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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可以肯定与中亚或印度画风有关，但时代尚值得研究。库车拜城一带（古
代为龟兹国）也有七处古代的洞窟寺院，当地人称之为“明屋”（即“千佛
洞”之意），其中数量最大的是克孜尔地方二百三十五个洞窟。克孜尔的一
部分早期洞窟是南北朝时代的，但大部分可能是唐代的。龟兹国在汉、唐时
代是天山以南的大国和重要的传播佛教的中心，政治、文化和美术上受中原、
印度和中亚的影响，而具有自己的特点。新疆其他各地，如焉耆、和阗和吐
鲁番也都有佛教美术遗迹发现。其中最多是唐代的。很少有南北朝的作品遗
存。而且有明显的中国画风（在第四章再作具体的介绍）。
新疆各地的地方美术对于佛教美术在中国的传布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五、关于我国早期佛教美术的几个问题
（1）外来艺术的影响与创造，在敦煌莫高窟的雕塑和壁画方面都可以看
出，早期的佛教美术中，佛、菩萨、伎乐天人和一部分故事画中的人物，在
装扮上（头戴波斯萨珊式的宝冠，身上是印度式的半裸袒，等等）以至体态
上，都是因袭着外来的形象，可能是直接以外来的粉本为根据的。佛、菩萨
的形象，由于仪轨规定的限制，若干外形特点以代表佛教教义上的一定意义。
否则将会被认为不具备作为礼拜对象的条件。所以，这种因袭是定型化的结
果。故事画中的人物形象之保持域外的形式，是因为故事的内容是外国事情，
所以也因袭了外来的形象，但构图及环境、道具的描写则不受此拘束，画家
可以根据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加以创造。
佛、菩萨等既是宗教形象，同时又是外来的，所以他们与当时当地的现
实生活的联系并不密切。强调中国佛教美术中犍陀罗样式或印度笈多样式的
论点正是强调这些形象与现实生活距离较远，贬低了它们的艺术价值。
但是根据佛教艺术发展的情况，二八五窟的新形式的产生，具体地说明
了从现实生活的观察与理解中创造具有现实意义的艺术形象，乃是不可避免
的。
（2）表现能力的提高——域外美术的传来，也有其积极的作用。其积极
作用不是在形象的因袭方面，主要的是在处理形象的技术能力方面。首先是
人体解剖的知识因而充实起来。早期佛教画中的人物形象的动态表现是极其
复杂多样的（多种多样的奏乐、舞蹈的伎乐天和众多人物形象表情变化丰富
的降魔变，都可以为例），是以裸体为对象进行了描写的这些因观察、表现
裸体所获得的，关于人体解剖的科学知识是有益的。是足以帮助古代画家进
一步掌握了人物的动作和在运动中的衣褶变化。其次是域外画中表现立体感
的晕染画法，也有助于古代画家对于体积的认识，而提高了线描、着色的表
现能力。
这些技术上的进展，事实上都加强了佛教美术从生活中汲取艺术原料的
能力，而使古代美术有可能在宗教的外壳中重新走上汉代艺术的直接描写生
活的道路。
（3）描写现实生活——西魏壁画（如二八五窟的《五百强盗故事图》）
已可见比北魏壁画（如《尸毗王本生故事图》），在人物动作方面和环境的
细节方面都描写得更为具体。而现实生活的片断的具体描写，在魏隋之际的
佛教故事画中更特别丰富起来。画面上出现很多的生活情节的描写，这是宗
教美术的一个进步的征象，说明宗教美术中现实生活的获得优势，并且表示
构图能力与表现能力的提高。
第四节云冈、龙门的北朝石窟造像
一、北魏佛教及石窟造像的历史
鲜卑族的拓跋珪在公元三八六年自称为“魏王”，建立了北魏政权，兼
并山西北部的各部落，并进而攻河北省的大部和山东、河南的一部分，掠夺
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公元三九八年起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自称皇帝。
拓跋氏在河北山东一带掠夺的人口，被强迫迁徙到人口稀少平城附近。这些
人口中间有蒋少游那样的通晓多种技艺的工艺家；同时，长期以来在河北一
带已甚普遍的佛教，也开始自燕赵一带大量流传到平城，而且随着北魏政权
的巩固，发挥了它的作用。明元帝拓跋嗣的时期提倡佛教，“京邑四方，建
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而来自
河北的和尚法果也明确地宣称：皇帝就是“当今如来”，和尚也应该对他致
