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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判刑应该在陪审团裁决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为了使陪审员们不致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或他人观点的影响，杰克·荷兰法官让他们全体住进了假日饭店。他们在整个周末均不得看电视报纸，或与家人朋友通电话，但有关部门为陪审员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其他娱乐活动。1985年10月14日，星期一，杰克·荷兰再次披上黑袍，正襟危坐于法官席上。他指示陪审团在量刑时务必考虑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被告人被裁决之谋财杀人罪，是否所有的疑点都仅存在于合理的范围之内？第二，被告人是否有可能在将来重犯类似之罪，并从而对社会或他人安全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这里需要就第一个问题作一些解释。对一个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决，就好比从事一项科学实验。所有的实验结果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只要其误差不超过某个被科学家们认为是合理的范围，该结果便被认可。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也会有误差，即疑点。或者说，公诉方有证据，被告方也可能拿出反证据。但只要这些疑点不超出人们常识所承认或允许的合理范围，则所裁决的罪行成立。不过，科学实验与定罪量刑又有不同之处。前者可以提供具体的尺度来判断误差，如通常人们所说的“误差不超过多少多少”，后者则完全是人为的标准。
按照惯例，仍由公诉人比尔·班迪首先发言：“你们都看到了季米·彼茨的遗骨所提供的证据：三处枪伤。贝蒂曾明确地告诉过她的两个孩子，罗宾和雪莉，她准备杀了季米。深思熟虑，精心部署，然后冷静地、冷酷地付诸实施。”比尔历数了贝蒂作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步骤，从构筑花坛到丢弃汽艇。关于第二个问题，比尔·班迪说：“在短短的11年里，贝蒂曾先后向她的三个丈夫开枪，结果是两死一伤。如果用‘杀人成性’来形容这个女人，恐怕一点也不过分。可以想象，只要有机会，贝蒂还会故伎重演。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责任杜绝贝蒂·彼茨的下一次作案机会。请对两个问题都给出肯定的回答。”被告方辩护律师伊芮·安鲁斯在他的陈词中说：“星期五下午，你们在审议室里呆了六个半小时。为什么？你们犹豫、彷徨、举棋不定，是因为你们心中的疑点还没有澄清，心中的疑团还没有解开。但是你们必须作出决定，尽管你们自己对那个决定也不十分满意。星期天，我在无意之中听见你们中的一位说：‘让我们去教堂吧。’是的，你们应该去教堂，那也许会使你们感觉轻松一点。今天，你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当你们为贝蒂量刑时，你们可以弥补上星期五的过失，同时减轻你们内心的负担。谁也不愿意在精神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度过自己的后半辈子，谁也不愿意在走完人生之旅回首往事时说，我曾经杀了一个人，一个无辜的人。给贝蒂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也是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所以我在此恳请你们，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不’。”陪审团只用了45分钟就送回了他们的答复，但不是伊芮·安鲁斯所祈望的答复。法官杰克·荷兰念完陪审团回答的两个“是”后，平静地对贝蒂说：“陪审团在量刑时再次裁决你犯有谋财杀人罪，所以你将被处以死刑。”贝蒂终于沉不住气了，她厉声叫道：“不，我没有杀人！”随即痛哭失声。