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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床坐在一边看着他，当时就认定，这个人不会是我的丈夫。尽管他能带我出国，但是我的婚姻理想不是这样的，我只想找一个像阿君那样爱我也被我所爱的男人，好好地过一种平凡的日子。我说过分手的话，每一次他都特别感伤。有了那样的关系，他越发地待我好，我也就越发地不忍开口。有的人说女孩子对得到她的第一次的男人会持之以恒，但是我真的没有怎么爱他。我可以好几个月不见他，我希望有别的女孩子闯进来，和他同居、怎么样都行，那样我就有理由离开他了。甚至我不希望我的呼机上出现他的电话号码。我的男朋友一直说我是个重感情的人，而他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男人，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分手，恐怕就是因为这些吧。然而我觉得我需要的并不是这些。
那时候我已经在现在的单位工作，收入还可以，不算太多但是能把自己养得挺舒服的。有时候我走在大街上忽然就会觉得自己挺没劲的，每天就这么晃来晃去的，在回家的时候，看着那些小姑娘和自己的男朋友在一起，一脸的幸福，有一个人好好地保护她，我就会想到阿君，如果他还在，我就会比谁都幸福的。我甚至一直有自杀的想法。
天女的脸色黯淡下来，她说曾经有朋友劝她，她也接受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她从此就认为自己的生活充满希望。
因为我爷爷去世，我回了一次邯郸。那是在阿君之后我第二次见到死人。我又一次确认了生活当中疼爱我的一个人没有了。离开邯郸回北京，母亲送我。但是因为阿君的事情，我和家里一直是不合的，那时候我爷爷是唯一一个能听我说话的人，现在这最后一个人也去了，以后我再回到邯郸投奔谁呢？那天母亲知道我难过，她第一次把我抱在怀里，夏天，她穿得很薄，我能闻到她身上的气息，一种很温暖、很亲切的气息，我忽然就觉得我是那么需要和依恋这种来自母亲的气息。母亲年龄越来越大，我不可能告诉她我一个人在北京的孤独，不能告诉她这些年我在心理上的艰难和困苦。我从来不善于和母亲交流，也从来不会撒娇，我什么也不说，只是一味地呼吸她身上那种让我欲哭无泪的气息。这时候我明白了世界上有一种东西是不能被割断的，那就是血缘。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打消了自杀的念头，因为所有的父母都会想，孩子为什么会这么绝望，他们会自责，认为自己没有给孩子足够的关心和爱 护，带着这种自责过完后半生，我不能让我的母亲变成那样。所以我要求我自己必须活得坚强，就像小时候打针，当时是很疼的，但是忍住了也就会过去，所以我活得再怎么累、再怎么难，也不会再动自杀的念头。我觉得就像天有时候下雨、有时候晴朗，人也是这样，有时候走背字，有时候也会很幸运。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地珍惜自己。
这时，天女的面容恢复了宁静和晴朗。
回到北京我还是要和我的男朋友面对面。照理说刚刚失去了一个亲人，我应该很依赖他，但是我没有这种感觉。和他见过之后我一个人骑自行车回家，昏暗的灯光里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子，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孤单了，假如有一个心爱的人和我在一起就不会这样，然而我没有。周围的人说能找到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就足够了，而且这个社会的大多数女孩子也都悟到了这一点，但是我还是在坚持，这个人也必须是我爱的，否则不行。
到这里，天女说她的故事就算讲完了，她说我可以随便给她提问题。于是我把憋了几个小时的问题提出来：“阿君是不是变成了你心中一个不能超越的纪念碑？”她笑了，这是我们见面以来她第一次笑得十分灿烂。
如果我再找男朋友，我希望他像阿君那样体贴我，不管他有钱还是没钱，我就想找到那样的一种甘心情愿的感觉，而且我特别希望他也姓我现在的姓，因为这个字就来自阿君。这样我将来的孩子就会姓这个姓，他会让我永远想着阿君。
