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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虐待妻子者进行的15项分析中，受访者较多同意采取的惩处措施依次是：法庭判决为83。44％，说服教育为78。97％，警告为78。88％，劳动教养为78。82％，调解为76。28％，拘留为75。96％，行政处分为70。98％。而选择社区服务一项的比例却很低，为52。57％。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民众对性骚扰问题的态度和看法，由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在2002年3月23日～24日采用配额抽样的方法，从北京市民家庭中抽出了200位居民进行调查，这些被访者的学历在大专以上，性别比例为男女各半，年龄在25～4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3岁，得出的结论是：93％的女性认为有立法的必要。
为了减小性骚扰可能造成的伤害，被访者认为最有效的还是寻求法律援助（64％）。另外，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大声喊叫，给自己壮胆且能威慑对方”以及“迅疾有力地回击，如一记耳光或直接踢中对方要害”都能给当事人一定的帮助。还有接近半数的人认为注意保留受伤害的各种证据，以及学习一些防身术，如散打、跆拳道等也不失为较好的方法。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过立法来解决性骚扰问题的必要性如何呢？34％的人认为非常必要，55％的人认为很必要，2％的人认为一般，9％的人认为没太大必要或没有必要。其中，女性被访者认为立法非常必要或很必要的比例为93％，远远高出男性被访者的回答比例（84％）。由此可见，两会代表的尽早把《反性骚扰法》纳入立法日程的提议是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欢迎的。我国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以调控“性骚扰”行为字样出现的法律规范。用法律手段来防范和解决性骚扰问题，在我们国家还任重而道远。
2。人大代表《反性骚扰法》提案的命运
全国首例性骚扰案不久前在西安开审。法院首次对性骚扰案立案，标志着性骚扰问题终于走入法律的“视野”。而在此之前，“法律奈何不了性骚扰”的僵局一直打不破，性骚扰至多不过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拿不上台面。人们看不到法律对性骚扰问题的干涉与制裁，这又助长了性骚扰“不是个法律问题”的观念。性骚扰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人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对性骚扰的法律界定，因而性骚扰到底指什么，也只限于学者的讨论或普通百姓的揣测；也由于缺乏法律上的严格界定，所以人们说不清同事间正常的玩笑与性骚扰之间的区别，这又反过来加重了性骚扰只是个道德问题的气氛。
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王行娟认为，性骚扰之所以立法难，关键在于整个社会的重视程度还很不够———1999年，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癸尊在内的32位代表在当年“两会”上联合发出“中国应在有关法律条文中加进反性骚扰的规定”的呼吁，这是有关“反性骚扰”的声音第一次响亮出现在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事机构上。陈癸尊等人建议加进“反性骚扰”条款的是《执业医师法》，代表们认为，性骚扰在医疗过程以及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广泛存在。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人们淡化了性骚扰的危害。无论是办公室里上司对下属的性骚扰，还是学校里老师对学生的性骚扰，或是医院里医生对病人的性骚扰，它不仅造成受害人无法正常工作学习，而且还往往对其生活、家庭、事业造成伤害。长期置于巨大压力之下，一些受害人渐渐对生活失去信心，甚至精神崩溃。同时，性骚扰的广泛性也被忽略了。之所以没人站到法庭上对性骚扰说“不”，并不能说明这个问题不够严重，或只是发生在个别人身上，事实上，恰恰是受害人深知得不到法律的支持，还有种种社会压力的存在，令他们顾虑重重。即使在西安这起案件中，原告律师也深感“胜算不大”，也只寄希望于对方“赔礼道歉”，不在打结果，而在打过程。实际上，性骚扰问题已走入这样一个怪圈：性骚扰者胆大妄为，受害人难以启齿，从而问题越发被人忽视，法律越发漠视性骚扰……
