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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集文字乃是一九四九年到台后七八年内在各报刊所已发表过的文章。我自己亦未搜集保存，孙守立君保存无遗，编成此书，以为有便于青年好学之士，乃商之三民书局印行。孙君热忱淑世，处处为青年着想，至为感佩。
此书不是一有系统的著作，但当时写这些文字实在是环绕我的《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道德的理想主义》这三部书而写成的，也可以说是以这三部书所表示的观念为背景而随机撰为短章以应各报刊之需要。
这些短篇文字，不管横说竖说，总有一中心观念，即在提高人的历史文化意识，点醒人的真实生命，开启人的真实理想。此与时下一般专注意于科技之平面的、横剖的意识有所不同。此所以本书名曰《生命的学问》。生命总是纵贯的、立体的。专注意于科技之平面横剖的意识总是走向腐蚀生命而成为“人”之自我否定。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学问。由真实生命之觉醒，向外开出建立事业与追求知识之理想，向内渗透此等理想之真实本源，以使理想真成其为理想，此是生命的学问之全体大用。
现代人都去追求理想，而却终无理想。遑急迫躁，不可终日。人究竟往哪里走呢？纵使能登陆月球，又有什么用呢？青年人在此不可不端正其最初的心愿，正大其基本方向。恣肆乖戾，虚无邪僻，皆足颠倒其生命，决无关于理想。
青年的朋友若从这些较浅近的文字循序悟入，能于自己的生命方向有所助益，则你将始而憧憬，终而透彻，必有如孟子所谓“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
一九七○年六月牟宗三自序于九龙
第一部分 说“怀乡第1节 说“怀乡”
叫我写“怀乡”，我是无从写起的。这不是说我的故乡无可怀，乃是我自己主观方面无有足以起怀的情愫。我爱山东，我也讨厌现时的山东。我爱中国，我也讨厌现时的中国。我爱人类，我也讨厌现时的人类。
试看，我这种爱憎，完全是一种一般的抽象的，也可以说是客观的情绪（寡头的客观情绪）。
我讨厌现时的人类，但我的内心不能冷到完全是厌离的境地。可见我对于人类有内在的爱恋，因为是“人”，所以我爱他。这还是孔子“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意识，但这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说。
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一个“人”，同时就要真正地把人当人看。因此，我反对一切不把人当人看的理论与行动。“人是人”这一句重复的语句，这一句不把人下定义，不还原为另一种动物，或另一种概念的语句，是多么庄严而警策。因为是人，就要真正地是人，这含有多么崇高而丰富的意义。这点，我深深地起敬畏之系念。
可是，你知道，这只是一个抽象的系念。落在具体上，无论是山东人、中国人，以及现时风气中的人类，我都有点木然。我当然有我敬爱的知交师友。但是一个人只能说有几个知交师友，那也就太孤零，太寡淡而乏陪衬了。虽说人生得一知己而可以无憾，但是若有陪衬，则以无知己为憾；若无陪衬，而徒有少数知交，则反以无陪衬为憾。在此，我可以说，我的情感似乎是受了伤。所谓受伤，不是说受了什么挫折或打击，乃是说先天上根本缺乏了培养，也就是缺乏了陪衬。
对于乡、国、人类，不应当只是抽象的爱，还要有具体的爱。这便须要有陪衬。怀乡，也须要有陪衬。否则，是无可怀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主观方面无足以起怀之情愫。
现在的人太苦了。人人都拔了根，挂了空。这点，一般说来，人人都剥掉了我所说的陪衬，人人都在游离中。可是，唯有游离，才能怀乡。而要怀乡，也必是其生活范围内，尚有足以起怀的情愫。自己方面先有起怀的情愫，则可以时时与客观方面相感通，相粘贴，而客观方面始有可怀处。虽一草一木，亦足兴情。君不见，小品文中常有“此吾幼时之所游处、之所憩处”等类的话头吗？不幸，就是这点足以起怀的引子，我也没有。我幼时当然有我的游戏之所，当然有我的生活痕迹，但是在主观方面无有足以使我津津有味地去说之情愫。所以我是这个时代大家都拔根之中的拔根，都挂空之中的挂空。这是很悲惨的。
