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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谁谁谁有什么不好，他马上就说：“废了他，废了他！”谁知道这个疯子会在公堂上胡说八道些什么。…………我一进公爵餐厅就有点不自在，他们告诉我维克多·靳诺万斯正在二楼一间雅座里。安东尼·本德尔特别关照我说：“记住了，阿尔伯特·A说话的时候千万别插嘴，你知道他那德性。所以看在耶稣的份上，一定管住你的舌头。”阿尔伯特果然疯狂，也不管那么多在场的法官们，就自顾自地断起案来。他一上来就冲着我吼：“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在‘科沙·诺斯卓’呆了20年，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我刚想解释，说：“阿尔伯特，我——”“闭嘴。我说过了，戒律就是戒律。你知不知道你不能目无组织？你知不知道像你这么干可能会引起战争？”“但是，阿尔伯特，他在背地里坑我，他挪用了18万多美元。”“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你本来是对的，一犯戒律就成错的了。”弗兰克·露其亚诺赶快插嘴替自己申辩，结果招来阿尔伯特一顿臭骂。等骂够了，阿尔伯特·A问他：“店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一塌糊涂。”“为什么会一塌糊涂？”也不等弗兰克回答，阿尔伯特又接着说，“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得好好感谢约瑟夫没有废了你。好了，咱们这么办。你俩搞不到一块儿，就不要再合作了。我裁定，店归约瑟夫。弗兰克，你的份额是多少？”“15万美元。”“阿尔伯特，”我说，“我不会付他一万五的。他偷了那么多的钱。”“我知道，”阿尔伯特说，“没人让你付15万。给他3500美元，店就是你的了。”弗兰克嚷嚷不公平，阿尔伯特打断他说：“弗兰克，我已经决定了。一句话，这3500你要不要，不要拉倒。”“阿尔伯特，”我又说，“还有酒牌，是安东尼的名字，你知道，弗兰克的儿子。没有营酒牌照那店一钱不值。”“哦，对了，我怎么忘了那茬儿。从现在起，弗兰克，你保证你儿子的牌照天天挂在店堂里。只要那店还在，牌照就得在。只要约瑟夫想要，牌照就得在。记住我说的话，出了什么差错我拿你是问。”“疯狂汉”阿尔伯特·A说罢扬长而去。弗兰克问我：“什么时候给我钱？”“让我先查查账，有剩下的先给你，没有你就等着。从现在起，别再在我跟前晃荡，每次看见你我就想揍你。”我旋即上楼拜见维克多·靳诺万斯，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他。“嗨，老板，”我握着他的手说，“见到你真高兴。你看上去挺不错的。”“我感觉也不错。梅尔卓和孩子都好吗？”“他们很好。”“你呢？”“这不，刚过完堂。”“我知道。怎么样？”“挺好的，都解决了。”“你缺钱吗？”“那混蛋把店里搞得乱七八糟的，他挪用了18万到2万美元。谁知道，也许我在周转上会有点麻烦。”“听见了吗？”维克多对雅座里的另一个人说，“他要多少都借给他。”后来我知道，他对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慷慨大方，这是他笼络人心，重新为自己塑造老板形象的措施之一。其实弗兰克·科斯蒂罗倒不是个问题，他本来就不管事。
但是他帮助好多人挣了钱，所以家族内外不少的人已经把他当成了老板，他还因此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首相”的称号。真正的老板查理·露其亚诺被警方送去了意大利，突然之间又出现在哈瓦那，持意大利护照和古巴绿卡。他在意大利是一回事，在哈瓦那就完全不同了，那里是美国的后院。我记得有一阵子，“科沙·诺斯卓”各家族的老板们成天在美国本土和那个岛国之间飞来飞去。查理在古巴到处投资，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希望他留下。后来听说是华盛顿方面施加压力，威胁禁运给古巴的药品，哈瓦那方面才又把他送回了拿玻里。…………1950年，梅尔卓想要买房子，搬到郊区去。维克多·靳诺万斯知道后把我叫到一旁，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住在郊区和住在城里大不一样。要搞好邻里间的关系，让大家都喜欢你。绝对不可以欺负任何人，绝对不可以骚扰姑娘们。