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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他满头大汗地跑出来，对营长说，嫂子失血很多，可能是难产，得
赶快送师医院。
可怎么能快起来！到师部二百多公里，连一辆汽车都没有。营长绝望地说。
“我们抬着嫂子往师医院去，多派一些人，轮流抬，跑步前去，这样稳当，比马
拉车在土路上颠快些。”一位战士说。
“好，给师部发电报，让他们也派车来接。”教导员说。
陈康涟被抬到担架上后，全营最精壮的五十条汉子也自动地列好了队。两人抬着
产妇在前面飞奔，后面的四十八人紧紧跟着，随时准备在前面的人跑不快时，接
替上去。头顶是烈日，脚下是大漠，金色的沙子被奔跑的脚扬起来，烈日在头上
一闪一闪地晃动。
这是一支奇特的队伍，是生命的新生与死亡的一次赛跑。
沙漠炽烈的热浪蒸腾而上，每一个汉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好像不是在阳光中，而
是在暴雨中飞奔。
陈康涟躺在担架上，只见太阳不停地晃动着，沙漠不停地从身边掠过，踏起的尘
沙刚扬起来，就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虽然剧痛难忍，但她怕自己的呻吟让战士
们担心，所以紧咬牙关，坚持不叫出声来。
师医院接到电报后，立即派了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车辆及设备沿着公路前去接
应。
担架队从沙漠中抄近路，直奔南疆公路，一百四十里路大家用了四个半小时就跑
完了。
到了阳霞后，大家继续向焉耆所在地奔去，引得沿路的老乡开始只觉得好奇：两
个人抬着一个女的，跑得像风一样快，后面一大队人又像风一样跟着。当他们得
知是为了救一个产妇，为了让产妇生下孩子才这样做时，他们拿来了馕、瓜果和
水。有些小伙子还主动接上去，抬着飞跑一程。
最后，跟随的人越来越多，由五十人增加到了男女老少一千多人。大家都在公路
上奔跑着。
过了策大雅，终于看见了师医院的军车。当医生看到那么多的人时，吃了一惊，
当产妇抬到他们跟前，他们更是不敢相信，不停地问：有这么快吗？跟我们汽车
的速度差不多了。
手术室就设在“道奇”牌汽车上，人们围着汽车，静静地等待产妇能脱离危险，
期待着孩子能顺利降生。
产妇当时已昏迷不醒。医生检查后，对营长说，“幸好送得快，还可以保住大人
的命。”
“那，孩子呢？”营长都要哭出来了。
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他已经死了。”
营长哭了，他哽咽着说，“那就赶紧救大人。”
手术结束后，人们纷纷围过来，问那医生，“孩子呢，孩子呢？”
医生只得说，“孩子没有保住，但由于赶了时间，大人已经脱离了危险。”
大家一听，心里非常难过，那一声孩子的啼哭终于没有响起。他们纷纷低垂了脑
袋。有的颓然蹲了下去，把头伏在膝盖上，伤心地抽泣起来。
在这里，传宗接代不仅仅是一种繁衍，在这些荒垦拓者的眼里，它还蕴含着希望、
生存的动力和崭新的开始，以及战胜苦难的勇气。
在往回走时，他们用了整整一个晚上。每个人的脚步都沉重得抬不起来，迈不出
去。
当其他人听说孩子没有保住时，一个营的四百多人，包括刚分配下来的一百七十
名内地遣犯，都伤心地哭了。如果说在策大雅附近的五十人还抑制着自己，使自
己不在老乡面前过于悲伤。现在，是在自己“家”里，全家人在这悲伤面前，再
无顾忌，荒原上，男人的哭声响成了一片。
这一次事件使部队意识到，应该在基层设妇产医生，应该有会接生的人，因为和
平意味着新生的开始。
所以，我一到轮台不久，营里就推荐我去学医。那天，营长找到我说，“营里准
备推荐你去师部学习。”
我听后，很高兴，连忙问，“学什么呀？”
“喂蚕，好好学习，将来给蚕子看病。”
“可这戈壁滩上，连一棵桑树都没有，喂什么蚕呢？”我认真地说。
“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这个机会很难得，每个营只推荐一个，所以，你一定
要好好学习。”
