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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丰
王逊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美术史家。他于一九五六年写成《中国美术史讲
义》一书，现经他的学生薄松年、陈少丰同志重加修订，并补写最后四节，
成《中国美术史》一书，即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刊印出版。我作为曾与
作者患难相共的朋友，特别感到高兴，我愿在这里向薄、陈两位同志的辛勤
劳动致以敬意——因为这部著作的出版，正是我们切盼已久的。
一九一五年王逊同志出生于北京，原籍山东莱阳，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
继在该校研究院深造。解放前他先后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南开大学任教。
解放初期，受聘担任清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一九五七年在中央美术
学院由王逊同志主持、创办了美术史系，为培养新一代美术史工作者做了许
多有益的奠基工作。
王逊同志英才早发，学生时代就参加进步活动。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
义。他忠诚老实，为人正直，博览群书，治学严谨。他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
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美术史这门科学；他兢兢业业
为建立我国新的美术史学体系准备条件。发轫之功，诚不可没。
一九五七年，王逊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倍受歧视，他的著作失去了
发表的权利。但他毫不气馁，仍以顽强的意志和负责的态度，投入中国美术
史教学和教材的修订、补充等工作，并撰写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专门论著，
其成果是可观的。在林彪、“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统治时期，他被迫停止
研究和教学工作，身心俱遭严重摧残。我们这位年仅五十三岁的学者——王
逊同志，本应作出更大的贡献，竟于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齎恨以殁，这
是使人痛心的。
修订者和出版社要我为《中国美术史》写几句话，作为序言。这对于中
国美术史缺乏修养的我，本来是不适宜的，但当我想到他的为人和治学精神；
想到他与我的难忘友谊，就不自量力地答应了。这里，我试作如下的粗略评
介：
《中国美术史》由于它不是一般地掳引史实、平铺资料，而是试图比较
简要地阐述了中国美术史的发展状况及其若干规律，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
但作者本人虚怀若谷，他认为这只是初稿，很不成熟，有待集思广益。为了
适应各地美术院校的教学及美术工作者自学的需求，当时只铅印一千册，供
内部参阅。以后作者又作了修订、充实，但并没有正式出版。二十多年来，
这部著作不断为一些院校、单位的同志传抄、摘录和翻印，这说明它在美术
界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中国美术史》尽管其中有些观点、提法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有
些章节划分比重还不够适当；有些部分未免过于疏略，但总的说来，它在中
国美术新史学的创建过程中，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直到今天，仍葆有其生
命力。
《中国美术史》字数并不太多，却比较全面、比较简明地反映了绘画、
雕塑、建筑、工艺美术等各个门类的发展状况以及彼此间的相互联系，可当
作一般美术工作者的通俗易懂的读物看。其中对于民间无名美术家的创作（如
壁画、版画等），充分肯定它们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尤为这一著作的
显著特色。
《中国美术史》中对于若干历史时期美术发展的某些特征，对一些流派、
作者的艺术思想倾向，对一些作品的分析评介，都有不少深刻、独到的见解，
