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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这样，离婚了。
文玉在他的回忆之中颠沛流离，我的心情也随着他的起伏时而收紧，时而放松。
走出法院的时候，我想我人生的这一页就这么轻轻易易地翻过去了。……其实那时候是3月份，立春很长时间了，但是没有春天的感觉，说灰暗吧，好像也不是，就是那么一种让人不舒服的黄色……有人说离婚是一种解脱，可对我来说，心里那种感觉……真的很难受，非常非常难受。我老是觉得我们俩不应该那样。离婚那天她没有走，还是回到我们最初结婚的那间房子里。俩人说得挺好的。实际上那天晚上我们还有夫妻生活，她正在来月经，我很不愿意，而且主要是我根本没有那个心情。但是她要求。……我记不清楚了，是当天夜里还是第二天早上？她跟我说她有点儿后悔。我当时听了特别特别心动。因为法院要三天以后才领判决书，我想既然是这样我们就不要离婚了。她什么也没再说。她有几件事让我挺感动的。一个是她说的后悔的话。还有，离婚协议书是一人一份，她不要，她说：“都放在你这儿吧。”我当时就有一种念头，她还会回来。我就把我家的钥匙留给她，谁会把钥匙给陌生人呢？她是春天离开的，冬天穿的厚衣服她一件也没拿。她说：“也许我过一、两年甚至两、三年，等我心里平静了，你要是不嫌弃我，我再回来。”我告诉她我会一直等着她回来。这都是我们说过的原话。她还保证说她绝对不会去找别人，她心里已经容不下那么多东西，已经玩儿不起这种感情游戏了，她说即使她再婚也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就这样，第二天我送她到她的二姐家。那天她妈和她姐姐都哭了，哭着劝她不要跟我离婚。她的一家人都对我非常好，尽管当年有过那件事，他们曾经一度记恨我，但是我们俩真正在一起之后，他们就逐渐认为我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所以听到她跟那个男孩的事情之后，她父母一致跟我说：“是我们管教不严，对不起你。”在她姐姐家见到她妈，我不知道叫她什么，就没有叫，她妈用那样的眼光看着我……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很抱歉又很惋惜，那样一种复杂的眼光，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文玉把双手交握在一起，握得发出轻微的响声。
从她姐姐家出来，她说想跟我走一走。我们就去了团结湖公园。围着公园走了一圈，她一直在说过去，我只说了一些祝愿的话。我告诉她，好好复习功课，需要用钱的时候给我打电话。那时候她已经没有工作了，因为出了那样的事，她觉得在工厂里呆不下去。那天我觉得她对我也很留恋。她说让我不要来找她、给她打电话，给她一段自己的时间。我都答应了。离婚分财产的时候，我把我们的全部积蓄一共三万块钱都给了她，因为我觉得她比我难，一人在外，有这些钱，或者找工作或者学习，都好办一些。
四月份她考完试了。我一直一个人住在我父母那边，老人问我，我就说她是在姐姐家复习功课。我瞒着没告诉他们我们已经离婚了。每次这么说我心里都很别扭。所有的事情我都没有让我父母知道。
五月十几号，我姥爷带来一些草毒给她。她在我们家是一个很懂事的媳妇，亲戚们也都喜欢她，而且我是独子。我妈让我给她送去。我不知道怎么办。前一段时间她姐姐呼我。让我把放在她家的衣服拿走，告诉我她去承德她舅舅家了。到了6月初，樱桃下来了，我妈知道她喜欢吃，买了好多，又让我给她送去。说实话我也很想她。我把樱桃装了一饭盒，平放在书包里，从北京站坐火车去承德找她。那天路上我的心情好极了，少有的愉快，因为马上就可以见到她了。我带着两千多块钱，是那段时间的积蓄，我想给她。我甚至都在想象她见到我的表情，一定是很轻松，我们可以一起游离宫……
我是清晨到的，到她舅舅家才7点钟。我怕太早吵醒他们，就在外面等到8点多了才进去。她舅舅特别吃惊，说她没来。当时我的感觉很不好。我还是坐在外面，一个石凳，冰凉冰凉的，她在承德所有的亲戚都说没见到她，那种凉气从身体底下一直升到我心里，我想她可能是在骗我。在承德碰到了她表妹，小女孩叫我“三姐夫”，我难过，但是还是答应了。我不想让她的亲戚知道在我们之间有变故，我还是在维护她。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稀里糊涂就回到了北京。我在一个邮电所里给她姐姐打电话，她一听说我去了承德就哭了，她说：“我们全家都对不起你。她在我这儿住了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去了西安，跟那个男孩一起走的。”
