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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是在部队大院里长大的，那种环境给我留下的烙印首先是人的等级观念非常强，比如刚刚可以带家属随军的士兵只能住平房，排长、连长等等又住一种房子，而且军官家的孩子不会跟士兵家的孩子玩儿，好像有一种天生的隔阂。长大了发现这种影响是很深的。
我的父亲特别粗暴，对孩子要求很严，那时候我极恨他，上大学的时候我就不在家里住了，就是不想在家里。我父母的婚姻不算圆满，他们俩相差太远，经常争吵。我29岁成家，心理上其实是很早熟的，上高中的时候就知道喜欢男孩子，就是一种很纯洁的东西装在心里边，也没想怎么样。上了大学就彼此没有联系了。我一直没有这方面的经历，直到29岁结婚。
我结婚的前半年过得挺好的，后来才有了问题。
魏汛的视线很低，头发从两侧垂下来一直覆住两颊，她边想边说。
有些想法不该有，但是我还是认为假如能有第二次选择，我不会看不起那些试婚的女孩子，现在想一想她们真的很有道理。人的本性的东西只有在很长时间的共同生活和摩擦中才能检验是不是真的互相适合。
我害怕婚姻大概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的。我的经历从来没有跟别人讲过，但是跟你我可以实话实说。我的同学都特别羡慕我，觉得我嫁的这个人是六年前的初恋，特别完美，我自己也为自己感动。成家以后他的确对我挺好的，不，应该说是特别特别的好。我不会做家务，做的饭也很简单，我特别笨。他什么都承担。我到了这个新的单位之后接触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工作不允许我表现女孩子的一面，我跟男同志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而且丝毫不能比他们差。有时候看着一个大男人到领导面前告我的状，心里也挺得意的。他的环境一直比较稳定，没有什么变化。
可能我是一个责任感和义务感很强的人，整个单位的事情永远跟自己连着，项目进不进得来等等，都跟自己的事似的，真是活得累极了。但是我不是刻意要这么做的，好像就是本能。
魏泓停顿下来，好像一时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她的眼睛在看人的时候很热烈，黑白分明。
我是优秀共产党员，单位门口还贴着我工作标兵的照片。
我没跟别人交流过这些想法，可能也是我到新环境以后变了吧。我挺在意钱和地位的。我觉得有时候人的价值就是通过这些才体现出来的。也许从小到大，家庭的不圆满也对我影响很大吧。我妈妈比我爸爸小10岁，就在工厂里当工人，爸爸当官当惯了，总是训斥她，说她“大老粗懂什么”之类的，家里气氛一直不好。有时候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外面遛达，到天特别晚了才回去。大概我属于特别敏感的那种人。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个女生说我爸死了，我也不知道当时怎么就那么生气，冲上去就揍了她，一边打一边嚷：“你爸才死了呢。”后来那个女生很吃惊我会有那么强烈的反应。她说：“我就是因为你从来不提你爸才以为他死了的。”我是不是扯远了？
我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结婚是我提出来的。现在我觉得结婚应该是在一种特别平和的时候考虑，不能是喜悦也不能是悲哀的时候，不能带着情绪而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该走进婚姻。我的错误的开始就是因为我的心态不正。我们过了几个月的好日子。我发现我的变化是在一次同事来家里，我不愿意他在家，就是不愿意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想法把我自己吓了一跳。现在想可能就是因为他的工作不够体面，其实他的收入并不低。