虽未充分展开论证，但就中的某些片言只语，却闪烁着夺目的光华。
《中国美术史》代表了那时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水平，当然它并不是作者
在美术史研究方面的全部结晶，更不是最后的成果。一九六○至一九六三年
间，作者集中精力重新撰述了讲义的绝大部分：原始、商周、战国各段落，
作了根本性的改写，分量上也有很大的增加，秦汉以下至明代各段落，都作
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充实、提高。当时为了便于讨论和教学，曾分别予以铅
印和油印。负责修订整理者为了保持《中国美术史》的原有面貌，并兼顾著
作的完整性，仍以这部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为据，只作了些必要的校订。这次
付梓出版的，就是这个本子。
我们希望王逊同志的其它多篇遗稿，能早日组织专人加以搜集整理，以
期在不久的将来陆续发表问世。这无论对作者本人，或对美术史论研究者、
学习者来说，都是应该做的事。
一九八○年七月七日
中国美术史
第一章从原始社会到战国
时代的美术
第一节原始社会的美术
一、古史传说中的美术活动
中国远古人类的生活，可以从三皇五帝的古史传说中见到一部分。古史
传说多被战国秦汉时的人们所纂订、附益，其真正价值尚有待历史学家深入
分析，但其所述并不完全违背今天的科学的观点。例如：穴居野处、食鸟兽
之肉、衣其皮毛、知母而不知父、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等等。
这些都说明当时文明程度还很低，没有阶级社会的那一套道德规范。根据古
史传说，陆续出现的一些被称为“帝王”的人，都是同文化创造和劳动生活
有关的：燧人氏发明火；伏羲氏作八卦，结绳为网罟；神农氏造耒耜，殖谷，
发明医药，作陶器，结绳记事；黄帝的时候，造舟、车、兵器、铸鼎，嫘祖
开始养蚕，昆吾氏担任制陶的专职“陶正”，苍颉造文字，史皇作图画，这
时也曾画过蚩尤的像，并且把“神荼”、“郁垒”画在桃木板上以御百鬼；
尧舜时代把祭祀和表示等级身份的玉器订成系统化的制度：“五瑞”、“五
器”，设计了五彩的章服，舜本人曾在河滨作陶器，不象别人作的那样陋窳，
所以在古史上特别加以称道；禹铸九鼎，上面雕饰着鬼神百物之形，使民分
辨“神”和“姦”。古代传说中所谈到的这一些创造和其他一些关于社会生
活，以及音乐、用器等文化创造，都是企图说明古代中国人民从野蛮到文明
所经历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与艺术有关的活动，例如图画和装饰
等，都被说成不是纯粹的艺术活动，都是以社会进步、以服务于生活为目的
的文明创造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从历史传说中所了解的远古时代处于肇始阶段的艺术活动的情
况。
古史传说特别需要从考古发现的材料得到印证，目前还未得到系统的认
识。
二、古代的石器与玉石工艺
原始社会文化的考古发现，在过去五十年中已积累了一些材料，但由于
我国幅员的广大，地理气候条件的多样性，所以目前还在积累资料，并配合
大规模经济建设进行整理工作阶段。就已有的发现可以得到的关于美术的若
干认识都是比较简略的。
远古时代的绘画和雕塑，尚未发现（苏联和德国都曾发现旧石器时代的
女神雕刻，法国和西班牙曾发现洞穴壁画）。远古时代的艺术创造能力可以
从石器和陶器上看出。
一九二七年在北京附近周口店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中国猿人”（又名
“北京猿人”）的头骨化石。中国猿人的时期距今约为四五十万年。中国猿
人是由猿到人的中间类型。在这一震动全世界的发现前后，并曾发现其他一
些中国猿人的骨骸化石。在他们居住过的洞穴中并发现了他们吃剩的兽骨的
化石和其它文化遗存。可以知道，中国猿人会制造粗糙简单的石器，会把兽
骨做成骨器，会利用火，懂得熟食。
周口店地方并曾发现比中国猿人使用的石器更为原始的石器——一块燧
石制的石核石器和几片曾经人工打击的石英石片。发现地点称为第十三地
点。另外在第十五地点发现了较北京猿人为晚的石器。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在山西襄汾县丁村发现了距今二○万年左右的“丁村
人”的三枚牙齿化石和大量石器（据近期铀素法测定距今215000—175000
年——校订者注）。此外，在过去数十年中陆续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还
有内蒙河套以南的加萨苏克曾发现“河套人”的门牙及其石器（近期测定距
今50000—35000 年—校订者注）。在周口店山洞发现“山顶洞人”的化石和