适当地给童子军和其他慈善机构一些捐助，可能的话，最好每周去教堂……”梅尔卓在扬克斯看好一栋房子，要我去看看。我说只要她喜欢就行了。她说那房子标价28万美元，我给了她5000付头款。这时候，我儿子中学毕业了。那是纽约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叫圣迈克山庄中学，我记得每年学费1600～1800美元。唐纳德一直住校，节假日才回家。我想让他远离布郎克斯的街道，远离我生活的那个乌烟瘴气的世界，过一种完完全全不同的日子。他毕业了，我问他还想不想念书，他说不想，想工作。先说喜欢修汽车，干了一阵子干不好，我就给他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不想告诉你们那是份什么样的工作，总之，他可以干一辈子，而且他一直干得不错。唐纳德结婚早，我在扬克斯给他们小两口盖了一栋三居室的房子。
“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在露其亚诺家族的一个亲信，威利·默尔蒂，曾经在彩券上帮过约瑟夫·瓦拉奇，现在却成了维克多·靳诺万斯的第一个目标。威利自己也有点问题，和芝加哥的阿尔芬斯·卡普利一样，他患三期梅毒，已经影响到脑功能，时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维克多便在“科沙·诺斯卓”各家族成员中制造舆论，说：“威利自己脑子出了毛病，那就怨不得别人了。如果明天我不行了，你们完全可以把我做掉，免得败坏了‘我们的事业’。”维克多的想法得到了老板“委员会”的认同。处决威利·默尔蒂的合同是“开放”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的人选，也没有规定的时间。各家族成员无论是谁，只要逮着机会就可以做掉他。结果，这个机会落到了瓦拉奇的老朋友、“科沙·诺斯卓”当时的新成员约翰·罗伯兹的头上。约翰早年曾与瓦拉奇联手放过贷，最近刚加入到安那斯塔西亚家族。（据新泽西州警署档案记载：1951年10月4日，上午11点左右，威利·默尔蒂被发现死于克立夫赛公园市帕里沙芷大道793号的约瑟夫餐馆，死因：头部两处枪伤。案发之前，餐馆里有三名男性白人顾客，其中一人坐在吧台，另外两人坐在近旁一张餐桌上。坐在吧台者——后来有证人指认其为约翰·罗伯兹——离开餐馆，很快与被害人威利·默尔蒂一起进来，并向另外两人介绍被害人。当时现场的其他人员只有餐馆的老板娘和一位女招待，她们一起进到厨房，在那里听见枪声，出来看时威利·默尔蒂已中弹倒地，其余三位顾客均已逃离……指认约翰·罗伯兹的证人为该女招待，虽然她“不是特别肯定”……被传讯的其他证人包括……约瑟夫·瓦拉奇……1952年6月，约翰·罗伯兹因威利·默尔蒂谋杀一案被起诉……后因证据不足撤诉。）
六年后，1958年9月7日，约翰·罗伯兹死于安那斯塔西亚家族内斗。接下来，维克多·靳诺万斯下令谋杀了路琪赛家族的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即本文一开头那段“瓦拉奇的合同”。契亚尼尼尸骨未寒，瓦拉奇又接到一份新合同。这一次，是由维克多·靳诺万斯亲自出马。就在维克多稳稳当当地坐上老板位置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令他十分尴尬的“家务事”。1952年12月，靳诺万斯夫人安娜离家出走，继而提出离婚诉讼。多年前，安娜曾经是露其亚诺家族一位纵队长的妻子，维克多费了不少劲，秘密而巧妙地干掉了她的丈夫，方才将安娜弄到手。家族里的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但他们和警方一样，没有证据。公平地说，维克多·靳诺万斯一直深爱着安娜。在他流亡意大利期间，曾委托一位好友兼合伙人斯蒂文·弗朗西照顾他的太太。安娜提出离婚后，维克多迁怒于斯蒂文，认为由于斯蒂文的不尽心尽力，致使安娜与他生分了。1953年6月初，安东尼·本德尔请瓦拉奇到一家高级餐厅品尝小牛排时，向他转达了维克多的指示。安东尼说斯蒂文·弗朗西是警方的“线人”，只字未提靳诺万斯家的“家丑”。“每天晚上打烊后，你留在‘丽都’等我的电话。”安东尼对瓦拉奇说。
第二部分 瓦拉奇备忘录第14节 瓦拉奇备忘录（9）