由于贝蒂·彼茨因季米·彼茨命案被判处极刑，韦恩·巴克谋杀案的审理便依法予以取消。贝蒂·彼茨在死囚牢中并没有消极地苦度余生。此后的十来年里，她利用各种机会多次上诉，将案子递交到各级法院重新审查，死刑的执行日期也一再推迟。贝蒂不再否认杀害韦恩·巴克和季米·彼茨的事实，只是反复强调她的所有五位丈夫，包括罗勃特·布兰逊和季米·彼茨，都曾对她施暴施虐，她是被逼无奈而不得不走向极端。贝蒂频频出现于报端。由于大女儿费怡的多方奔走和努力，1971年她被第二任丈夫比利·朗恩殴打后医生拍摄的照片被送上了全国性的电视网。贝蒂的眼泪和诉说换得了众多的同情与支持，不少人权组织反死刑组织及受虐妇女团体成为了她强有力的后盾，甚至出资为她另聘律师。以下文字摘自反死刑组织“大赦国际”的一篇内部通讯：
在向联邦法庭的上诉中，有证据证明，贝蒂·彼茨当年的辩护律师伊芮·安鲁斯在处理本案时的利益冲突和不道德行径导致了她的死刑判决。这些证据表明，贝蒂是在其丈夫被害后一年多，当她为火灾保险而聘请伊芮·安鲁斯时，才知道季米·彼茨的人寿保险和退休金的。贝蒂·彼茨被捕之后，伊芮·安鲁斯同意出任她的辩护律师。但如此一来，他便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以证明贝蒂原先根本不知道保险和退休金，而且也无意领取这些遗产。不仅如此，在得知季米·彼茨的财产被冻结之后，伊芮·安鲁斯让贝蒂签署了一份协议书，同意将其媒体版权全部转让给安鲁斯先生以支付律师费用。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如果被告方在这场官司中败诉，特别是，如果被告人被判处死刑，其媒体版权的价值将会更高。1991年，一位联邦法庭法官裁定，伊芮·安鲁斯的所作所为侵犯了贝蒂·彼茨应有的权利，并下令重新审理此案。得克萨斯州不服，上诉的结果是维持原判。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得克萨斯州提交的上诉书中不仅阐述了季米·彼茨谋杀案，而且以大量篇幅分析了韦恩·巴克一案。上诉书的观点是，即使没有季米·彼茨的案子，法庭也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贝蒂·彼茨为霸占房产而谋杀韦恩·巴克。还有一则中央新闻网络（CNN）的报道，称贝蒂·彼茨“没有受到公正的法律待遇，因为她的律师没有向陪审团陈述她被虐待的事实。贝蒂的女儿们曾交给伊芮·安鲁斯贝蒂被丈夫毒打后的照片，但他从未在法庭上出示过”。关于这一点，伊芮·安鲁斯倒是有他的理由。他说贝蒂当时根本就没有向他承认过她杀了人，所以辩护的立足点顺理成章地放在了“是否杀人”，而非“为何杀人”。2000年2月24日，贝蒂·彼茨被送上死刑台，实施“注射死刑”。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当晚的报道：
今天，62岁的贝蒂·露·彼茨成为自1976年联邦最高法院批准恢复死刑以来在美国处死的第四名妇女。这位“黑寡妇”拒绝了最后的晚餐和最后的忏悔。贝蒂的家人没有出席死刑。…………在场观看的季米·唐·彼茨的儿子简明对记者说，贝蒂临刑时神态自若，毫无悔恨或恐惧之意。多伊尔·韦恩·巴克的儿子洛德尼则告诉记者：“我感觉终于卸掉了一个沉重的负担。”…………贝蒂是自小乔治·布什就任得克萨斯州州长以来，该州被处决的第120名死刑犯。在执行死刑前一小时，小布什表示：“在认真审阅本案的所有证据之后，我完全赞同陪审团的裁决，完全赞同得克萨斯州赦免及保释委员会的建议，不予批准该犯缓刑30天的请求。”一些反家庭暴力组织和人权组织曾写信要求小布什赦免贝蒂·彼茨的死罪，理由是，贝蒂的一生中曾遭到来自其父和所有五位丈夫的虐待，并且在本案庭审期间未得到应得的法律辩护。在贝蒂·彼茨之前，得克萨斯州曾于1998年2月3日处死了38岁的卡拉·塔克，她在1983年的一次抢劫中用斧子劈死了一男一女。卡拉·塔克是该州自1863年南北战争以来被处以极刑的第一位女性。从1982年恢复死刑以来，得克萨斯州一共处决了207人，为全美之首。贝蒂·彼茨是其中年龄最长者。她也是该州在世纪之年被送上死刑台的第九人。计划还有13人将被陆续处决。贝蒂·彼茨临刑时离她的63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贝蒂·彼茨在她的身后留下了六个子女、九个孙辈和六个重孙辈。
第七部分 被亵渎的母爱第44节 被亵渎的母爱（1）