他们的石器及较发达的骨器。山顶洞人（约一万八千年前）的遗物中，除石
器外，最值得注意的是有磨得表面非常光亮，上面刻有纹饰的鹿角短棒和磨
制得很精致的一端有孔、一端尖的骨针，制作技术最高的是一些穿孔的石珠、
兽齿、砾石和蚶壳等装饰品。另外也发现一些作染料用的赤铁矿的碎块和碎
粒，一些用赤铁矿染红的椭圆形砾石。这些东西体现着一定程度的装饰意图
的美术活动（也可能别有其他目的）。
一九万一年修建成渝铁路时，在四川资阳县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
无文化遗物伴随出土。“资阳人”在体质上可以看出与“山顶洞人”有一定
关系。一九五六年初在广西来宾县山洞内，也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
详情尚不悉。
旧石器时代的石器在云南、甘肃各地也有发现。
旧石器时代以后为中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文化中已出现了形状细小的
石器。这种形状细小的打制石器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新石器时代，通常称为“细
石器”。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在我国东北和广西武鸣都曾发现。哈尔滨附
近的顾乡屯遗址曾被认为是中石器时代的。黑龙江满洲里附近的扎赉诺尔，
曾发现一、二万年以前的人头骨化石和石器、骨器。扎赉诺尔的细石器可以
认为是中国境内最古者。齐齐哈尔的昂昂溪，也曾发现细石器。此外，在内
蒙古的林西、赤峰和长城附近地区，都曾发现和陶器伴随出土的细石器，时
间已经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并且和中原地区的以彩陶为特征的文化相混合
了。此一时期的细石器遍布在内蒙古、长城地带，沿着戈壁的边沿，直达新
疆。在黄河中游的三门峡地区的陕西朝邑、大荔的砂丘地带，最近也发现细
石器文化的遗址（暂称为“沙苑文化”），河南辉县曾在新石器时代文化层
中发现一片细石器，这些都是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
磨制石器在中石器时代开始应用，在新石器时代非常普遍：新石器时代
并且发明了陶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居住地和墓葬地，在中国各地
分布很广。西到新疆，东到吉林、山东、江浙和台湾，北到内蒙古北部，南
到广东海滨区域。现在所知较重要的遗址，在黄河流域分布比较密集。新石
器时代文化遗址，时常按伴随出土的陶器的特点而加以区别，例如彩陶遗址、
黑陶遗址等等（在陶器部分再详述）。
这些遗址的各种文化特征，我们将不予详述，但是从各地发现的文化遗
址和遗物可以推断在旧石器、新石器时代，人们过群居生活，合力劳动，生
产资料和生产品公有。他们建立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社会，新石器时代已经定
居并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在共同的生活里积累了劳动经验，创造并发展了语
言，进一步发展了脑和思维能力。
古代石器的发展同时也是人类对于造型样式的认识的发展。
中国猿人使用的石器多半是从河床上拣来的砾石（鹅卵石）打击而成。
或者把砾石的边沿，加以敲打，现出厚刃，可为敲砸之用。或者是从石英砾
石上打下一层一层石片，成为一种薄刃的刮割用具。中国猿人的石器，可以
看出是不加选择地采用能得到的任何石质原料，无论打石片或打砾石，都没
有固定的方式，也不是打成一定的形状，不进行第二步加工，任选一片，即
行使用。因之石器形状，不能分成有意义的类型（图1）。
襄汾丁村发现的石器中，石片石器大部分也是没有一定的打击方法，打
出的石片，没有一定的形状，不加修理，即行使用。但可以看出打击方法与
中国猿人根本不同。在一部分石片上有第二步加工的痕迹，并有一定的石器
类型（图2）。
河套人的打制石器就比较进步。有较薄的和长形的石英石片，都是技术
精巧的证明。石器都是按照不同的使用目的，进行了加工，使之成为各种不
同形状的刮削器等。这就是在长时期的劳动实践中，人们对于造型样式，从
劳动角度，开始有所认识（图3）。
周口店山顶洞人的石器打制技术的进步不很显著。但磨制和钻孔的技术
是山顶洞人文化发展的突出表现，已接近新石器时代的水平（图4）。
石器形式的重要的进步表现在扎赉诺尔等地的中石器时代的石器及其以
后的细石器上。特别是细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