我到了师部医院，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才知道“喂蚕”就是接生。一想起营长
把接生说成“喂蚕”，我就忍不住笑了。
之所以把接生叫作“喂蚕”，是因为当时去部队的湖南女兵都还是姑娘，让姑娘
去学接生，一般人都不愿意去。营长怕我也不愿意去，在我问他时，他一急就这
么说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二者联系起来的。但这个说法就在南疆一些地方
很快传开了，直到现在，还有人说，你快去帮我喂一下蚕，这就表示要你去接生。
其实，我到部队不久，就听说了营长妻子难产的事，我当时就想，自己如有可能，
一定要当一名妇产医生，没想天遂人愿，心里自然高兴。
学了几个月后，我回到了荒原上。我回来那天，人们热烈地欢迎我，虽然我还算
不上是一个医生，但大家已尊称我为医生了。他们说，有了汪医生，再不会有初
夏那令人伤心的事情发生了。
大家挖了一间地窝子，正式命名它为“戈壁休养所”——当时基层部队还不叫卫
生所，都叫休养所，我是所长兼医生和护士。
不久，我就接生了第一个孩子，好像这孩子是专门等着有人接生才肯出来的。
产妇是一位女遣犯。
她曾经参加过共产党，但没过多久，又加入了国民党，后供职于情报部门。其丈
夫是国民党部队的少将副师长，在与解放军作战中负伤，由于丈夫不愿意去台湾，
她也跟随丈夫留在了大陆。不久，丈夫被镇压，她被押解进新疆，上路之时，她
已有了孩子。作为阶下囚的她不知该怎么办，不知道孩子生下来会怎么样，她曾
从车上往下跳，到了新疆后，又拼命地干体力活，有一次甚至用力捶打自己的肚
皮，想让孩子流产，但都没有成功。
对于为不为她接生，只有个别人心里觉得憋气，他们认为，我们革命者的后代还
没有生，反革命的后代倒生下来了。其他人则认为，不管怎样，这孩子都是这荒
原诞生的新生命，应一视同仁。也正因为如此，她被送到了我的地窝子里。
当女人因为分娩发出的痛苦呻吟声从地窝子里传出时，男人们不约而同地纷纷涌
到了地窝子前。
明亮而硕大的一轮满月悬在天上，被那一根孤零零的旗杆挑着。沙丘在明月中泛
着柔和的金色之光，由明暗勾勒的弧线显得异常的美，像裸露的女人的胴体，让
人心醉；被阳光烤得油亮的戈壁石也一闪一闪地发着光。我那眼地窝子里的马灯
发出橘红色的光，与明月和星辰呼应着。月光下的男人看上去像一幅黑白木刻版
画。他们有的站着，有的坐着，莫合烟不时地被点燃，吐出的烟雾悠然地飘散在
月光里。有一位士兵一直在用竹笛吹奏东北民歌《摇篮曲》。
因为有了我这位妇产医生，大家已没有上次那么紧张。
可能是由于产妇营养太差的原因，她不时昏迷过去。汗水湿透了她的衣服，她的
脸色也异常苍白。她似乎没有一点儿力气生下自己的孩子了。一直折腾到大半夜，
才听见了孩子那激动人心的啼哭声。
——这可是这片荒原上第一声孩子的啼哭啊！
我高兴地跑出地窝子，大声宣布道，“她生了，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
官兵们听了那消息，激动得双眼潮湿，大家齐声欢呼起来。
在我和官兵们的记忆中，那是最美丽、最神圣的夜晚。因为生命的诞生，那片荒
原显得不再死寂，而是充满了生机。当新的一天到来，当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
觉得这荒原的历史真正地开始了。
六十六岁的汪柏祥如今已是满头白发，她一直生活在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这个团场
里，当她接下第一个孩子时，整个荒原上也就两千来人，现在人口已增加了十倍，
荒原早已变成了绿洲。而经我之手接生的第三代正在茁壮成长。
她和自己的老伴住在早年分给她的平房，屋前种着瓜果蔬菜，周围是绿色的原野，
更远处是戈壁荒漠。
“怎么不搬到城里去住呢？”因为许多人退休后都回到了城里，我提出了这个问
题。
“唉，怎么说呢，闻惯了这里的气味，泥土的、庄稼的、树的、野草的，还有我
工作了一辈子的产房的气味，城里闻不到这些气味，我不习惯。还有人总希望我
去接生，说我接生保险不说，孩子好养，不生病。”她说完就哈哈笑起来。
人们说，她喜欢孩子，她一生最爱唱的歌是《睡吧，小宝贝》。当我请她唱这首
歌时，她欣然答应了