敬。
凉州（今甘肃，包括敦煌地区）自前凉（公元三○一—三七六年）张轨
的时期，佛教已有较大的发展。公元三九七—四三九年占据张掖一带的匈奴
人沮渠氏的北凉时期，凉州是很多有名的佛教徒聚居的地区。例如来自中亚、
翻译了大量佛经的昙无忏，在麦积山创立了自己的学派的玄高，玄高的学生
玄绍长住炳灵寺，都是凉州有名的和尚。今酒泉文殊山还保存了沮渠氏时期
的佛教遗迹。公元四三九年，北魏太武帝灭凉，徙沮渠氏的宗族及吏民三万
户（或作十万户）于平城，据说：“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魏
书·释老志》）
太武帝拓跋焘的时期，道教徒利用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冲突取得皇帝的信
任，曾采取排斥佛教——“灭法”的政策。灭法期间（公元四四六—四五二
年），佛寺经像被毁，和尚被迫还俗，玄高亦被杀。
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于兴安元年（公元四五二年）十二月，下令恢复
佛教。在灭法期间隐匿起来的和尚师贤和昙曜，先后担任了统领佛教事务的
官职，此官职先名“道人统”，由师贤任之。师贤死后（公元四六○年），
昙曜代之，改名为“沙门统”。师贤和昙曜都是当年来自凉州的和尚。在恢
复佛教的同一年，曾按照拓跋濬的身材，雕造石佛像，据说，石像的脸上和
身上的黑斑，和拓跋濬身上的黑子一样。兴光元年（公元四五四年），又下
令在五级大寺，为拓跋珪以来的五个皇帝铸造了五尊硕大的释迦立像，都是
高丈六，用了赤金（铜）二万五千斤。这些举动都说明北魏流行的思想是帝
王即释迦，佛教和政治在当时是密切结合的。
昙曜作了沙门统（公元四六○年）以后，为佛寺取得剥削农民的权利，
向皇帝索取了一部分户口为“僧祇户”（每年纳谷六十斛）及“浮图户”（为
佛寺服役并从事生产劳动）；翻译了一部分佛经；而他在佛教活动中最大的
工作是主持开造了世界驰名的、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云冈
石窟。
文成帝拓跋濬的父亲（拓跋晃）和儿子（献文帝拓跋弘）都信仰佛教，
与僧人有交谊来往，并大修“功德”。他的儿子诞生的一年（皇兴元年，公
元四六七年）拓跋弘在平城修建了永宁寺，其中构七级浮图（七层的佛塔），
高三百尺，据说：“基架宽敞，为天下第一。”又在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
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不久（公元四六九年前后），又构
三级十丈高的石浮图，上下都是用石块按照木构建筑修成的。他在公元四七
一年让位给他的儿子孝文帝拓跋宏，自己就以皇帝的父亲的地位成为积极提
倡佛教的虔诚的信徒。因而，在他的影响下，北魏的佛教和佛教艺术大大地
发展起来。
孝文帝拓跋宏重视佛教的传播和教义的探讨，他曾在云冈继续修筑石
窟。同时他在政治上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迁都到洛阳（公元四九三年）。
洛阳自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在长安传道、译经的时候（公元四○一—四一三年）
起佛教已盛行，公元五世纪末到六世纪初，作为北魏的都城，乃成为北方佛
教的重要中心。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不仅聚集了一些精通佛教的有学问的和尚，并且
在洛阳龙门，仿照云冈，修建了大规模的石窟。龙门石窟的修建工作，在此
后五十年中一直在继续。北魏的皇室，孝文帝的冯皇后，宣武帝拓跋恪，他
的皇后胡氏（史书常称为胡灵太后），以及一些贵族，都是狂热的佛教信徒。
他们为了死后赎罪并修来世，在这种信念下，佛寺、佛塔的修筑，佛像的雕
造，在洛阳以及其他各地，都兴起了一个高潮。
宣武帝拓跋恪在恒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并于永平三年（公元五一○年）
迎置于洛水傍的报德寺。又在洛阳建立瑶光、景明、永明诸寺。瑶光寺有五
层浮图，离地五十丈，寺中有尼姑住的房屋五百余间。景明寺和永明寺都有
房千余间。景明寺曾被描写为“复殿重房，交疏对雷。青台紫阁，浮道相通。