72岁的陈大鹏教授认为，性骚扰现象目前在各国普遍存在，但中国关于性骚扰的法律法规确实存在盲点，仅仅在《民法通则》中有一些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原则性规定，不够具体，不易操作。例如，对何种程度的性骚扰，应给予何种程度的制裁，均未见规定。“性骚扰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要想得到全面保护，在现有法律下就显得相当遥远和不实际。”陈大鹏说，制定《反性骚扰法》，是对广大妇女切身权益保障的一种加强。随着社会进步，女性参加工作机会越来越多，社会活动空间逐步拓宽，经济地位逐步提高，对家庭对社会的贡献越来越大。但是，与此相匹配的女性切身权益保障的法律规定，却还显得空泛、滞后。他建议应尽快将其纳入立法日程，做出具体的、有操作性的规定和细化条款。在这一法律出台前，可以先考虑分散立法，如在《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内加上一些条款等。陈大鹏自2000年10月列席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婚姻法》修订事宜后，就特别关注有关妇女权益问题的立法工作。在婚姻法修改草案几易其稿时，针对社会现状，有关专家在“婚姻法修改和妇女权益保障”研讨会上呼吁，制订一部婚姻法律的配套法规，即《反对性骚扰法》，从另一侧面维护婚姻稳定，保护妇女权益。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内，以非随机的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长沙、西安等地就有关我国的性骚扰问题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性骚扰问题广泛而严重。
这些性骚扰给当事人造成了恶劣的后果。如有些女学生因受到男老师的骚扰，终日惶惶不安，学习成绩下降；有些女病人受到男医生的骚扰，病情更为严重。上海师范大学沈峻副教授介绍，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还没有有关“性骚扰”的界定，
在处理上一般还不属于犯罪，如果案发也只是批评教育一番。他认为，制订《反性骚扰法》，虽然不直接是婚姻法律的内容，但它间接地影响到家庭稳定，有关部门在婚姻法的配套方面也该跟上步伐，以便全面地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
第八篇 向性骚扰开枪三、让性骚扰者无处可逃（1）
性骚扰侵犯已不仅仅是身体，还有女性的人格和尊严。在中国，能够公开反对性骚扰，甚至有勇气告到法院对簿公堂的女性在以前还非常少，她们几乎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对簿公堂”。然而，随着人们法律意识的越来越浓重，面对性骚扰，人们越来越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这从涌现于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性骚扰案可窥一斑。1。形形色色的性骚扰案
1998年6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一项新法令。该法令使雇主对雇员的性骚扰的上诉规定简单化，使被性骚扰的雇员更清楚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令保护了雇员，特别是女雇员的自尊和尊严。
促使美国最高法院制定出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法令的动机，是近些年来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性骚扰案件。在这当中，前不久发生的颇具影响的美国三菱汽车公司的严重性骚扰案无疑极大地推动了这个法令的制定。
三菱汽车公司的性骚扰案件