我从30年代就认识了斯蒂文·弗朗西，但他从没来过“丽都”，所以维克多们安排在我这里下手。安东尼告诉我说，还有两个人是我在执行契亚尼尼合同时起用的派特·帕咖诺和费奥利·赛亚诺。每天晚上——一共有16个晚上——我接到的电话指令都是“回家”。这一天，安东尼在电话上说：“等着。”我起身查看所有的门窗是否都已经从里面闩好，再把窗帘都给放下来，然后就坐在那里等。凌晨4点刚过，我听见敲门声，是派特和费奥利，还有斯蒂文·弗朗西。斯蒂文已经有些醉了。“嗨，约瑟夫，”派特说，“我们带斯蒂文来看看你的店。”我调了几杯酒，跟他们谈谈“丽都”，带他们在店堂里各处转转，最后到了厨房，那就是斯蒂文的丧身之地了。斯蒂文是个小老头儿，人高马大的派特从背后用胳膊夹住他的脖子，使他动弹不得。费奥利用拳头猛击他的嘴和肚子。
…………我守在厨房的门口，看见派特一松手，斯蒂文就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两个“毛孩子”开始用链条勒他的脖子。斯蒂文抽搐了一下，派特就用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前后一共只有几分钟。
约摸半小时后，瓦拉奇溜出“丽都”的前门，四下里张望没有动静，便钻进斯蒂文·弗朗西的车里点火。听见引擎发动的声音，派特和费奥利架着斯蒂文出来，看上去就好像老头儿喝醉了酒似的。瓦拉奇从车上下来，看着两个“毛孩子”把斯蒂文的尸体放在后排坐好，然后开车往曼哈顿方向驶去。（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3年6月19日，上午9点55分，有人在东37道164号前停放的一辆车的后座上发现一具成年男性白人尸体。死者系被缢窒息身亡，其面部及胸腹部多处受伤，左胸骨折。据查，死者为斯蒂文·弗朗西，58岁，家庭住址：布郎克斯中央广场1777号。该车辆亦注册于死者名下。）
1953年11月中旬的一天，安东尼·本德尔跟我说，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即豁嘴——从意大利回来了，是被联邦毒品局派回来当内奸的。我一听就跳了起来，说：“我不管豁嘴是内奸还是外奸，这种屁事别再来找我，让路琪赛家族的人自己去处理。我不想又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就像契亚尼尼合同一样。”“没人说要你接合同，”安东尼说，“但是他准保会来找你，对不对？等他来了你就通知我。他肯定会给你编一些故事，他如何偷偷地混上船，如何乘人不备跳了下来。你只要记住一点，和他说话的时候千万当心，他可能揣了录音机。”安东尼走了以后，我的情绪坏极了。我觉得好像自从维克多·靳诺万斯回到美国，我们就在不断地出事。以前跟着弗兰克·科斯蒂罗至少还能过上几天安宁日子。现在倒好，谣言一个接一个，合同一个接一个。一眨巴眼的工夫，豁嘴又成内奸了。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人讲话，也不敢听别人讲话。有的事情你哪怕只是知道了，也会惹上一身的麻烦。过了大约三个星期，一天晚上快关门的时候，豁嘴到“丽都”来了。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或者装作喝得醉醺醺的。他看见我很高兴的样子，大喊大叫地和我拥抱。我心里慌乱得不行，悄悄问他怎么还敢这么大摇大摆地到处瞎转。“我不是瞎转。”豁嘴说，“我刚从船上下来，就跑来见你，对不对？你是我的哥儿们，对不对？我没法在意大利呆下去了，我得回来。我在那条破船上漂了整整27天，27天哪！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就这样，还愣让他们敲了3000美元。”豁嘴说，他已经约好了和露其亚诺家族的两个人见面。“我会让你们发大财的，”他附在我的耳朵上说，“我有条路子，可以搞到成吨的货。你，约瑟夫，跟我一起去一趟古巴取货。”豁嘴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不敢开口。好不容易瞅准一个机会，我一把掀开他的大衣，一边说：“嘿，你瘦了。”一边趁势在他身上摸索。没有录音机。我低声对他说：“豁嘴，你听我说，这个地方对你很危险。如果你要去古巴，就赶快走。”豁嘴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他又要了一杯酒，慢慢地喝完了。临走时跟我说：“别忘了我们约好的事。我过两天再和你联系。”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豁嘴。我等了一个钟头才打电话给安东尼·本德尔：“他来过了。”“还在‘丽都’？”“不，走了。”“你为什么不早通知我？”“我说过，我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