我真的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好的女孩子。自己混的比较得意的时候就不能跟人家过下去。而且就是在新单位，我开始有比较明确的想法要离婚，那时候我们结婚半年吧。我试探过他，问他离开我换一种生活好不好。我是那种一旦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的人。我们实在是很不一样。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一贯的软弱而且只喜欢过一种特别平淡的生活，哪怕就挣几百块钱在家里养着我他也愿意，他担心我的社会交往。他曾经努力想挽救，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等着离婚。但是因为他们单位要分房子，得看结婚证，所以我想他对我那么好我不能把事情做绝，我要等他分到房子再离婚。这起码也要一年的时间，我也就三十四、五岁了。
我特别想要一个孩子，可能也是因为我从小在家庭教育上受了很多苦。别人都以为我在家里特别幸福，其实不是。而且有时候我也在想，假如我有了孩子，为了孩子也得刻意地去学一些东西、回避一些东西，而且我觉得我经过了这么多年，事业也算稳定了，还算是成功的人吧，没有一个后代太可惜了。我想要孩子的想法也很奇怪，跟婚姻是完全分开的一件事，正常的思维是两个人好的时候水到渠成地要个孩子，但是我不是，我不想要他的孩子，也不知道该要谁的孩子，心里特别难受。
魏泓停下来问我，她这样想是不是很像男人，我不置可否。在魏泓的叙述中，我感到她似乎在有意隐瞒一种什么比她所讲述的故事更丰富也更令她兴奋的内容。她在我的注视下把目光移开。但是我发现她其实心里非常清楚她想要一个谁的孩子。有一个人始终横在我和魏泓之间，那才是她来找我的真正目的。
有时候我觉得我就是一个混蛋。我的丈夫真的挺好的，他什么都迁就我，我不愿意做饭，他就带我出去吃；我想出去玩儿，就可以一走好几天……我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对，我们只是不是一条路上的人。他的心很善，就算是捅过他一刀的人他也还会帮人家做事情，他总是记得别人对他的好。
魏泓的眼睛里有泪光在闪烁，她的身子突然在椅子里挺直了一些。
我不一样，工作或者说前程是我生命的主要部分。我们有一些比如足球、音乐之类的共同爱好，但是我们的一点点相同在这个世俗的社会根本就立不住。他也说过我太钻营，但是如果钻营没有伤害别人又对自己有好处有什么不好呢？而且我有今天全是靠我自己辛勤的努力。我觉得只有理解我的工作的人才和我有共同语言，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就很少。他总是看眼前、看小家庭，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意干，嘴里不停地发评论、发牢骚，真是知识分子的通病。可能这也是我们最关键的分歧。
他的确是无微不至地待我好，有时候我想改嫁以后他要是娶了别人也会对人家好，他的善良就决定了他会这么做的。我也不知道我想得对不对，我们不是一条路上的人就不能在一起。我老是想跟他分床睡，可是我们又都是爱面子的人，不愿意让客人看到一个屋子里一张床，所以还是在一起。但是这样实在是太残酷了。我们的夫妻生活几乎没有，我知道他很痛苦，他曾经说过，他做的一切都不能感动我，没有人能用什么让我感动。
我真的很感谢他。
魏泓在进入一个新的话题的时候，态度变得有些模糊不清，眼光很涣散，她身体前倾，双手交握着夹在两腿之间，仿佛全身都缩紧了。
我跟你直接说吧。女孩子都有一个心理周期，这种时候性的东西会战胜心理上的东西，感觉挺想在一起的。可是我不骗你，做过之后我就感到后悔、难过。我们的性生活应该说还算和谐。如果就是为了生活琐事形成的分歧，这些可以作为一个润滑剂，起一些弥补的作用，但是如果是因为我们这种根本上的不一致，这些只能加深我对自己的谴责。
魏渺低下头。我问她是不是从心里不愿意而从生理上又不一定拒绝，她用力点头，脸憋得通红。
我慢慢发现每次来月经之前这种想法要强烈一些，我就必须分散一下注意力。他也有感觉，但是我们之间的交流没有这么深，而且他不知道是由于感情上的原因，他很体谅我，以为是我身体不舒服。所以他从来不问我。
我老说他好，他真的是很好……我们结婚的时候……你都不会相信，我特别怕疼，他忍了一年我们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夫妻生活，他绝不会强迫我干我不愿意干的事。我实在是很对不起他。我真的觉得我就是一个混蛋。我不想别的女人会为丈夫要求自己忍耐一些什么，我只看重自己的感觉，一疼就不干了，他呢，也是太娇惯我了。但是我不认为这些影响了我们的关系。我们的问题就是精神上的问题。他的那种生活观念是我的事业和工作的绊脚石。