我是一个农家子弟，又生长于一个多兄弟姐妹的家庭，而又天天忙于生活的穷困家庭，只有质而无文的家庭，本是很少枝叶的。兄弟姐妹多了，父母对子女的娇爱就减少。穷困则无暇多顾念。因此，我自幼就是一个于具体生活方面很木然生疏的混沌。唯一使我怀念的还是那种暮色苍然中几匹大骡子急急奔野店的情景，但这太苍茫了。又使我常常想起的，则是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一个马戏班子骑在马上跑的那个小女孩。我当时莫名其妙地非想去看她不可，这也许就是所谓爱情了。我一生只有那么一点罗曼司的爱苗。但从此以后，也就斩断了。就是对那个马戏班子的小女孩起爱怜，其情景也未免太流动，太飘忽了。及至在北平读大学了，暑假回家的时候，我还是常常睡在村庄的野外，或打麦的广场上。到上学了，也无人过问，说走就走了。只是先父偶尔嘱咐几句就完了。我现在想想，那还是生命的健旺。各人忙各人的，很少有离别之情。只是抗战那一年，我离家时便不同了。先父那时已年老了（先母已先去世）。我感觉到他老人家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神色。
我这么一个在苍茫气氛中混沌流荡的人，在生活上，实在太孤峭乏润泽了。直到现在，我还是一个几乎无生活的人。譬如对于一般人的来来往往，若有若无，似乎皆不在心上。凡足以成礼饰情的事，我皆未寄以任何注意。我不往，你因而不来，亦无所谓。普通都说我傲慢，实则这是不恰当的。我在谦虚或傲慢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意识的。凡不可以谈的，我不愿谈。我也未故示谦虚，也未有意傲慢。凡可以谈的，我就尽量地谈，不分昼夜地谈。普通说，爱情无条件，无贵贱。性情之交谈，真理之交悟，亦是如此。然须知这不是日常的具体生活。虽不是傲慢，然这里的孤峭，亦不是人生之幸福。
我愈孤峭，愈离现实，我平常写的那些文章，发的那些议论，只是兴趣之不容已，只是内在的“是非之追求”。我之写文章，就好像是一个艺术品之铸造。铸造成了，交付出去就算完了。我没有必期人懂之意念。我把道理说出来，置诸天壤间，悟者自悟，迷者自迷。我也没有据为己有的意思，好像是我创造出来，我就不管了。我也没有期人称赞的要求。我当然不能说完全无好名心，但这方面实在并不强烈。
这种倾向，是我常常感到的。这是一种艺术性的倾向。但是近来我写文章的意识又稍有转进。这与本文的说怀乡有关系。我由艺术性的兴趣之不容已，转到道德性的担负之不容已。我感觉到现在的人太苦了，连我自己也在内，实在有使其置根落实的必要。置根是对前面所说的拔了根说，落实是对前面所说的挂了空说。我近年来很意识到：我所发的那些思想，完全是想从崩解坠落的时代，涌现出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上的根据。要做这步工作，其心思必须是综合的、上提的。因为在这塌下来一切都落了空的时代，要想重新涌现出一个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必须是翻上来而从根上滋生我们的指导观念。这里面含有三事：一是疏导出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以建立政治生活方面的常轨。二是疏导出科学的基本精神，以建立知识方面的学问统绪。三是疏导出道德宗教之转为文制的基本精神，以建立日常生活方面的常轨。凡是说到基本精神处，都是说的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而此思想系统的涌现，又必须从贯通中西文化发展的脉络途径与夫其程度处着眼，始能真实不谬，确定不疑。这是我个人以及几位朋友所努力从事的。
我现在已无现实上的乡国人类之具体的怀念。我只有这么一个孤峭的、挂了空的生命，来从事一般的、抽象的、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之厘清。这只是抽象的怀念，对于“人之为人”的本质之怀念。以前孔子说：“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寥寥数语，真是王道之大端。现在不但是老者少者须要安怀，一切人都须要安怀。这就必须重新来一个文化的反省，思想系统的厘定。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在这里真有其切实的意义，并非是些空洞的大话。我们往常不解，我现在才真正感到了。试想在这个拔了根，落了空的时代，人类真是没有命。