录音带里又是一段空白。我不得不赶快请文玉喝茶，帮他分散注意力。
那时候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找她。还是带着那一饭盒樱桃，我坐火车又到了西安。也许我还想问问她，离婚的时候说过的话是不是真的。我是从北京找到那个男孩在西安的地址。一天一夜，我只喝了一听啤酒。出租车司机看着我那样都害怕，说：“兄弟你喝一口我这儿的浓茶，别上火。”在火车上，我又开始设身处地为她想，也许她只是想换个环境放松一下，不一定就会怎么样。
到西安，已经是晚上快九点了。在去男孩家的路上，我碰到他们，正手拉手地走，她穿的是我给她买的一套裙子。当时我坐在人力车上，一下就跳下来，拎着给她带来的樱桃。我一把就拽住她，她又像那天晚上一样抱住我。这次那个男孩没害怕，因为这里毕竟是他的家。她说：“文玉我不能跟你走，你忘了我吧！”我一直拽着她，拖出二十多采，坐在一个台阶上。我拽她的时候，樱桃洒了，红红的樱桃一粒一粒地滚了满地，我们俩个人一起弯下腰来捡。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洒了满地……那种破碎、一片一片正在裂开……就像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没有了，心和思想，都没有了。
文玉的声音变得有些尖细，他的眼泪流在脸上，顾不得擦。
我们坐下，她说她没有办法，在北京没地方可以容她，只有来找这个人。我问她离婚的时候说过的话，她不开口。而且她说：“咱俩已经没有关系了。”这时候男孩的叔叔来了，劝我走，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以前你们没离婚，你有这个权利，但是现在你们已经离婚了，人家不愿意跟你，你没有理由勉强。”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她说的所有的话不过就是为了今天的一个铺垫。那种受欺骗的感觉，就是一个人的心被抓在手里揉来揉去的感觉，一切都不是真的，一切都不值得。我这些年的努力在这个时候全都变得毫无意义了。最重要的是我的一片心被撕碎了。我转身就走。就在那一刹那，我眼睛里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听见我身边很急很急的刹车声和司机的骂声。我没有任何感觉，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
我又是稀里糊涂地买票、回北京。其实支撑我回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父母。因为那个男孩给我父母打电话说我在西安出事了。我父亲当时就晕倒了。接下来他好了一点儿马上就打车到西客站准备来西安。我就是为了老人，才能够有力气返回北京。我在西安火车站给家里打电话，让人把我父亲追回来。而且我也马上呼了我爸。她一直跟我在车站。她说她和那个男孩住在一间房子里，分分合合，生活很困难，男孩没有工作，她的收入也不多。我没有什么感觉，对她的一切话我已经不相信了。分手的时候我什么动作也没有，她已经不是原来的她了，眼前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就是那么一种陌生的感觉。
回到北京以后，我什么都不想做。回想发生的这一切，我几乎觉得我没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回来以后的第一个月，正好赶上捐款，我只给我自己留下几十块钱，我觉得够活了。就像我在电话里跟你说的，受欺骗、受伤害、被愚弄……还要面对周围不知真情的人们，我都要一个人来扛着。凭什么？我是爱她，可是离婚不是我的错呀！
说真话我不希望她跟那个男孩，他们不合适，他承担不了她的生活。可是我记得在西安她跟我说：“文玉，我不跟他我跟谁呀？谁还会要我？”
