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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夸张地说，当时真有一丝悲哀升上来，我的眼睛热辣辣的。要是一个成天守着丈大的女人被人这么说，肯定会特别高兴，可是我的情况正好相反。大妈然后又说：“那你怎么不一块儿出去呀？这么一个人过可不是个事儿。”的确不是个事儿。抛开什么寂寞、孤独之类的细致感受，就是生活中的具体困难都一个接一个。我从来都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平等是在精神上，这种平等并不意味着男人能做的事女人都能做或者女人能做的事男人都能做。当初上帝造人的时候，男人造得强壮、女人造得柔弱，男人适合于搬搬扛扛、女人适合于缝缝补补。这两种事都有人做了，生活才完整才和谐，你说是不是，可是他走了以后，我就又当男又当女，家里大事小事一个人承担，真是不男不女的。
于凌不经意地掠一下她的被发胶粘住齐齐梳往脑后的松松的发髻，她的前额还非常光洁。她看起来略带疲惫，但是她的疲惫之中没有岁月的痕迹。
有一回卧室柜的门突然掉下来了，我没办法，也没人能帮忙，结果，我第二天从单位借来工具，用了一个晚上愣是又给装上了。干活的时候全神贯注地什么也不想，可是等到柜子修好了、房间也收拾干净了，坐下来，屋子里静得没有人声。我就又哭了。我想象着假如有一个男人在家，他站在椅子上把钉子砸得铛铛响，我站在一边给他递家伙，我们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那一定是一种非常幸福的情景。可是那个说过爱我又因为爱我娶了我的男人在大洋的那边，跟我有13个小时的时差，我哭的时候他还没起床或者还在做工。我心里的难过都没法用语言形容。
于凌沉默了大约有两三分钟，她的左腿支撑着全身的重量，右腿微微抬起，漂亮的白色船皮鞋显然才只穿过几次，此刻她用鞋尖一下一下磕着地，头偏向我看不到的一侧。我不知道她眼里是否有泪水。她转回头的时候，人恢复了平静。毕竟这是一个办签证的、要劲儿的日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我这样的被人叫做“留守女士”的人都会面对那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好心人，真好心假好心反正也说不清，一边同情你的处境一边劝你别对那个走了的人太认真，一般的说法都差不多，什么“他在那边日子也不好过，有个伴儿也是正常的”、“都这么大岁数了，能闲着吗”、“有合适的谁也别错过，都是暂时的，心里有准儿就行。”听着也是道理，一琢磨就更伤心、更害怕，谁知道千万里之外他是不是也和我一样苦苦地一个人过？
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这5年能坚持得这么好真是挺伟大的。但是凭良心说我没有外遇的确是因为我真的没有碰到一个让我动心的人，我想象不出来，假如有一个足够优秀的男人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会是什么样子，我还有没有今天，我还想不想去美国“万里寻夫”，真的想不出来。
于凌此刻的脸上写满了真诚。
有时候他的信也会时时地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不大说他怎么生活，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他一天的时间安排，什么时间上课，什么时间打工，但是我不是傻子，一看就知道他打工的时间占了一天当中的9个小时，你说辛苦不辛苦？接下来他就会告诉我，他很寂寞，有一种人是机器的感觉，他希望我去。谁都不容易，我们彼此同情，可谁也帮不上谁的忙。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哭并不是因为想他，更多的是为我自己，因为我看不到明天。分开了这么长时间，爱情都变得似是而非、模棱两可了。而且有那么多现成的故事，那么多过来人在证明着这种等待的结果大多是一张离婚协议书，我会怎么样呢？说真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去找了他会怎么样，而留下来继续这样过又会怎么样。假如我去了，找到他，发现我们各自在这段日子里有了很多变化，然后像电影里演的、书里写的那样“友好地分手”，那时候我回过头来看这几年，一定觉得真不值，青春都停下来了。你知道吗？人最怕的是面对一种改变，改变的结果可能没那么吓人，挺一挺也能过去，但是变化来了你还是会紧张，这是本能的。我就是因为怕，迟迟不敢走，毕竟国内有我的家人、朋友，且不说他们帮我什么，至少他们还会安慰我、同情我，这总比一个人在他乡痛哭要好吧？
