的。
1997年11月28日是一个很冷的星期五。出门的时候，我选了一件非常中式的绣花棉袄，我希望给我的受访者一个很成熟、可信赖的印象。魏泓和我正相反。她穿了一件米白色的短上衣，圆圆的四粒黑扣子，黑色长裤，黑色皮包，以及黑色的头发和有些苍白的脸——全身上下只有这么两种对比强烈的颜色。
魏汛的身材极其单薄，在这样的冷天她显得凄凄无助而又有些执拗。尤其是在办公室晦暗的光线下，整个人没有一丝亮色。
办公室的电话不断地响着，魏泓眼里的期待也不断地减少，终于，她说：“要不，我过几天再来？”我赶紧摇头。她笑了一下：“那么咱们到对面的酒店包一个房间，聊一会儿吧。”于是，这成了我的采访经历中最奢侈的一次。
我们在那个很小的房间靠窗坐下，她的腿微微发抖，人不太平静。我给她点上一支烟，她说：“谢谢。”
魏泓招呼小姐给我们斟茶，表情有些倨傲。
和魏泓谈话，最初很难，她是那种理性多于感觉的人，在说到她现在的婚姻的时候，一直在讲自己的分析，尽管我也一直在要求她“给我一些细节”。然而转变是从她讲述另一个男人开始的，有血有肉，令我惊讶原来女人爱的那个人不是活在世界上，而是活在爱他的这个女人的生命中。
我从小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