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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青年报》2000年5月24日报道：
这起诉讼的第一原告、29岁的王某，系贵阳市南供电局小河分局职工，被告俞炎富58岁，为该局原局长。
在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诉状中，王某诉称：2001年5月31日下午，小河分局职工进行第一次“职业道德考试”，她作为第二批考试人员，未参加当天的考试，独自留在办公室。下午3时，被告以谈工作为由，将她叫到其办公室套间的内间，要求她与其挨坐在房内的床上。见她不愿，便大发脾气，威胁要解雇她。她被吓呆了，不敢说话。见状，被告改变了口气，以为原告调换工作为由予以引诱，并在她周围来回走动，然后趁她毫无防备之时，突然面对面一下坐到她的双腿上，强行猥亵、侮辱，时间长达3分钟，虽经反抗和哀求，亦未停手，直到她大声呼喊起来，并用全身力气将其推开。当她跑出被告办公室时，被告还恼羞成怒大吼要解雇她。
诉状说，在市南供电局有关领导的多次教育下，被告承认了猥亵、侮辱王某的事实，先后3次写了“赔礼道歉书”。然而，被告力求自保，欠缺诚意的赔礼道歉无法安抚王某饱受刺激的心。事件发生后，王某心中便充满了恐惧，精神逐渐崩溃，经常目光呆滞、思维混乱，在路上、家中不停地徘徊。2001年6月25日，原告经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至今。
2001年12月，王某的父母向南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王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委托贵州省安宁医院于2002年3月5日对王某作了精神鉴定，结果确认王某无民事诉讼行为能力。据此，4月18日，法院做出了指定王某父母为其监护人的判决。王某父母以自己同样遭受极大的精神损害及经济损失为由，亦作为第二原告和第三原告参与对被告的起诉。诉状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精神抚慰金10万元，以及工作损失、医疗费、鉴定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三万九千余元。5月20日，此案第一次开庭，原告又当场追加索赔今年1至5月护理费7820。83元。
对此，俞炎富进行了答辩，并提出反诉，声言王家的指控导致“一个即将退休、问心无愧的年迈之人”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被警方以强奸未遂立案侦查，面临“双开”和牢狱之灾的精神重压，因而要求对方停止对其名誉权的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500元、精神抚慰金2。5万元。
俞说，5月31日下午，职业道德考试进行时，自己正在考场巡视，不可能分身，原告所述所谓非礼行为的发生时间是2001年5月30日。当时，邻近各办公室都有人在工作，如真有挣扎、呼喊等声音，必然引来围观者，为何如今无证人作证？
他辩解，王某是一个合同工，因工作滞后等被找来谈话，这既是自己的职务行为，也体现了单位和领导对王某的关心。谈话语气过重、批评较为严厉是事实，但无非礼之举。谈话中，为了减轻王某的精神压力，才主动站起来走过去，以一个长辈和领导的口气加以安慰。走动时，膝盖无意碰到她，同时用手轻轻拍了她肩头一下，绝无恶意。谁知王某说：“局长，你这样做不礼貌，侵犯了我的人格。”自己便马上回答：“如果你如此理解，那我说声对不起，但你的工作必须做好。”她听了未说话，转身离去。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他还例举一系列证言，以证明王某在被谈话之前，精神上已有不正常表现，其病情与不存在的“非礼”无关，没有法律上的逻辑联系和因果关系。
对于自己的3份“赔礼道歉书”，俞称是在遭受王家的死亡威胁，并在得到其不打击报复、写了就不追究任何责任的保证后，为使病人尽快康复，才违心写出的。
第一次开庭仅进行到法庭调查阶段结束，便告休庭。法院初步确定15天后再二次开庭。