我说于凌你活得真明白。她笑，粉红色的小毛巾又在眼前一挥。
你觉得我活得明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5年的时间，我除了上班、学英语，其他的时间全部用来看书，我不是出于好学和勤奋，是没有更好的事可做。说出来你不相信，晚上我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自言自语，今天跟你说的话都是这几年自言自语的结果。我没有办法。肉放在砧板上，总躲不过那一刀。我想清楚了，去，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想证明一下，婚姻究竟能不能扛得过时过境迁。再说，换一个环境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也不能把下场想得太坏。我是不是很悲观？其实人都一样。你看前面那女的，拒签两回了，她也是去找丈夫，她去了就不会回来了，她丈夫给她找了工作，安排了一切，也安排了离婚。她说她等了7年，也不过就等来这么一个结果。我们一起在这儿排队，开玩笑很随便，大家都有一种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劲头，什么都说，甚至有那种男的说他老婆前脚出国他后脚就带着情人出双入对地过起了小日子。这个女的开导我说：“丈夫就是一丈之内是伴儿，出了一丈，他离谁近就是谁的，像咱们这种离得十万八千里，早不知道谁是谁了。反正是要出去，有这么个人在那儿，比另外找担保方便。”你听听，我还能有安全感吗？
排在于凌前头的一个穿着鳄鱼牌短袖衬衫、打着真丝领带的小伙于回头看看我又看看于凌，一笑，我知道他一直在听我们的谈话，就问：“你能理解吗？”他点头：“都一样。”
上一次办签证，一个小伙子跟我聊天，聊到最后他说他真羡慕我，因为我相信爱情可以战胜距离造成的疏远，他说要是有人能开一个保险公司，专门为爱情保险，多贵他都要加入。听上去是在开玩笑，实际上很感伤，但是感伤也没有用，感伤救不了自己也救不了婚姻。只有在这个地方，你才会感觉到因为环境的改变、处境的不同，遗弃和被遗弃是多么具体。那种具体有一种让你无话可说的合理性，所以也充满了无可奈何，所以才顺理成章。小伙子的未婚妻是拿着他的钱出国的，女孩走的时候还哭着以身相许，应该万无一失了吧？可是她到了新西兰才4个多月，就嫁人了，只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对不起”。
我常常想，在没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考验之前，你很难说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比如我就这么苦等了5年，很难说是忠于丈夫还是忠于自己。但是我还是告诉他，我忠于他。
其实很多事情单凭你坐在那儿想是想不明白的，人的命运又不像天气一样可以预报。但是有一点我知道，这次去美国我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我肯定要找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反正不是好，就是坏，再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都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的。有时候想想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总要做过了回头看才真明白，是不是？
离开于凌的时候大约已经是中午了，她还没有排到。她背的皮包里有一瓶矿泉水和一个汉堡包。她还要再坚持等。
7月9日上午我在报社编发于凌的稿子时，呼机上出现了她的名字和这样一行字：“再次拒签。有好消息的时候我呼你。”
9月21日傍晚在母亲家，我的呼机上出现的名字是“徐玲”留言“我已经在美国了”想来想去应当是于凌，看来这是一次越洋寻呼。
第五章 所有的爱都复杂也简单