睡吧，小宝贝，快安睡，你的黑妈妈在你身边。梦中会得到许多礼物，糖果糕点
啊任你挑选，等你睡了，我就带上你去到天宫，那天宫百花盛开，万紫千红，黑
人小天使快乐无穷……
最后，她告诉我，她在接第一个孩子时，就渴望能有一首歌，唱给产妇和即将临
世的孩子听。后来，她看了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听了它动人的插曲后，也
难以忘记。她觉得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个孩子的，专门写给那个有一个苦难的母亲
的孩子的。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采访完她后，每当我看见孩子，就会哼出下面的歌词：
等你睡着了，我要送你一顶花冠、一串花环，你载上了它多漂亮，上面有星星和
太阳，闪烁着明壳的光……
幸福是用胡萝卜雕刻出的花朵
来自藏区的父亲和来自长沙的母亲相识于云南的一所大学，就在食堂里的偶尔四
目相接间，便注定了两人的一生情缘。为了爱情，也为了响应当年的“支援边疆”
号召，他们双双留在了云南的一个边陲小城当老师，后来又辗转到了迪庆，即今
天已驰名中外的香格里拉县。
一
我的父母是1967 年结的婚，那时也没什么仪式，把被子搬到一起就算是有个家
了。接下来的暑假成了他们旅行结婚的假期，也算是开旅游结婚之先河吧。从此，
他们每年都相约至少出去旅游一次，即使我和姐姐的出生都没有改变他们这样的
约定。
那时的迪庆贫穷落后，交通相当不便，有些地方甚至连路都没有。到大一点的县
城丽江去只有一种办法：搭县里惟一一辆解放牌大货车，走三天盘山公路，中间
还要住两宿车马店。走如此艰难的路，父母总是齐心协力带着我们两个孩子。我
晕车，到丽江时往往已累脱了形，父亲就背着我，母亲则牵着姐姐，借住某小学
的教室里休整一天，第二天再继续行走。
30 年前的中国还没有什么旅游概念，做教师的父母收入也相当微薄，即便这样，
他们在10 年时间里还是带着我和姐姐到过南方的许多地方，纯粹为了游山玩水，
相当苦也相当有趣，父母的同学和朋友真多，每到一地我们都能见到和他们熟识
得不得了的人，虽然大家都不很富裕，但一两天的招待还是相当热情的。我和姐
姐也因此认识了许多至今对我们来说都是亲人的叔叔阿姨们。
二
我们在迪庆的家，是人情味十足的藏式民居。父亲是地道的藏民，对此自然是相
当熟悉和习惯，母亲虽来自湖南，但很快就适应并喜欢上了这里自由自在的生活。
周末，如果母亲在院子里洗衣服，父亲通常就在旁边一边陪我们玩，一边和母亲
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虽都是些很普通的闲话，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很是热闹。
有一次，父亲趁着我睡着，把我偷偷放在了我一直不敢骑的牦牛背上，然后就和
母亲到街市上买东西去了。等我醒后，发现自己是在牦牛背上，愣了几秒钟便大
声哭起来，可又不敢动弹。循着哭声而来的母亲和藏民邻居看到这样的情形都哈
哈大笑起来。原来父亲怕我掉下来，已经用哈达把我牢牢地绑在了牦牛背上。这
个笑话至今还被熟识的老邻居们津津乐道，他们会说：那一家子真是有意思。
记忆中的父母总有做不完的活儿和说不完的话。与当地男子普遍不喜欢干家务事
截然相反的是，父亲只要一有空就和母亲一起挤在厨房里，一个洗菜一个切菜，
说说笑笑地就把饭菜准备好了，有时还很大声地笑，让在院子里做作业的我和姐
姐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情，连忙跑进厨房去看他们。
关于上述情景的回忆常让我陷入迷惑：我的父母都在一起过了30 年了，他们有
多少话能够一直说一直说依然趣味盎然，有什么事可以总是一起做而毫不厌倦？
三
姐姐考上大学那年，父母在家里大宴宾客，其中就有当时还是我男朋友现在则是
我丈夫的扎西。在我差不多已忘记那天宴会的具体情形时，扎西倒向我描述了他
当天感受到的“震撼”：“那天来的人很多，因为迪庆终于有自己的女大学生了！
就在大家在院子里喝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