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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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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价值和文学价值。大型铜器的铸造,长篇的铭文,以及铜器器身的变薄,
这都显示了冶铸技术的进步。

一九二三年出土于河南新郑的立鹤方壶(图30),壶身遍布蟠曲龙纹,
两旁有镂空的龙形双耳,壶下伏有双兽,壶口有双层莲瓣中央立一鹤,展翅
欲飞,工艺非常精湛,反映了春秋大变革时期的时代风貌。

此时期的青铜器在艺术上的特点,其造型,如前所述,轮廓线多是柔和
优美的曲线,并有适当的比例关系,表现了新的创造。铜器上的装饰花纹简
易,纹样多窃曲纹、环带纹和双头兽纹。其他尚有重环纹、垂鳞纹等。又有
写实意味的蛟龙纹。可以看出窃曲纹和双头兽纹都是殷及周初流行的饕餮纹
和夔龙纹的变化,按图案规律重新组织而成。此时期的花纹组织,更多利用
简单的重复所构成的二方连续。

三、战国时代的青铜工艺及其他美术品

战国时代,在地方经济发达的基础上,文化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古代典籍中有一些关于战国时代美术活动及传说的记载,不仅可以看出
古代人对于美术的了解,其中也透露一些实际情况。《韩非子》记载有画家
用了三年时间为周君画■(箧?),配以强烈的光线,可以看出“龙蛇、禽
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显然这是战国时代装饰美术中的主要题材。古
代伟大的爱国主义的诗人屈原在赋《天问》之前,曾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
壁画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的充满幻想的神话图
画。古代著名的巧匠鲁班,用脚画自知相貌狞丑,不愿人见而潜匿水中的“忖
留神”的图像。齐国画家敬君,为齐王画九重台,不能回家,画了自己妻子
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齐王所夺。又如宋元君找来一群画师,都“受揖而
立,舐笔和墨”,只有一个人很傲慢,“解衣槃礴,裸”。而被称许为真画
师。齐王客认为画人所习知的狗马,难于画人没有见过的鬼魅。由此可知当
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战国时代美术的大量的具体材料,是过去五十年中的考古发现。例如以
下各地的出土物对于美术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山西浑源李峪村,河北易
县、唐山,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金村,山东临淄,安徽寿县,湖南长沙等。
这些地方或发现了墓葬,或尚残存着建筑遗迹,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铜器,但
也有瓦当、玉器、漆器和陶器等。战国时代的美术研究,特别得助于建国后
河北唐山,河南辉县、洛阳和湖南长沙的发掘。这些发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
性而又有艺术价值的珍贵材料,并且提供了有关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
识。

战国时代的美术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甲、青铜工艺品(附金银错、镶
嵌及铜镜),乙、雕塑性美术品,丙、绘画性美术品,丁、其他工艺品——
漆器、玉器、陶器等。

青铜器有:浑源李峪出土的赵国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国器,辉县出土
之魏国器、洛阳金村出土之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之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
各地出土之齐、秦各国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时代及地域的风格变
化都有待研究。但明显地具有共同的趋势。铜器有相类似的新造型与相类似
的装饰主题及装饰方法。装饰的部分或立体化而趋向写实风的动物雕刻,或


布满全体趋向繁复及重叠缠绕的组织。装饰纹样以蟠螭纹最普遍,但处理的
方法有多种不同。在铸造技术上,透雕的装饰已可能用蜡型法浇铸,花纹系
利用简单的压抑法印在铜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铜和锡的成分也
有新比例。

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战国铜器的华丽的风格特别出现在金银错
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松绿石、水晶、玉、玛瑙等矿石,
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阳金村和辉县
固围村的金银错及珠玉镶嵌器,都是中国工艺史上的珍品。

战国时代的铜镜,以楚国及其邻近地区发现较多。圆形铜镜(少数是方
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鉴人,背面有组织得很严密而完整的图案。这些图案
往往是在繁密的底纹之上有旋转纵放的云雷纹或幻想的动物纹样。上下两层
因反光不同而呈现出对比效果。战国的铜镜纹样是中国图案纹样的典范之
一。战国铜境的合金中,为了使镜面光洁细腻,常加入少量的铅,背面的花
纹也因而特别整齐清晰(图37)。