爱在别乡的季节 采访时间：1997年9月27日 星期六8：00AM 采访地点：北京崇文区东花市羊市口某大院丹丹旧居 姓名：丹丹 性别：女 年龄：30岁 北京某外语学院英语专业本科毕 业，在某机关从事翻译工作，后就读于 美国某大学东方哲学专业，现居加拿大 多伦多市。 用不着追究谁抛弃了谁，谁背叛 了谁——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必须 这么想——人可以千金散尽，但是抹 不掉一丝过去——两个受过同等教育 的人也缺少共同语言——离婚对于我 可能逐渐转变成一种财富——生活尚 且那样艰难我凭什么去恋爱——有了 爱，又有了性，又能说明什么呢？ ——我们绝对不是为了冰淇淋才离开 故土的。
1997年9月27日，星期六，早晨八点。我站在路边等了大约十分钟才等来一辆“面的”，司机听说我要去羊市口，一个劲儿地摇头，说那个地方一天到晚堵车。相持了又有五分钟，我答应如果堵车就多付五块钱并且车只开到胡同口，司机才嘟哝着一些我听不清也不想听清的话，老大不情愿地上路。
我和丹丹约好的时间是八点半，在她的家。
巷子很窄，两侧是一个挨一个的典型的大杂院，被岁月打磨得破损不全的石头台阶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颜色，院门大多是裂了缝子的木头，似乎也根本用不着关。有些院门两边还依稀留着当年的吉祥对联的斑驳墨迹。院子外面间或有几辆旧自行车，隔不太远也有紧贴着院墙停着的两三辆“夏利”，因为是周未，写着“TAXI”的顶灯摘了，只从车身上的白字可以看出是出租车。
这里曾经是我熟悉的地方。穿过大约五米长的过道，绕过一滴一滴地漏着水的半人高的水管子，沿着西厢房向南数的第二间屋子，窗户是一格一格的，玻璃上灰尘很多，即使这样也能分辨屋里挂的窗帘已经太久没有换过，有几分破旧。
门虚掩着。
我在门外停留了一小会儿。我不知道怎么迈进其实只是一块破木头的门槛。和从前每一次来这里一样，我没法让自己确信，这里是丹丹的家，是漂亮的丹丹勇敢地把自己嫁出去又终于伤心地独自离开的地方。
“你还是进来吧！”
我就站在了缩在床上的丹丹面前。
这是她回国的第三天，时差还没有完全倒过来，她的面容十分疲倦。房间角落里放着打开的大皮箱，旧写字台贴墙放着，上面是一些英文商标的日用品。一条铁丝在空中拉成房间的对角线，上面很随意地搭着一条亚麻布的裙子。房间的正中是那张我们都坐过的、打开就是双人床的长沙发，占据了三分之二个屋子。丹丹就斜倚在上面，慢慢地吸一支烟。
我走到她的旁边俯下身子，她抱住我，脸颊贴上来，热乎乎的。我们眼里都有一点潮湿。
这里还是老样子，就连这根挂衣服的铁丝都没有变。跟我走的时候一样。我走的时候，用一块大白布把这张沙发一盖，屋子里就像一个挺大的停尸房。什么都卖光了，我就给自己留下这么两样家当。
丹丹用夹着烟的手指指旧写字台，又拍一下她和我坐着的沙发。
能睡觉，能吃饭。那时候我除了上班就是复习英语，坐在这儿一念就是半宿，所有的东西都堆在写字台上，饭碗、牙刷牙膏、擦脸油、换下来的衣服、饼干和方便面，还有暖壶，经常没有热水。比上大学住在宿舍里的时候还惨。
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丹丹有一点见老了，眼角的鱼尾纹放射状地洒开来，使她的双眼有一种干巴巴的样子。算起来她在美国才只有两年，两年前她走的时候，还仅仅是有些瘦削。
我91年从外语学院英语系毕业，分到机关当翻译，其实真正需要翻译的东西并不多，也就把我当个打字员使。机关你也呆过，就那么不紧不慢地混日子。工作前两年，最主要的事就是谈恋爱。老郭（丹丹的前夫）那时候已经是一家报社的挺有点份量的记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他，一开始真没爱上他，看着他一副和和气气的样子，觉得这人一定是踏踏实实的。而且我也说不清为什么，我这人天然地就对当记者的人有好感，觉得干你们这行特别不一般。在机关工作，早晨八点半跟着班车到了办公室，晚上五点又跟着班车回家，没有什么娱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活动。像咱们那种大学一毕业就分到机关的女孩子差不多都有被上级介绍对象的经历，是吧？
我点头，并且告诉丹丹其中不乏有一些介绍成功的人，甚至有人因此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丹丹一笑。
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的确觉得很烦，被介绍的一般都是家境不错的，父母都是什么什么级别的干部，可是他们自己有的连大专都没上过，我一听就没兴趣，到底是嫁给谁呀？可是又不好说不见。见了又不成，弄得介绍人和我都尴尬。那段时间老郭来找过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