刚刚离婚的时候，我还有个盼头，可是从西安回来之后，我知道了什么叫做孤独。我举一个例子。我很怕过节，任何节日，只要是放假的，我就害怕，就连星期六和星期日，因为那时候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也不想看到电视上有两个人亲亲热热的镜头，也不想见同学和朋友，所有幸福美满的我都不愿意看见，甚至于憎恨。所以我稳定下来之后，我觉得像我们这一类人是很危险的，自己受到伤害、心理负担重还不说，时间长了就变成特别有报复心。我就有过。那段时间我甚至想过去破坏别人的家庭，当一次第三者，让别人也尝尝我这个滋味儿。而且我还想过到一个人多的广场去搞一次爆炸，那种阴谋、破坏我全想到过。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极为不安定的人群。我们自己承担了太多的东西，一旦承担不了怎么办？幸福与快乐可以和别人分享，但是痛苦和伤害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会有体会，这样的人才能在一起沟通和相互理解。也许这样我们还可以更快地走出来。
现在我坐在这儿，好像已经平静下来了，其实我自己知道还没有。这种阴影一旦留下就很难抹掉。所以我特别希望你能有一天把我们这些人组织起来，或者我们这些人怎么能成立一个什么协会，我们互相帮助，因为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讲，我知道这部分人是社会的一个不安定因素，可是现在并没有人认识到这种破坏性有多大。而且，我自己就是通过一个痛苦的过程才产生今天这种认识，这种人的破坏性经过正确的引导是可以转变成一种同样大的建设性。我真的希望你能做这件事。
面对文玉的热切，沉默的是我。他不是第一个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受访者，我相信也不会是最后一个。然而我仅仅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记者，我深感自己的力不从心。我不可能告诉文玉，像他这样的一大批人，几乎永远没有可能成为媒体关注的主要部分，因为他们是一个不容质疑的“弱势群体”，尽管他们迫切地希冀或者说乞求社会的关心和帮助。没有受到过伤害的人永远认为受伤者的痛苦是不正常的，所以我才会听到有人说：“安顿采访的人都是有病的人。”甚至也由此认为我是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女人。我从无从解释到现在终于不屑于去解释，同样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不可能对文玉讲出这一切。我的眼泪聚合在眼里，心理充满了委屈。也许在采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感受太过于女性，在我，这是第一次。我们对视了很久，我告诉文玉，只要有一丝可能，我会坚持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会一直做下去，只要还有人需要我做。
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一双倾听的耳朵、一双诚恳的眼睛和一颗善良的心。我一直觉得受过伤害的人比一直顺利的人更懂得贡献，因为他们从痛苦中走出来，他们曾经获得别人的帮助，所以他们更明白应该怎样帮助别人，我觉得我们可以比那些幸福的人做得更好。
我不知道该对文玉讲些什么，采访的艰难、写作的辛苦以及周围的各式各样的嘲讽，都不可能告诉他。甚至久而久之我已经在享受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感觉，好的、坏的，都使我的生命和内心世界变得饱满，饱满到没有语言可以表达。我岔开了话题，问到他前妻的近况。文玉又有些黯然。
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跟那个男孩。她没有办法，回到了她原来那个工厂，靠的是她父亲的关系。她家已经不跟她来往了，而且她家里拒绝接纳她现在的丈夫。他们收入不高，过得很拮据。她曾经来跟我要她冬天的衣服，我没有给，可能就是我狭隘吧。我总是想着十九岁那年她刚刚做完宫外孕手术、见到我就扑到我怀里，她一心一意地跟着我，满眼里只有我，那时候我就发誓要一辈子对她好，可是现在，我做不到了。
我的屋子里还跟从前我们没曼离婚的时候一样，家具、照片、随手用的东西，都没有变。也许有一天我会改变，但是不是现在。
文玉离开报社的时候，犹豫再三，终于给我留下一个呼机号。他说：“如果我的口述发表了，有人与我有同感，愿意跟我联系，你就告诉他这个呼机号，我非常希望能帮你做些什么，能帮别人做些什么。人在被需要的时候才会有幸福感。”
我送他到楼梯口，他似乎想起了什么似的，深深地看我一眼，然后说：“你一定想办法别让人看出她是谁。”
第十六章 什么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