1994年10月25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与南卡罗来纳州联盟镇的任何一个深秋之夜没有什么两样。雪莉·麦克劳斜靠在客厅的沙发上，信手翻阅着当天的《联盟每日时报》。电视开着，躺在另一张沙发上的雪莉的丈夫瑞柯·麦克劳似睡非睡。麦克劳家在镇子的郊外，距约翰·D·隆湖约四分之一英里。一条斜贯东北与西南的49号高速公路从这里通往联盟镇。雪莉在等着看9点档的节目。她抬眼看了看座钟，9点02分。
雪莉正准备叫瑞柯把遥控器递给她，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骤然响起。夫妻俩起身拧亮室外门廊的顶灯，透过窗户看见灯光下一位从上到下几乎一身白的年轻女子——白色T恤外套一件胸前印有橘红色“奥本”字样的白色运动绒衫，白色网球鞋，白色袜子和一条浅蓝泛白的牛仔裤，戴金边眼镜，浅棕色的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马尾巴。女子看上去20岁出头，惊慌失措，满脸泪痕。雪莉打开门，年轻女子泣不成声：“请帮帮我！”“他抢走了我的两个孩子，还开走了我的车。”雪莉将她让进屋，女子继续道：“一个黑人抢走了我的孩子和车。”瑞柯让他们的儿子小瑞柯赶紧拨打911报警电话。据警方记录，他们接到电话的时间是9点12分。“有一个女士跑到我们家，她……有人跳进车里……在一个等红灯的路口，她的车里还有两个孩子。那人把车开走了，她被推下车来……现在在我们家里。”小瑞柯一边听着年轻女子的解释，一边对着话筒说。“他劫走了两个孩子？”值班警员问。“是的，还有车。我不……她非常歇斯底里。我想我应该报警，让他们赶快派人来……”小瑞柯刚放下话筒，他的父亲一把抓起车钥匙：“走，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们。”他们希望那个劫匪还没走远，或者把孩子们扔在了附近什么地方。父子俩在外面，特别是在约翰·D·隆湖周围转了一个多小时，空手而归。
麦克劳家的客厅里，年轻女子终于平静下来。她告诉雪莉她名叫苏珊·史密斯，家住联盟镇。雪莉请她把事情的经过再讲一遍。“我正在莫那科磨坊的路口等红灯，一个黑人跳上车来，命令我开车。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闭嘴，开车，否则我就杀了你。”苏珊说，她的车当时停在莫那科磨坊十字路口通往49号高速公路的主干道上，四周一辆车也没有。苏珊无奈，只得按照劫车者的吩咐驶离联盟镇，沿49号公路朝东北方向开了约摸4英里，直到“经过了那块路牌，他让我停车”。“是那块到约翰·D·隆湖的路牌吗？”雪莉·麦克劳插问道。约翰·D·隆湖的牌子就在麦克劳家门前几百米。“对。他要我下车。车停在路的中段，周围看不见一个人或一辆车。我问他：‘我为什么不可以带走孩子们？’他说：‘我没有时间。’”苏珊接着说，那人如何用枪逼着她，把她推下车。“等他终于把我推出了车门，他说：‘别担心，我不会伤害你的孩子们。’”苏珊·史密斯说，她坐在地上，听见两个孩子哭着喊着要妈妈，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人带着她的孩子们消失在黑暗中。
不知过了多久，苏珊开始奔跑，直到她停在麦克劳家的门口。苏珊问雪莉·麦克劳她可不可以用他们的卫生间，可不可以给她的母亲打电话。苏珊的手抖得厉害，是雪莉替她拨的号。苏珊的母亲琳达·卢索不在家，苏珊又打电话给她的继父巴威利·卢索，还有她的丈夫戴维·史密斯。戴维当时正在联盟镇中心的超级市场温…狄克斯上班，他是那里的夜班经理。就在苏珊和戴维通话时，联盟地区警署警官豪德·韦尔士赶到麦克劳家。他是第二个抵达“现场”的警方人员。韦尔士警官和苏珊·史密斯并不陌生，不光因为联盟是一个人口不足万的小镇，“Everybody knows everybody〖HTK〗（每一个人认识每一个人）”〖HT〗，而且韦尔士夫妇与苏珊的兄嫂司各特和婉蒂·沃恩私交甚笃。现在的苏珊看上去和平时大不一样，她面带潮红，略显浮肿，两只神经质的手放在并拢的膝盖上。豪德·韦尔士例行公事地请苏珊复述了一遍她的故事，他一面听一面作正式笔录，不时插进一些有关细节的问题。苏珊告诉韦尔士警官，在被劫持时，史密斯家的两个儿子，一岁零两个月的亚历克思穿的是红底白条的外套，三岁的迈可穿了一套白色的衣裤。
被劫匪开走的车是1990年的酒红色四门马自达·普鲁泰靳。其实警方已经从911电话里掌握了这些情况，大规模搜寻的行动命令也已下达，正在联盟地区各警署值班的头批搜寻人员已经出发，更多的人正在从家里赶到。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