虽外有四时，而内无寒暑。房檐之外，皆是山池。松竹兰芷，垂列堦墀。含
风团露，流香吐馥”（《洛阳伽蓝记》）。正光年间胡灵太后造七层浮图，
离地百仞。永明寺是为外国和尚建立的，可居三千余人。熙平元年（公元五
一六年），按照平城的旧式，在洛阳也增建了永宁寺，中有九级浮图，离地
千尺，在百里以外就可以遥遥望见。上面有金铎一百二十，金铃五千四百枚，
有风的夜晚，铃声在十余里地以外都可以听见。浮图北的佛殿，形制和皇宫
的正殿“太极殿”相似，中有丈八金像一尊，中长金像十尊，绣珠像三幅，
织成像五幅。因而永宁寺为历史上罕见的巨大的佛教建筑。洛阳城内的佛寺
数目，到北魏末，达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在河阴之变（公元五二八年）以
后，遭到严重的破坏。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年）杨衒之所见到的洛阳，已
甚衰落，而仍有四百二十一所寺庙。杨衒之曾把他的所见写成《洛阳伽蓝记》
一书。
北魏末期（约公元五○○—五四○年），以龙门石窟和洛阳永宁寺为代
表的营造佛寺、佛像的风气，蔓延到其他各地，则出现了三万多佛寺，二百
万僧尼的畸形现象。
石窟造像的修建，在北魏末期在各地普遍出现，其中有名而且比较重要
的，有：甘肃敦煌莫高窟，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辽宁义县万佛峡，河
南巩县石窟寺，等等。造像碑及单躯的石造像也很多。
公元五四○年前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佛寺、石窟、造像等仍在不
断继续建造。特别是在北齐夺取了东魏政权以后，在河北响堂山和山西太原
天龙山的大规模的石窟修建又恢复起来了。北齐时代开凿的若干石窟都成为
隋代石窟的先驱。北周夺得西魏政权，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听取儒、道、佛的
三方争辩以后，严格地制止佛教和道教的流传，并制止了大规模修建寺庙。
公元五七四—五七七年数年之间，佛教曾受到暂时遏止。麦积山曾保存了北
周时期的一些佛教遗迹。
二、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
（1）云冈石窟寺，在山西大同之西三十里的云冈堡。山名“武州山”。
前临河水名“武州川”。
石窟的开始修建，《魏书》上是这样讲的：“。。和平初（公元四六○
年），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法之明年（公元四
五三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
人，帝后奉以师礼。曜白帝（文成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
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
卷一百一十四）
文成帝之后，孝文帝时也继有修建，除了帝室和贵族们修建的大石窟外，
小窟小龛的修建最迟延续到正光末年（公元五二四年）。
云冈石窟沿着武州山南麓，自东向西绵延一公里，全部编号为四十三个
洞窟，其形制较大的洞窟（长宽超过五、六米）约二十余个，其他还有一部
分洞外的佛龛。其间有两个崖谷，将石窟群分为东、中、西三区。东区为第
一、二、三、四各窟。中区为第五——第十三窟。西区为第十四——第二十
窟及西端诸小窟（第二十一——第四十三窟）。石窟大都暴露在外，仅第五、
六窟前有清初顺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修建的木构建筑物一组。但云冈
石窟在古代可能是全部都有木构的廊阁殿堂的。北齐郦道元所见到的云冈石
窟寺是：“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水经注·漯
水》条）可见当年四周环境原来不是如今天那么荒瘠的。
（2）云冈石窟群，如果按照修建年代及风格变化，大致可以下列四组石
窟为代表：（一）昙曜五窟，即第十六——第二十窟。
（二）第七、第八双窟。
（三）第五、第六双窟。
（四）末期窟龛，第十一——第十三窟外檐上方各龛。
昙曜五窟，即在昙曜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