我现在特别想告诉那些没有结婚的人，结婚不能有任何干扰，也不能有任何功利色彩，否则这种婚姻从一开始就不会稳定。我就是这样的。我结婚是为了再也不用在家里住。那时候我住在婶婶家的一套房子里，她看不惯我，觉得我这么大了，不结婚，每天用香水，又正在恋爱，迟早要出事。我的寄人篱下的感觉特别强烈。男朋友对我好，还能要求他什么呢？而且如果结婚一切都名正言顺了，也算有了自己的家。就是出于这种思考，我才走进了婚姻。
我告诉魏泓，曾经有不少受访者都谈到，新婚的喜悦会冲淡人的理性，使一些很必要的思考暂时被新鲜感所抑制，但是当新鲜的内容逐渐变成司空见惯的时候，人的本来面目就又会清晰起来，宽容一些的人可以视之为必然，挑剔一些的人会开始抱怨。如果两个人真的差距很大，危机就由此产生并直至破裂。魏泓频频点头。
他太具体，挣钱、回家、看电视、过日子，他很满足，可是我就不能安于这一切，我太想干得出色，而婚姻不是我的全部，我并不追求婚姻……
她的语速越来越快。
我并不认为有了一个婚姻，女人就有了成就。
前几天我们一起上街，逛累了坐下来吃东西，他稀里哗啦吃完说赶紧回家。我就觉得特别没劲，怎么就不能从容地坐在那里说一会儿话呢？我记得当天的日记里有一句话：“谁再跟他上街谁就是狗。”我们是骨子里不一样，你明白吗？这是我结婚的时候没想到的，那时候也根本顾不上想。我现在是彻底放弃了，绝对不再做任何挽救，破罐子破摔吧。知道我们俩的人都说我不可理喻，但是我觉得我有我的理由，不是一句两句能说得清的。我想我跟传统女性不同的是，我想通过一个成功的婚姻来证明自己有价值，同时我也希望找到我自己的位置。
魏泓似乎已经讲完了，她微笑着看我。
我可能说得不好，我不大会讲家庭的事情。不过……我还有一半经历没有告诉你呢。
我心里悠然一沉。我没有猜错，所有的疑问或者说遗憾都会在这里得到一个答案和解决。魏泓的表情舒展起来，而且她的苍白的脸上居然放射出一种自信的光芒。她有些像小女孩一样地低着头问我：“你不会因为我喜欢别人认为我在婚姻里做得太少吧？我们是在我的婚姻有了问题之后好的。”我说只有有了下面这一段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个存在着的婚姻有可能一天比一天快地死亡。魏泓不置可否。
应该说是有了这个人之后有了一些比照，才知道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他比我大很多，至少是在10岁以上。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从94年的11月一直到现在，我们合作的非常好。
魏泓犹豫着。
我一说别人就知道他是谁了。
认识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人。他是留日的博士后，在日本8年，有太太和一个女儿。后来因为他工作的日本商社在北京投资，派他过来主持这家公司，他今年已经46岁了。他在为人上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弱点，首先就是非常的爱国。后来到了96年10月份，我们两家公司闹矛盾，当然主要是我和他。我们互相之间都非常抵触，原来我一天去好几趟他的公司，这之后就不太去了。圣诞节的时候，我做了一件我自己都想象不出来的事情，我写了一张贺卡直接送到了他的桌子上，我告诉他我对他的那家公司从无到有倾注了全部心血，现在是在用一种喜悦的心情来看着它像一个孩子一样成长。的确是这样，从土地合同开始一直到最终公司建成，几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我亲自完成的，三年的时间，我对这份工作有了很深的感情。我写了一句话：“如果可以把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的人称为朋友的话，就请你接受我这样一个朋友的祝福。”我很想消除我们之间的误解。
过了新年之后，他请几个主要合作伙伴吃饭，我说：“要是有别人我就不去了。”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但是还是不相信。因为我们的差距太大了。
魏泓很泄气地甩甩头。
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就那样了。
他现在还有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