这如何能不需要“为生民立命”呢？天地以生物为心。人类没有命了，天地的心在哪里？所以“为生民立命”，也就是一个仁心之不容已，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了。往圣千言万语，所念念不忘者，总在此事，这不是科学所能担负的。所以在科学以外，必须承认有道德宗教的圣贤学问。所以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大业，也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了。我以前有诗云：“上苍有眼痛生民，留取丹心争剥复。”我现在也只有这一点丹心，尚未泯灭。
人类有了命，生了根，不挂空，然后才有日常的人生生活。离别，有黯然销魂之苦；团聚，有游子归根之乐。侨居有怀念之思，家居有天年之养。这时，人易有具体的怀念，而民德亦归厚。
吾友唐君毅先生曾云：“人自觉地要有担负，无论是哪一面，总是痛苦的。”此言甚善。一定要以天下为己任，一定要以道为己任，其生命中总不免有破裂。即偏倾在某一面，而有了个沉重的担负。若是生在太平盛世，则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岂不是好？否则，若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则亦随时可以起，随时可以止。此亦是充实饱满之自娱。再不然，上上者“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无可无不可”。此是大圣人之圆盈浑化，若没有先天的根器，很难至此。不幸，生在这个崩解的时代，既不能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复不能只是顺艺术性的兴趣之鼓舞以自娱，更无大圣人浑化之根器，则其破裂偏倾而有担负之苦，亦势所当然。我以孤峭乏润泽之生命，只能一往偏倾，求其生命于抽象之域，指出时代症结之所在，凸出一思想系统以再造。甘愿受此痛苦而不辞，则亦安之若命也。我们这一代在观念中受痛苦，让他们下一代在具体中过生活。
第一部分 说“怀乡第2节 哲学智慧的开发（1）
人的生物生活，一方面是吃食物，一方面是消化食物。吃是有取，消化是无取。人的意识生活亦是一方是有取，一方是无取。有取于物是明他，无取于物是“明己”。明己即自觉也。从学问方面说，明他是科学活动，给我们以“知识”；明己是哲学活动，不给我们以知识，而给我们以智慧。人生“自觉的过程”即是哲学智慧的开发过程。是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为学即是有取，故日益也。为道即是无取，故日损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即表示从明他而纯归于明己也。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知就是自知之明，故此是一种智慧语。《庄子·齐物论》篇载：
啮缺问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耶？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
你知道这个那个吗？我全不知。你知道你不知吗？我全不知。我只是一个“无知”。这个“无知”就是把一切“有取之知”停止而归于一个绝对之无知。这个“无知”就是从不断的超越亦即是绝对的超越所显之无知。而无知就是一种自觉之真知，亦是最高之智慧。此不是科学之知也。故云：“庸讵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耶？庸讵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耶？”你那些有取之知，对自知自明言，全不济事。我这种不知，对自知自明言，倒是一种真知。故要返回来而至无取之知，则必须把一切“有取”打掉，洒脱净尽，而后归于照体独立，四无傍依，此之谓哲学智慧之开端。
一天，邵尧夫问程伊川曰：你知道雷从何处起？伊川曰：我知道，你却不知道。尧夫愕然，问何故？伊川曰：你若知道，就不必借数学来推算。求助于数学，可见你不知也。尧夫曰：你知从何处起？伊川曰：从起处起。尧夫一听佩服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