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显然具有表现动态及开始刻画面部表情的能力。
长沙出土的木俑(已知最早的木俑,图35)和洛阳出土的胡女铜像(图34),
动态的表现是很微妙的。作为已知的早期的雕塑艺术品,是不平凡的尝试。
其他一些工艺装饰性质的雕塑,如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猴形、鹦鹉形铜饰,
洛阳金村出土的多种跽坐胡跪形铜人,金银错云纹及兽纹的铜洗上的一对正
要跃入水中的蛙(图36),这些作品表现动物的动作都很真实。洛阳金村出
土的金银兽首、龙首,辉县出土的车辕首的兽头形饰物,都采用夸张的手法。
并善于利用金属的不同色泽进行装饰,而获得生动效果。

战国时代的绘画性作品中,以长沙出土的《帛画》作为已知的第一幅绘
画,为最重要。

画的内容,据郭沫若的研究,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在象征善与和平
的凤鸟同象征恶与灾害的独脚夔进行的斗争中,祈祷凤鸟获得胜利。那妇女
侧影姿态的优美,显然是很引人注意的(图39)。其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
国时代绘画艺术水平的作品,有故宫所藏《水陆攻战纹铜壶》(图42)和辉
县出土的刻纹《燕乐射猎铜鉴》以及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图41)
上的奏乐、射箭、宫室景象及九种战斗场面。长沙出土的彩画漆奁上,有树
木、奔驰的车马、狩猎等景象。说明了当时绘画艺术的构图能力。其他如金
银错的狩猎壶及铜鉴上的车骑、动物等景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
绘画的一般水平。

在工艺美术范围中,漆器工艺有显著的成就。除了上述的绘画故事人物
的漆奁以外,长沙出土的漆盾、神鸟盘、三凤及二凤盘、彩漆画案及轼,都
是现存的最早的完整的作品。用麻布制胎夹苧技术已很普遍,涂漆匀洁,颜
色(红和黑)鲜丽。图案构图极为巧妙精美,线纹或细如发丝,或匀称厚重,
描绘技术也达到高度水平。战国漆器图案和铜镜图案,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玉石工艺也有杰出的表现。洛阳金村出土的玉佩、玉璧及各种动物形玉
饰,辉县出土的大玉璜、雕金镶玉嵌珠银带钩和玉鹦鹉,技术精绝为古代玉
器工艺之冠。金村发现有玉石工艺的半制成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其制作过
程。但古代制玉的技术,对于我们仍是一个谜。战国时代玉器工艺中体现了
图案造型中一些基本规律(图38)。

战国时代的陶器,在形制上有自己的特点,一部分是模仿铜器的,和铜


器造型相同;但在陶质上有显著特点的作品,还没有发现。战国以前的灰青
釉硬质陶豆曾在洛阳发现过一对,战国时代如何继承发展,尚无所知。战国
陶器上的彩绘装饰是有独特风格的创作。辉县赵固区和洛阳烧沟附近,都发
现彩绘陶器,尤以后者在白粉底上运用红黑二色,极优美活泼。另外,两地
也发现有在陶器表面上进行砑光的暗纹装饰,多是简单的几何纹组织,也很
有自己的特点。战国时代的装饰图案,在青铜器、金银错器、漆器、玉器和
陶器上,流行着一种共同的纹样构成的方式,即连续的带状不断缭绕回旋,
前后重叠变化,其上附以小圆涡形,充分发挥虚实对比的效果及曲线的方向
感、运动感。其取材有龙、有蛇、有凤、有云,有单纯的带形,或演变成纯
粹的图案构成。处理方法也因制作材料、技术条件及装饰部位而有所不同。
但此一构成方式是战国时代的特色。