天女用一种在她这样经历的女孩子中难得见到的清澈目光注视我，我就又一次证明了约见她是一件多么明智的事情，她几乎在用她的叙述改变着我的一种固有的、甚至带些轻蔑的观念——和她处境类似、条件相仿的女孩从来都是把婚姻当成改变生存状态的最佳阶梯。
我忽然想到，假如她的阿君没有去世，假如她们顺理成章地结合，那么她现在恐怕是另一个样子——有钱又有闲的太太、一个儿子的母亲、一个十几岁女儿的后妈、一个生意场上的夫人……她不会有今天的见地，也不会有被岁月打磨出来的精彩。我这样说了，她再一次笑得无比灿烂：“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的心里全是感激。”
我打车送天女到她存自行车的地方，她飞快他说“再见”之后飞快地走过马路。我看着她的背影，瘦削、颀长。我猜想不出她今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境遇，但是我真心地为她祝福。
附录：
按照正常的程序，在我依据录音带整理成文并发表之前，我请每一位受访者提供一份书面的意见，表示他们同意我这样做，我认为这是出于尊重我的受访者同时也尊重我的劳动与真诚。非常令人欣慰的是，每一个受访者——也可以说是每一个通过这样的方式与我相识相知并成为朋友的人——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帮助。对天女，我也采取了相同的方式。
1998年3月4日晚上，天女两次打电话到我家，她说她在此之前去了加拿大，之后又回了一趟邯郸。她的声音很不开心。她说在加拿大，她曾经找到专业的心理医生，医生告诉她，阿君一直在影响着她的选择或者说爱情生活，而她所相信的一切并不像她认为的那么美好。她说她始终不肯向没有爱情、只有利益的婚姻妥协，而这种不妥协使她的内心极不快乐。她和那个加拿大籍的男朋友已经分手了。她说：“我不愿意把婚姻当成改变自身处境的跳板，但是假如婚姻真的有可能成为一种跳板，那么我就希望这个跳板能让我跳向快乐。”她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叫我“安顿姐姐”，她说如果对她的采访会引起反响，希望我能把那些想找到她的人介绍给她，“只要他们说一声是安顿介绍来的就行。”她的称呼使我时时有一种揪心的感觉。甚至，她说：“安顿姐姐，对你讲过的话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没有人知道，活泼的天女其实活得很累很不快乐。也许有一天我真的会选择死。”那个晚上我劝了她很久。夜深人静中只有我的话在屋子里突兀地响着：“因为你的不妥协和纯情，使我认为你是一个活得非常明白非常有原则的女孩子，而这样的女孩子越来越少，这样的女孩子应该活得顽强，就像你给我讲过你现在这个名字。我不希望呼你的时候没有回应，我不能想象有一天再也找不到那个美丽、勇敢的朋友。你的所有的朋友和亲人都会这么想，所以请你爱惜自己，那样就是你在珍惜大家的友情和亲情。而且，阿君也会希望你幸福地活着……”那个晚上我不知道是怎样挂断电话的。我几乎彻夜不眠，因为天女说过，她第二天下午4点钟就要离开北京到大连，我知道她有足够的能力照顾自己，但是我真的为她的心态担忧。
3月5日上午大约10点钟的时候，我在办公室又接到了天女的电话，她说她不能给我写“同意根据录音带整理成文并发表”这样的文字，阿君的弟弟现在就在北京，他告诉她不能相信记者，因为“记者就是千方百计要拿你的故事”，而且文中提到的那个最终没有成为她的情人（或者她自己最终没有成为那个男人的情人）的男人会来“找她算帐”。我想我当时的态度是有些激烈的，我无法认同关于记者的那种说法。“口述实录”的原则是自愿和相互信任，而她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会“不止一次地打电话”。发表与不发表原本也是自愿的事情，而我征求意见的目的恰恰是因为深恐有违我的那些令人同情也令人敬重、深思熟虑之后才终于不再三缄其口的受访者们的意愿。于是我告诉她，我可以不发表她的采访录，但是她不能因此而怀疑我作为一个记者的职业良心。
3月16日，我收到了天女寄自火车站的信：
安顿姐姐：
真对不起，这么晚给你签字，我太忙了，真的一点点跑到邮局的空都没有。这张纸和笔是我在北京站口的建内大街邮局要的，匆匆两笔，请你不要介意。我同意你按录音带整理成文章发表，但是请别用我的真名，书中的人请您都不要用真名。放下笔，我就走了。我本是阳光里飘荡的蒲公英……天女98。3。6于北京站口