1998年6月中旬，美国地方法院做出判决，三菱汽车公司要为伊利诺伊州的性骚扰案件支付3400万美元的赔偿金。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以前接到过大量女雇员的投诉。投诉说，三菱公司的女雇员在和男雇员或者上司办公事的时候，经常遭到性骚扰，而女雇员因为害怕解雇，敢怒不敢言。为此，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向伊利诺伊州地方法院起诉，要求三菱汽车公司为这些女雇员赔偿损失。3400万美元的解决方案对于女雇员和公众来说，是公平和公正的。美国平等就业委员会官员估计，这次赔偿金额是以前政府判决性骚扰案件最高金额的3倍，是美国1991年民权法规定以来的最高赔偿金额。以前的最高记录是350名妇女获得30万美元的赔偿。
三菱汽车公司并没有承认他们有什么过失，但是，他们却不断为此付出代价。1997年，三菱汽车公司为解决27名妇女以同样理由提出的另一诉讼，赔偿了950万美元。美国军校又爆性侵犯丑闻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里斯市的美国海军学院的两名男学员因被控强奸一位女学员而在2000年7月3日被拘捕。两名肇事者名叫科德里亚·布里丁汉姆和基思·威廉姆斯，他们目前被控二级强奸罪，这一罪名如果被裁定成立，他们面临的判决可能是最高长达30年的刑期。他们的保释条件是25万美元。
另外，两人还被控二级性骚扰罪，而威廉姆斯还另外面对一项三级性骚扰指控，上述罪名的最高刑期分别可达20年和10年。据悉，强暴女同学的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四晚上或者星期五凌晨，受到侵犯的女学员事后指控说，那天晚上她在校外的一个聚会上与布里丁汉姆和威廉姆斯在一起喝酒，结果那两个家伙不怀好意地拼命灌她，最后她回到学校宿舍时已经人事不省醉倒在床上。谁知等她一觉醒来，发现那两个家伙正在对自己实行强暴。羞愧难当的她马上强行挣脱了他们的摆布，喝令他们立即滚出去，随后她向学校所在地警方报了警。军校所在的阿伦德尔县警察局在3日下午将两名肇事者捉拿归案，关进了拘留所。
安纳波里斯美国海军学院在最近几年中一直被一系列丑闻所困扰，学员吸毒、盗窃以及对女学员进行性侵犯的事件屡有发生，已有好几名学员因性侵犯或其他品行不端罪名而被校方开除。中国女子遭遇美国“色狼”
美国洛杉矶两家律师事务所2000年8月4日代表两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子控告移民局审核政治庇护官员汤姆斯·鲍威尔对她们进行勒索和性骚扰，并各自向美国移民局索赔1000万美元。
案件的原告是35岁的薛露和30岁的莎拉·郝，她们都以“政治庇护”的名义在同一家华人律师事务所申请移民。薛露的起诉书指出，2001年2月，她到圣塔安纳市移民局接受受理政治庇护申请的移民官员的面试。2月24日，鲍威尔打电话给薛露，表示要见她。薛露问，她是否应跟律师和翻译一起到移民局政治庇护办公室，鲍威尔说，他可以到她的住处去，同时强调不希望有任何其他人在场。
26日，鲍威尔来到薛露家中，进门后就坐在床上，然后打开公文包，公文包里放着薛露申请政治庇护的文件。据了解，薛露是以“一胎制受害者”的理由提出政治庇护的。她与丈夫一起来美，由于鲍威尔称不准任何人在场，她丈夫只好回避。鲍威尔暗示，如果薛露愿意付给他一笔钱，他就会批准她的政治庇护申请。当薛露说自己没有钱时，他开始抚摸她，并企图脱掉她的衣服。他一再强调他有权批准或拒绝她的政治庇护申请，但薛露坚决拒绝了他，并叫他立即离开。鲍威尔离开时生气地对薛露说，她的申请不会得到批准。3月1日，薛露接到鲍威尔签发的通知，拒绝批准她的政治庇护申请。
事发后薛露向律师伊格拉汉陈述了事情的始末。伊格拉汉一方面对薛露表示同情，一方面对移民局官员竟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难以置信”，加上证据不足，没有立即接手。然而事隔不过数月，另一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妇女也称遭到鲍威尔的勒索和性侵犯，这时伊格拉汉才正式接手了这个案子。这名同样要求政治庇护的郝小姐在2001年5月22日与鲍威尔面谈。3天后，鲍威尔给她打来电话，要向她提供有关她申请政治庇护的消息。5天后，他又打电话给她，表示要见她，并如出一辙地要求去她家，还不准有其他任何人在场。鲍威尔到郝小姐住处后索贿2000美元，并触摸郝小姐身体的敏感部位。伊格拉汉律师在听取了郝小姐的揭发后，立即向司法部报告，并与联邦“督察署长办公室”和司法部合作，在郝小姐住处安装了摄像机。6月8日，当鲍威尔再次到郝小姐家中取走了2000美元，并猥亵地触摸郝小姐时，整个受贿和猥亵的过程全部被摄像机录下。
之后，律师已代表原告对鲍威尔起诉，控告他犯下了受贿、攻击、性骚扰和精神伤害等罪名，并对移民局任用这样的移民官提出控告，要求向两名受害者各赔偿1000万美元。移民局发言人盖文发表声明说，移民局不容忍任何移民官的渎职行为。鲍威尔正在接受调查，同时移民局已命令鲍威尔暂时脱离工作，在家等候。不过，鲍威尔在家期间，仍留职留薪。伊格拉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