第六节商周时代美术的重要成就

(一)题材的选择以自然界的动物为多,或是真实地,或是幻想的。殷
代表现的“人”的形象似是奴隶的身分。战国时代的较复杂的生活场面:战
斗、狩猎、宴饮等出现,是中国美术中第一次直接反映了现实社会生活。战
国时代美术中较完整的写实的人的形象,也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美术中除了
表现崇拜自然的思想和神话外,也直接表现人的社会活动。

美术表现生活的题材,战国时代是一个起点。

(二)在形象处理上,对于个别形象是首先抓住总的神态及外形上的主
要特征,加以极有概括力的质朴的处理,并大胆地运用夸张的手法,有一定
程度的装饰性。

战国时代绘画作品中描写战争、狩猎等场面,是通过大的动作姿态和横
列的空间关系来表现的。表现两个事物之间的对立或斗争的简单构图也是战
国绘画作品中的表现方式。

个别作品神态刻划入微。

一般作品的技法单纯古拙,在表现物象的同时也能表达相当程度的主观
情感。

(三)在装饰美术及工艺方面,殷周时代开始了中国工艺的优良传统。
青铜器的造型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及艺术发展中,居于显要的地位,而成为
古代文化的标志。殷周时代工艺美术的长时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些规律性
的装饰手法,例如:造型与装饰的统一效果;纹样组织的对比统一效果;以
及造型、装饰与实用相结合等等。

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金银错、铜镜、玉石、漆工艺等,在中国美术史上
也占有不朽的地位。


第二章秦汉三国时代的美术

第一节概况

一、秦王政征服了六国之后,在公元前二二一年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
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他采取了一系列加强这个政权的严厉政策:
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废分封,置郡县,徙六国贵族豪
富十二万户于咸阳,销兵器,禁私学,集中全国图书,制定严酷的法律,修
长城等等。秦王政推行暴政,以致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
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

刘邦窃取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在公元前二○六年建立了西汉政权(公
元前二○六—公元八年)。刘邦史称汉高祖。汉初实行的恢复农业生产的措
施(减免田税、奖励军人回乡生产、解放奴婢等),收到很大的效果。农业
技术也大大提高(耧车下种、代田轮耕法、兴修沟渠水利、推广牛耕等)。
商业虽在汉初贱商政策的排斥下,但尚保持自己的雄厚力量,最后商人仍取
得了代政府管理财政和盐铁的专卖地位。作为商业的基础的手工业,比农业
生产使用更多的奴隶。开矿、冶铁煮盐、纺织等生产,都有相当规模。西汉
经济的发展,虽然在中期收到社会经济繁荣的效果,但土地兼并和无限度的
压榨,造成两极分化,最后引起了社会的危机,以至西汉末年,不得不考虑
限制贵族、地主占有土地和奴婢数量的方案。公元八年,王莽夺取汉朝政权,
改国号曰“新”。

西汉皇室的一支、大地主刘秀利用“绿林”和“赤眉”农民起义,在公
元二五年又恢复了汉朝的统治,史称东汉(公元二五—二二○年)。刘秀被
称为“光武帝”。

刘秀和东汉初年的统治者恢复西汉初年减轻田税的政策,又下令解放奴
婢,实行军士屯田,并采取以官田分给或租佃给农民等一系列刺激农业生产
的措施。因而东汉时代,继西汉之后,进一步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东汉后半期,统治阶级腐败,造成了政治上的极端混乱,加速了社会经
济基础的破坏,促使社会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尖锐。从公元一○九年起,农民
起义,此起彼伏,最后引起公元一八四年以“黄巾军”为中心的有组织有准
备的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

黄巾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了,然而东汉政权也随之而崩溃。地方的地主武
装进行割据,陷于混战。凡能够采取一定的开明措施、鼓励生产并安定人民
生活的,就掌握了较大的力量,从而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三
国时期恢复经济的措施是有成效的,尤其蜀、吴两国在开发西南和东南一带
起了一定的作用。

东汉的政权在公元二二○年为曹操的儿子曹丕所夺,改称“魏”。其后
政权又落入司马氏一家手中,司马炎在公元二六五年自立为帝,国号“晋”,
并先后灭了蜀和吴,结束了三国分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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