此案受到了广泛关注。法律界人士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之间的接触与交往越来越多，特别是男上司与女下属之间工作接触的分寸如何把握，怎样的举动算得上是“性骚扰”，是一个很“软”而且因人而异的有不同评判的东西，要制定法律的“硬性”衡量标准操作起来难度相当大。因此，无论此案事实最后如何认定、俞炎富有无主观恶意，其判决及相应的法律依据，都会对今后的司法实践、乃至完善立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借鉴。
2。文员和秘书是“危险职业”吗？
据有关专家分析：在众多行业之中，最容易被异性老板和同事性骚扰的女性职员以文员和秘书最多，从事这些工作的女性，她们常常被迫听异性同事有心或者无意之中说的淫秽笑话，有的被色迷迷的人评头论足，有的被不怀好意倚仗权力的人进行性骚扰，如香港的“师生案”、“医师案”、“洋警官案”等案件的被性骚扰者都是处于依赖、从属、无助、压抑的状态。而性骚扰者则利用权势仗势欺人、肆无忌惮地任意妄为，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权威。
文员和秘书是“危险的职业”吗？要有力地抗击“骚扰”，让他们“转危为安”，只有立法。性骚扰的形成原因，说穿了就是“以权骚扰”，这是性骚扰类型中最普通的一种。也许有的人会问，难道就不允许上司对下属表达爱慕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么如何界定是不是性骚扰呢？这就要看下属是不是心甘情愿了。如果只是上司一厢情愿想入非非，在语言和动作上超出示爱的范围，那就属于性骚扰。更何况，表达爱慕也有高雅和低俗的区分。性骚扰者如果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对女性“摸了一下”罢了，并没有伤害她……那就是极其错误了。
实际上许多女性对性骚扰是极其痛恨的，但为什么还是难以摆脱它的纠缠呢？由于一些被性骚扰困扰的女性，害怕被他们报复，或者恐惧亲朋好友嘲笑，在遭到性骚扰以后，常常只把苦水埋在心中，而不去投诉，或是采用“远离”他们，“惹不起躲得起”的消极方法，用辞职或离职等方法来回避这些问题。许多女性认为性骚扰是精神上受到伤害，并带有偶然性，所以能躲避就算了。另外，一些女性也不熟悉法律，不知道该怎么去追究性骚扰者。为了使女性能在安全、舒心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在“消除雇员范畴中的性骚扰”中指出防范性骚扰的措施：
第一，认识宣传“反性骚扰”的作用，女性员工应观察工作场所的情况，及早察觉性骚扰的征兆，公司或工厂方面应常常提醒员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第二，当接到性骚扰投诉事件的时候，上层机构要做到客观聆听，并保护当事人的隐私，除了向投诉者提供正式的投诉渠道之外，还应协助当事人向平等机会委员会求助，以求获得专业指引。
性骚扰是一种社会公害，需要人们像预防瘟疫一样强化防范意识。女孩子应具有自我保护意识，万一遇到性骚扰应该随机应变，可厉声断喝，抓起手头的物品击打对方。如果对方是自己的上司或者熟人，同样应该反击，应把自己以及社会的尊严放在第一位，因为心理上的伤害是深远的。“把尊严放在第一位”，让我们记住这句话。
3。性骚扰：Officelady难解的困惑？
性骚扰在我国现阶段确实是法律上的一个盲点。如何惩治性骚扰者呢？法制的难点在于立法和取证，比法制更困难的是被性骚扰困扰的受害者的心理关：胆小怕事，使性骚扰者有机可乘。其实一些性骚扰者并非蛮干，而是看准了某些女性的懦弱才敢“动手动脚”的。而发生在办公室里的性骚扰除了上述情况之外，更是与上司的滥用权力或依权凌弱有关。
据《精品购物指南》2001年12月21日报道：
日前，记者曾接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电话，反映她在已经服务了三年的法国公司工作期间，新来的男上司以谈工作为名，要她到他的单人宿舍去，遭到拒绝后，恰逢年终续签合同之时，该上司放出话来，不再与她续签。
据了解，在北京就业的女性即使在工作中遇到性骚扰，一般情况下也是“打碎了牙往自己肚子里咽”。目前，性骚扰越来越成为offcelady们难解的困扰，成为阻碍女性就业的“毒瘤”。
为进一步了解北京市此类问题的情况，记者采访了市劳动保障部门的有关人士。据介，虽然本市对于此类问题引起的劳动议案目前还没有接到，但并非意味着这类问题没有发生。由于在中国缺少对性骚扰的法律仲裁依据，所以很多遭受性骚扰的offcelady们的权利无法得到伸张。