收到她的信后我重新听她的录音带。在她的讲述之中，那个相貌和心境都酷似三毛的高个女孩恍如在我的眼前。*
第十四章 女人有时候会成为男人生命中的转折点
故事讲完才好结婚采访时间：1997年12月27日 10：0AM采访地点：《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未》办公室姓 名：林 筠性 别：女年 龄：24岁某外语学院本科毕业，现在某机
关任翻译。我们俩在一起会很幸福，同时他
也是给我伤害比较深的一个人——他
的感情在我之前的差不多两年中非常
混乱——有很多女人跟他来往，甚至
有些他连名字都想不起来，到现在都 不记得是谁——在婚姻中的两个人不能只是丈夫和妻子，每个人扮演的角
色都是多面性的，有时候是父母、有
时候是兄妹、有时候是朋友——我也
有很多不对的地方，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也在同时和两个人相处，也是不道
德的——他的确是给了我一点危机感，
即使和他结婚，也许心永远不会放下
来，就是安全感很淡了。但是因此我
也觉得不管在哪儿、跟谁，都会发生
一些类似的故事。1997年12月24日，我的呼机上出现了林筠的名字，呼机的响声表明这是一个男性，留言与“口述实录”有关。当我回电话的时候，的确是一个男声：“我的同事想和你谈谈，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她叫林筠，是个女孩子，她的经历和你写的那些人有相似的地方。”我觉得诧异，这样的电话通常是受访者自己打来的，而且通常他们会在电话中感觉我这个人是否可以信任，这种感觉的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听听我的声音。我猜想她能请同事替她打这个电话，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同事与她的关系非同一般，另一种是她的经历已经不需要对人隐瞒。
我问：“她为什么不自己找我呢？”对方说：“她现在打电话不方便。如果可以，你告诉我怎么找你，我让她和你联系。”于是我说出了我的呼机号。
过了大约20分钟，我的呼机上又一次出现了林筠的名字，回电话过去，是一个清脆的女声：“我想和你约个时间，有好多话想说，而且说完了我才有可能结婚。”我马上答应了。确切地说这有违“口述实录”一贯的工作方式，通常，我要请志愿受访者在电话中简单地介绍一些自己的大概情况之后才能确定是否见面，主要是为了避免题材的重复。但是这个女孩子不同，她的请同事代打电话已经让我对她发生了极大的兴趣，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一个有些特点的人。
1997年12月27日是星期六，林筠在10点多的时候来到报社。她穿了一件很合身的黑色外衣，黑裤子以及质地很好的黑色小皮靴，这样的色彩使她的脸色显得很白，白到几乎没有一丝红润，垂在肩上的头发不算太浓密，在涌进室内的阳光中泛出淡淡的金色。她说：“嗨，我是林筠。迟到了，不好意思。”
我很难把那种奇特的联系方式和眼前这个青春可人的女孩子联在一起。假如走在大街上，迎面碰到她，可能我会因为她身上流荡出来的清丽气质而回头多看她几眼。
和林筠的谈话与以往不同，她似乎很不习惯有条理地、完整地叙述一个事件或者说一个过程，我必须在很多地方打断她或者提示她。她的叙述有些凌乱。
怎么说呢？一般人跟人谈话都是一种交流的形式，不像我这样自己来陈述一件事情，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说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遗漏，很多地方可能还得是你来提问题。我才能回答得更准确一点。
我把每一次对受访者说的话同样说给林筠听：“我不需要你做任何准备，你只要按照你自己认为最合适、最恰当和最方便的方式来讲。我希望你不要在脑子里先做一次剪辑，尽可能地呈现给我完整的事实，这样才不会影响我们将要共同作出的判断和分析。”林窍非常明白我的意思，她微笑着点头。我发现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