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孙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此类行为很难界定和取证，往往较难借助司法手段解决。他建议，从维护职场人切身利益上讲，防止性骚扰要未雨绸缪。求职时，就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加入相应防止性骚扰的条款。但对于目前情况，执行起来可能难度很大，因为“性骚扰”作为一个现代名词，在法律上还没有公认的、权威的定义，所以不好衡量哪些行为属于其范畴。但为防止性骚扰，求职者在求职时，有权要求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中增设有关条款。
君汇律师事务所的梁明河律师则认为，面对当前供大于求的就业形势，在劳动合同中增设防止性骚扰条款实际操作起来有不小的难度。因为，性骚扰问题同目前所讨论的婚内强奸问题一样，在法律上有些问题还不好界定。有效预防“性骚扰”问题的发生，更关键的是提起全社会对此类问题的重视。而办公室女性则要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尊、自重、自爱。
另外，对性骚扰的认定，也是见仁见智。西方一些社会学研究者认为：只要是一方通过语言的或形体的有关性内容的侵犯或暗示，给另一方造成心理上的反感、压抑和恐慌，都可构成性骚扰。在我国大陆范围内，所有的法律条文中目前都没有“性骚扰”这个词，有关两性之间性侵犯定罪的法律表述只有“流氓罪”、“强奸罪”等等，而这与性骚扰大不相同。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女士认为，这源于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没有一个共同的道德标准来规范众人的行为，科技虽然日新月异，人文的关怀及修养却日渐沉沦。她说希望一个相关的法律尽快出台，保障劳动者特别是办公室女性的权益。
第四篇 来自女性世界的报告四、沉痛与反思：是否把尊严放第一位？
办公室性骚扰像是一张令人紧张、恐惧的网，它时时刻刻笼罩着当今的职业女性。当你为了生存，为了每月的房费、水电费，甚至为了孩子和父母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对某些领导的性骚扰忍气吞声，将泪水咽进肚子……而当你要捍卫自己的尊严，对他怒目而视的时候，你的饭碗就要被领导以种种理由砸掉，然后通知你明天不要来了……
我们清楚地看到，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性骚扰这个令人类敏感的话题已经广为大众和传媒关注，并引发了更多的人去思考。当我们陷入生存压力和生命尊严两难选择的境地时，更多人已开始思考选择一个问题，那就是：面对性骚扰，是否该把尊严放第一位？针对这一问题，《北京青年报》2000年1月21日发表了题为《性骚扰：面对生存压力能否保持尊严》的专栏文章，被采访的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再次警示人们，办公室性骚扰所带给职业女性的压力已不仅仅是身心上的，而是一种生存状态的危机；它已不是某一个单位、企业或个人的事，而是一件值得整个社会都来关注的话题。以下就是几位被采访人的真切感受，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人去反思办公室性骚扰这一沉重话题。
生命有价，尊严无价（冀文，男，41岁，自由职业者）
“生命有价，尊严无价”，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人的立身之本。有的女性为了升迁，为了保全职位，为了利益，逆来顺受地接受上司和男同事的骚扰，虽然是不得以而为之，但在她们内心深处，有一种利益和尊严的讨价还价。也可以说是交换。在她们看来尊严是虚的，利益是实的，所以才在骚扰面前不敢翻脸，甚至连一点不悦之色都不敢表露出来。这事谁都怨不得，只能怨自己的意志薄弱、患得患失。
我原来的单位有一位女同事，人长得相当漂亮，但她的软硬不吃在全单位出名，男同事对她别说骚扰，就是一句轻薄的话也不敢说。她不但没有被辞退，而且还成了单位离不开的骨干，赢得了男上司和男同事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